阮金山：1986-2006年期間越南的儒教研究現狀與問題

1986-2006年期間

越南的儒教研究現狀與問題

[越]阮金山

20世紀是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發生極其重大變化的時期。其中，作為亞洲許多國家的精神面貌，儒教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甚至，其變化幾乎甚於中國先秦至秦漢時期。

越南是受到儒教長達千年之久的深刻和全面影響的國家。東亞國家在20世紀所面臨的問題也正是越南所面臨的問題。跨入21世紀，中國和儒教國家就20世紀的儒教及其研究情況進行了回顧和總結，也就是對過去的遺產，對過去風風雨雨的一百年進行回顧和總結，為今後的發展做好準備。在越南，截至本文章發表為止，沒有任何研究專案就過去一百年越南的儒教思想及其研究情況進行過總結、回顧和綜述。顯而易見，這十分不利於確定越南今後研究儒教的發展方向。

我們認為，回顧20世紀越南的儒教現狀和儒教研究情況，應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20世紀，儒教如何存在於越南？第二，回顧越南人在20世紀在越南取得的儒教研究成就。第三，越南人在世界上的儒教研究成就。第四，外國人關於越南儒教的研究成就。在本文章裏，作者僅把研究重點在於把越南人在1986-2006二十年來在越南開展儒教研究的情況做介紹和評價。在此，作者只涉及上面所列的第二方面的一部分。至於其他方面，由於資料有限，目前我們還不能進行的。不過，由於工作本身的要求，評估某階段的現狀不得不顧及以往階段的情況。因此，在本文章裏，我們將簡要地介紹1919-1985年期間越南的儒教研究成就和方向。

1919-1985年期間越南的儒教研究概況

我們將1919年定為標誌，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即：傳統儒教時期和以儒教為研究物件，並將儒教看作是一種現代的人文與社科學科來研究的時期。之所以把1919年確定為劃分標誌，是因為當年是越南傳統儒學科舉制度舉行最後一次考試的一年。其實，在此之前，自從法國人加大對殖民地的開發力度，開辦法越學校，培訓新公務員，傳播近代西學之後，越南的傳統儒學就逐漸地被埋沒了。但是，1919年仍然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標誌著曾經在越南存在近1000年的科舉制度正式結束。我們選擇的第二個標誌是1985年。因為這是越南學術封閉、停滯、困難的時期結束的一年。此後一年，即1986年，越南著手實行革新開放，全面革新，為儒學研究營造了便利環境，使其進入了質變化的新時期。

在1919-1985年期間，我們又分成幾個小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19年至1954年。從歷史角度上講，1945年的8月革命是十分重要的里程碑。但取得獨立後，越南又要進行長達9年的抗法戰爭。在抗法戰爭時期，越南儒教研究與前階段相比幾乎沒有真正的差別，所以我們把1919-1954年期間確定為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1955-1975年階段。在這個階段，越南的儒教研究分成北越派和南越派，兩者關於儒教的研究觀點和成就大不相同。第三個階段是越南實現國家統一後的1976-1985年階段。

在1919-1954年階段，越南的儒教研究流派較多，且卓有成效。在這個時期裏，越南社會的歐化呼聲比較強烈。儒學教育和科舉制度被取消。儒家失去了社會地位。以儒教為思想的政治力量失去了社會地位和社會控制權，最終於1945年被推翻。拉丁化的越南文字取代了漢字和喃字。儒教文化傳統逐漸淡化，並面臨存在或不存在的危機。基本上，可以把這時期越南思想運動和儒教研究分為兩個流派：傳統派和革新派（不是反傳統）。然而這兩派的發展不是很強大，彼此之間未曾發生過嚴重的對立。甚至，傳統派的論者也認識到，儒教已經過時了，他們沒有恢復儒學對社會影響的意圖，不過他們要向新一代的知識分子肯定，儒教並不是廢物，儒教還是能為我們給予許多啟發的精神價值象徵。他們以懷古的、感歎和遺憾而不力的態度來宣傳儒學。與此同時，他們也公開承認傳統儒學的腐敗、落後等方面。革新派的論者雖然對儒教做出批判，不過這種批判不嚴格且沒有全盤否定，這沒有象中國五四運動所認為儒教是阻礙社會和人類的發展而要清除的精神遺產（實際上，儒教已不是社會的阻力，因此它也不是人們所要取消的物件了）。革新者對儒教的批判主要是在社會、政治、風俗和禮教等方面，可是他們也肯定儒教在個人道德修養、社會太平理想方面的永恆價值。

傳統派的代表主要是舊學的儒士，他們成長於過去社會的儒學科舉制度。與前一代儒者不同，他們對儒學的討論是以士大夫的自任精神和擔任社會文化的使命為宗旨之自由學術活動，而不是以培訓考試的學生和服務科舉學習的方式為目的。另外，既有儒學知識又有西學知識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也以對民族文化的濃厚感情來討論儒學，這體現了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獨特見解。儒學教育和科舉制度雖然已經消失，但一些人仍然積極編纂教授漢語和儒家倫理的教科書。這種教科書給兒童傳輸倫理知識，供人們自己學習和研究。這種書籍出版了數十部，有的是漢-越（拉丁化）雙語書。進入20世紀，黎文語公佈了許多用漢字書寫的儒家經典研究報告和文章。他的儒學作品，在本質上，與傳統儒家沒有很大的區別。這是儒學科舉制度結束以後最突出的漢字儒學活動。

1928年，陳仲金撰寫《儒教》一書。這乃當時最系統性地向越南讀者介紹儒教知識的讀物，成為了20世紀越南所有儒教研究家必讀的重要參考資料。陳仲金編寫《儒教》，意在弘揚儒教的美好價值，引起了讀者對逐漸被人淡忘的寶貴精神遺產的注意力。陳仲金因而成為了這個時期儒教研究傳統派的先驅者。繼陳仲金之後，越南著名的儒學科榜、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潘佩珠撰寫了《孔學燈》一書，闡述自己對孔子的《論語》、《中庸》、《大學》等著作的義理的見解，從而激勵年輕人修身立業，肩負救國救民的使命。潘佩珠弘揚孔教在立志、道德修養、社會責任等方面的積極價值。他將孔教比作一座寶燈，並號召青年在這座寶燈的照耀下學習和行動。潘佩珠另外還寫了一本專門介紹《易經》、並富有經學色彩的書。潘佩珠的上述兩部著作體現了他對儒家經典和儒家思想的許多新的認識。在這個時期裏，梁文幹也把《論語》譯成越語，並加以注解。阮克孝則翻譯了《大學》。

20世紀30年代，儒學研究比較盛行。吳必素寫了《批評陳仲金儒教》的文章，對陳仲金收集、篩選資料和研究的方法以及他的作品的一些不足予以強烈的批判。不過，無論如何，《儒教》仍然是支持和闡明陳仲金對儒教的主張的作品。此時，楊伯濯、杜兼善、鴻銘、阮有進、阮敦伏、阮文殿、阮文當、段如奎等人也繼續把四書五經譯成越語，並加以評論和注解。三教會與孔學會就在這個時期裏應運而生，並積極編纂和出版關於儒家思想和儒家經典的書籍。

20世紀40年代還見證了陶征一、寶琴、黎文槐、阮仲陽、讓宋、潘匡、陳廷朔等的儒家研究成就。

總之，在這一階段支持和弘揚儒家思想的，主要是儒學界人士。他們對儒教的研究活動主要是翻譯和傳播儒家經典，撰寫簡介儒家思想的書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黎文語、陳仲金和潘佩珠的研究專案。

關於革新派：在陳仲金的儒教研究專案於1928年發表後，潘奎寫了大量文章，對其進行爭論和批判。在陳仲金的儒教研究項目發表之前，潘奎已經發表了幾篇批評儒教的文章，不過與陳仲金商榷的幾篇文章才是最突出地體現潘奎對儒教的態度。潘奎對儒教批評的文章較多，但是他主要針對陳仲金在著作所使用的一些詞語、範疇，有時也談到儒教在政治社會方面的缺陷，不過他並沒有針對儒教的核心來批判。若干西學知識分子也批判儒教，並指出，越南應選擇的就是學習西方文明，只繼承孔教在道德修養、愛好和平和尊重個人等方面。

借用文學作品的內容來強烈批判儒教的還有一靈、慨興、南高、武仲奉、吳必素等文學作家。他們雖然沒有對儒教進行直接的批判，但卻對儒教在社會生活中的表現進行了比較強烈的批判，特別是儒教在農村社會的生活及其對個人自由的約束和社會平等的壓制。

傳統派和革新派之間的分界線極其模糊。實際上，越南並不像20世紀的中國那樣，真正形成針鋒相對的傳統派和反傳統派。支持者並沒有極力地支持，批判者也沒有激烈和全面地批判。連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儒家文化的一些好處。

另一個流派的提倡者是陶維英。他不像傳統派那樣支持儒教，也不像革新派那樣批判儒教。他採用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撰寫《孔教批評小論》。他努力用客觀研究法指出儒教在歷史中存在的理由及其變化。與此同時，他主張篩選性地繼承儒教的精華之處。陶維英關於越南歷史的研究專案，尤其是《越南文化大綱》，對越南的儒教研究事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1955-1975年階段：在越南北方，儒教研究成就微不足道。在雜誌上發表的涉及儒教的文章寥寥可數。民族歷史、文學歷史和思想歷史等研究專案中涉及儒教的部分只不過是很小的章節，且都帶有批判性質。他們本著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階級觀點對儒教進行批判，把儒教與老朽的封建思想混為一談。這個時期對儒教的批判富有政治色彩。階級觀點和階級鬥爭在相關文章和報告裏體現得比較突出。代表性的是陳文由撰寫的《從19世紀到八月革命越南思想的發展》一書。曾經從事儒教研究的，如：陶維英、高春輝、吳必素、陳文由等，都轉向考究語言、漢喃等問題，或編纂詞典，或有研究專案，但不在此時發表。

越南南方則與北方不同，儒教研究專案較多。曾經發表儒教文章或報告的繼續撰文。另外，還出現了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的新的儒教研究專案。研究專案最多的有阮維勤，阮登熟，阮獻黎、金定、阮文壽、段忠昆、陶征一等。在越南南方，民族問題比較突出。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把傳播傳統文化視為提高民族意識，維護民族特色的手段。另外，良好的學術氛圍也為古學研究家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研究和公佈研究成果環境。當時的西貢文科大學是儒教研究基地。上述學者幾乎都在該基地執教或參與儒教研究。當時的研究專案既著重向越南人介紹世界上的儒教研究成就，又繼續把儒家經典譯成越語。他們把儒教放在三教和民族傳統文化的整體裏來看待。至於儒教，他們大都把研究重點放在孔學和原始的儒教，而忽略了後期的儒教。至於越南儒教，他們主要談論越南儒教的總體精神和氣概，並帶有領會和評價的色彩，而不去進行具體的研究，尤其是研究儒教對越南的影響。談論儒教和越南儒教最多的是金定。他撰著的《孔門》像是闡述對孔教的態度的一份宣言，勝過一份研究報告。他的《人主》、《人本》、《時字》、《人靈宇宙》等文是針對具體問題的專題報告，提出了許多有趣的見解，頗具啟發性。他對孔教的積極性予以充分的肯定，並持有獨立的觀點，而不像當時世界上比較流行的牽強和富有政治色彩的其他許多儒教研究專案。金定的《越儒機構》、《越哲入門》、《越哲根底》等著作主要涉及與中國儒教有許多不同之處的越南儒教。不過，金定的講解也有許多極端之處，論點的說服力不強。無論如何，金定還是1955-1975年期間越南儒教研究項目最多、影響力最大的越南儒學家。1955-1975年期間，越南南方的儒教研究專案更加注重了儒學的自身運動和學術的內在發展，不受到決定論觀點的支配。不過，這些研究項目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常被民族和傳統文化的濃厚情感所欺壓。另外，這些研究專案也缺乏資料來源及具體的考察和證明。

1976-1985年階段：這是越南實現國家統一後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階段，也是越南社會經濟面臨巨大困難和挑戰的階段。這個時期的儒教研究沒有多大的進步。儒教仍被視為腐朽、保守、落後的封建思想。不管是從民族主義角度或階級觀點或發展觀或社會經濟觀看，人們都只看到一個消極、落後和反動的儒教。雖然不爆發像中國那樣強烈的文革十年，但剷除儒教，使之從群眾精神生活中消失的意圖，實際上，是存在的。持有其他觀點的卻不能發表和發言。一些思想歷史研討會曾經在哲學院等單位舉行，但會上發表的報告要等到1986年之後才向社會公佈。當時，陳廷厚等人也發表文章，提出自己比較獨立的觀點，但很久以後，這些文章才得以公佈。

1986-2006年階段越南的儒教研究情況

從1986年起，越南開始實行革新開放，革新思維，使人文社科研究和儒教研究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一）儒教研究基地、言論機關、研究組織、研究隊伍和研究專案數量。

目前，越南沒有專門研究儒教的機構或組織。三教會與孔學研究總會早已解散並停止運作。現在，擁有儒教研究隊伍和儒教研究專案的基地包括國家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河內國家大學下屬的人文與社科大學、漢喃研究院。另外，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下屬的人文與社科大學和胡志明國家政治學院也有少數學者從事儒教研究。發表儒教研究報告和文章較多的言論機關有《哲學雜誌》、《漢喃研究雜誌》。與此同時，《文化藝術研究雜誌》、《社會學雜誌》、《歷史研究雜誌》和《中國研究雜誌》等也發表過儒教研究報告和文章。河內和胡志明市的人文與社科大學至今仍然設有儒教課程，講授儒教學說和儒教經典。這兩所大學的漢喃、東方學和哲學等專業仍然講授儒家經典，並有儒教教程。

以前的儒教研究是個人投其所好地進行。但在這個時期裏，一些儒教研究專案已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其中的一些研究項目是儒教研究課題的結果和國內外學術報告會的紀要。

這是儒教研究專案、學術報告會及其紀要、論文、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越南古文譯版、外國儒教研究著作譯版、再版的研究報告等的數量最多的時期。在1986-2006年階段出版的專門或部分涉及儒教的書籍和論文多達228個。在雜誌、報告會紀要上發表的儒教研究報告和文章有400個以上。跟儒教有關的，還有數以百計的博士、碩士、學士論文和尚未公佈的研究專案。

（二）主要的研究方嚮。用越語解釋儒家經典。代表人物是光淡、武挑、黎文館、潘文閣、黃俊、黎志涉、阮尊顏、武俊英、阮大鵬、裴邊和、段文通、阮友良等。其研究內容主要針對《易經》。

研究討論儒教和東方思想的總體問題：包括獨立的研究、翻譯、評價世界上的儒教研究專案。代表人物有高春輝、陳廷厚、張正、阮維馨、阮才書、武挑、何促明等人。

翻譯並出版越南儒家用漢字和喃字撰寫的數十部經學和儒學作品。這都是黎貴敦、吳時任、吳時士、阮文超、范阮悠、裴楊曆、裴輝碧、潘輝注、阮德達、字德等人的作品。這些作品的翻譯與出版主要由漢喃研究院的學者負責。服務物件為從事儒教研究但不懂漢字的越南人和外國人。這些工作類似於中國學者對古漢作品作注釋和注解。

深入研究越南傳統的儒學教育和科舉制度。其代表作是吳德壽主編的《1075-1919期間的越南科榜》、阮世龍的《越南儒學，教育和考試》、阮光勝的《越南科舉與教育-越南教育事件略考》以及阮文盛、阮友未、丁克淳、丁清孝等的作品。這些作品為研究儒教在越南的侵入、傳播和運行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和依據。

把儒教和越南儒教放在越南歷史、思想歷史、哲學歷史、文化歷史、文學歷史、法律歷史、宗教歷史、社會歷史、教育歷史等的總體中來研究。儒教是構成越南傳統社會和精神生活面貌的一部分。因此，當研究越南傳統歷史的任何方面時，不得不在不同的程度上研究儒教。涉及儒教的深淺、濃淡取決於不同的研究領域，也取決於研究者的能力、水準和知識。在上述歷史著作當中，由越南哲學院學者編纂的《越南思想歷史》和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學者編纂的《越南文學歷史》是最深入、最全面地涵蓋儒教和越南儒教的研究專案。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儒教思想是越南思想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研究越南儒學的資料來源，體現在至今仍然保留下來的大量詩文作品中。

從文化學角度研究儒教：最具代表性的是陳國旺、潘玉、陳玉添的研究專案。這些項目將儒教視為越南文化的組成部分，是構成越南文化特色的因素。有的學者則著重研究涉及儒教的區域文化和地方文化，如：高自清的《嘉定的儒教》、丁嘉慶的《越南文化區域》等。

針對不同的問題、流派和作家，研究儒教對越南文學的影響。這類研究專案達數十個，如：陳廷厚、丁嘉慶、陳玉王、裴維新、芳榴、陳儒辰、黎志勇、陳氏冰青、阮金山等的研究專案。這是最近幾十年研究成就比較突出的領域。

針對儒士界的研究：大力研究儒士界，且最具影響力的乃陳廷厚。接著是陳玉王、潘大尹、阮金山和譚文志。

最近20年深入、直接地研究儒教，並體現越南儒教研究的新的較為突出的成就的研究專案為數不多，分別是陳廷厚的《從現代到傳統》、潘玉的《越南文化本色》、武挑的《儒教與發展》、潘大尹主編的《關於越南儒教的若干問題》。此外，還有彙集專家學者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與胡志明市人文與社科大學於1995和1999年聯合主辦的越南儒教報告會上發表的報告的專刊、越南漢喃研究院與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聯合主辦的越南儒教報告會的紀要。該紀要於2006年出版。下面，本文章將摘要介紹其中的代表性專案。

（三）代表性研究專案

在這個時期的儒教和越南儒教研究方面，成就最突出、影響力最大的是陳廷厚（1926-1995）。他是河內綜合大學（即河內人文與社科大學）的教授。他的儒教研究作品眾多，最具代表性的是《從現代到傳統》、《東方思想演講集》、《儒教與中近代的越南文學》等。另外，他還發表了數以百計的涉及古學和儒教的文章。陳廷厚最值得注意的儒教研究作品是《從現代到傳統》。在該書首次亮相（1992年出版、1994年再版）的時候，他對儒教和越南儒教的見解具有獨創性和高超的科學本領。該書名副其實地體現了科學地繼承和發揚傳統精神遺產的觀點。陳廷厚不止一次強烈地肯定了儒教在越南社會和人民生活中難以否認的普遍流行及其深刻影響。他在這個研究項目中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提出了他認為適合於研究儒教等特殊性強的學術的思路、觀點和研究方法，而不是照搬馬列主義固有的原理或任何其他學說。他特別注意研究儒教在實際生活中的影響以及儒教在實踐中的自身運行，闡述經典中儒教和實踐中儒教的區別。陳廷厚還就使儒教在東亞國家長久運行和存在的社會、經濟、思想基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見解。那麼，何是儒教的核心所在？它如何在各個歷史時期運作？在這方面，他的看法和見解克服了當時比較流行的決定論觀點所存在的研究方法死板、極端、淺近等不足之處。可見，陳廷厚在這方面的理論和實踐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值得一提的是，在越南與外界學術交往甚少的這個時期裏，陳廷厚的看法和見解竟然跟當時東亞和歐美國家許多儒學家的看法和見解不約而同。第二，陳廷厚對儒教社會觀裏面的官僚體制、儒士界、擴大式家庭，對儒教在歷史實踐中的長處、短處等，進行了比較詳細和頗具說服力的講解。他還提出了對曾經在儒教國家和越南儒教生活中存在和具有影響力的儒家進行分類的科學手段。陳廷厚關於儒士界的研究更具體、更深刻地體現在他的《儒教與中近代的越南文學》一書。第三，這是越南最深入的儒教研究專案。他認為，村-族結構（而不光是鄉村，也不只是家族，而是鄉村與家族之間的聯合）的社會、經濟、文化等特點正是形成越南儒教與中國儒教實際上的區別的來源。他也強調了越南在接受和運用儒教方面的實踐、實用、省略和簡化等特點。遺憾的是，在這本重要的材料裏面，有較多的地方，作者所涉及的只是大綱性的或意向性的，而沒有更加深入地去研究和分析。

我們下面介紹的是潘玉。潘玉不像陳廷厚那樣發表直接涉及儒教的學術報告，而從語言學家到文化學家的角度去研究儒教。他有不少著名的越南文化研究專案。其中，大量涉及越南儒教的是《越南文化本色》一書。這是關於越南文化本色的一部大作，雖然不肯定，儒教是越南文化的核心，但他指出，儒教在越南文化中普遍流行，並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為造就越南文化本色做出了貢獻。“越南文化的痕跡，沒有一個不含有被認為是帶有儒教性質的內涵，不管它是文化、政治還是風俗、禮儀、藝術、信仰。也沒有一個不受儒教影響的越南人，不管他是如何反對儒教”。因此，這本書騰出最大的篇幅談及儒教，從第六到第九章都談論儒教和越南儒教。其中，第六章專門談及孔教及其在新時代的問題。潘玉認為，人們曾經在很長的時間裏對孔學產生了誤解。如今，已到改變這種誤解的時候了。潘玉表示，人們對孔學的誤解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誤以為孔子不顧及富民之策，只顧在貧窮中修身，安分守己。第二，誤以為孔子支持專制體制。第三，誤以為孔子支持侵略他國的政策。第四，誤以為孔教被視為一種國教，唯我獨尊。第五，誤以為孔子輕視婦女。對上述誤解的糾正無疑是對孔教的一種肯定和新的認識。與此同時，潘玉還指出了儒教的一些不足之處。

在潘玉所研究和談論的儒教問題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越南儒教的研究。他肯定越南儒教作為一個實體的存在，並指出，它是文化折射的產物。因此，他把“越南儒教-一種折射”定為越南儒教研究部分的標題。

在分析和概括他認為是中國儒教的核心和不變所在之後，潘玉解釋了其對越南文化的折射作用。他認為，儒教在越南歷史和越南人意識中的折射體現在四個方面：越南祖國、越南鄉村、與中國的關係和東南亞文化基層。他說，就在這種環境中，儒教發生了一些變化，並被折射。所有的這些變化最終組成了一個所謂越南儒教的實體。潘玉的看法比較科學，並在某個程度上認清了越南儒教的特色。它不是某些範疇或觀念的偏重，而是實際上有系統性的變化。不過，他過分強調了“祖國論”問題，認為它是折射過程中的首要問題，就有點牽強了。值得注意的是潘玉關於儒教折射是在鄉村環境中發生的看法。他強調了鄉村問題（與陳廷厚提出的村族關係的看法不同）。潘玉的研究方法雖然還有很多要進一步討論的地方，但它是值得認可的探索和研究。

談論儒教較多的還有武挑。他的儒教研究專案有《今昔儒教》（主編）、《儒教及其在越南的發展》、《儒家與家庭》、《越南文獻》等。論涉及儒教的篇幅和字數，武挑名列前茅，研究成就突出。他是調整對儒教的看法，並對儒教持開放態度的先驅者。武挑對世界上儒教研究的新動態十分敏感。不過，他的著作在談及每個具體問題時卻缺乏了深入和針對性。武挑的《儒教與發展》是重要的儒教研究項目。這本書長200多頁，談及往事，重新評估孔子業績，並回顧亞洲國家的儒教情況。在該書的最後部分，武挑談到了儒教在今日越南革新事業中的作用。在該書出版的1997年，武挑關於儒教在當代越南社會的繼承的意見是比較正統和調和折中的。

最吸引越南和外國專家學者，且富有成效的儒教研討會乃越南與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聯合舉辦的儒教問題國際研討會。這五次研討會收集到了數百篇報告和文章，其中，有不少的是中國和歐美國家學者撰著的。專家學者在研討會上發表了豐富多彩的看法，給越南儒教研究環境帶來了新的空氣。研討會產生了許多新的東西。一些新的認識和看法得到了認可。歷次研討會最大的貢獻是激起了越南前幾十年一直比較低落的儒教研究熱情，為越南學者加強與國際同仁的交流搭建了很好的平臺。

不過，經過5次研討會可以看到，在會上發表的數百篇文章和報告當中，有很多的確實革新了思維，研究觀點和研究方法，但同時也有較多的落後於國際總體研究水準。許多觀點革新得十分緩慢。很少出現新的研究面孔。所關注研究的問題比較分散。報告和文章數量雖多，但未能使越南儒教研究工作中的一些基本環節發生變化或促其發展。儒教的研究方法、儒學的核心、越南儒教特色、儒教與現在和未來的越南社會和越南人等重要問題雖然得到了關注，體現在各次研討會的主題當中，但實際上尚未成為相關報告和文章重點研究的課題。

（四）1986-2006年階段儒教研究的特點。

在這個階段公佈和出版的儒教研究項目當中，有大量的是前幾年，甚至幾十年完成，但到這個階段才得以公佈或再次出版的。隨著革新開放、革新思想的進一步深化，儒教的研究觀點和方法也更加開放。以前屬於嚴禁之類的書籍和文章如今均得以公佈。與此同時，隨著出版業的順利發展及其社會化力度的加大，有更多的研究專案能與讀者見面。其中，有的是彙集專家學者在長時間內撰寫的文章，以及前期、後期撰寫的文章。這些資料在研究方法、觀點、評估、資料條件等方面，基本上，與前階段沒有太大的差別。例如：早已完成，但到1993年才出版的由阮才書主編的《越南思想歷史》（第一級）、越南哲學院彙集多年前舉辦的一個研討會的報告而成的《儒教在越南》、光淡的《今昔儒教》、武挑主編的《今昔儒教》、高春輝的《起於東方思想的參照觀點》、陳廷厚的《東方思想演講集》等。

這個時期的儒教研究項目總體上展示了革新思維的精神，重新評估了曾經受到偏見的許多問題，如：儒教以前曾經被認為是腐朽，與封建思想同出一轍。這時期看待儒教的態度不再是以前那麼徹底和簡單的否定。不過，這是革新、調整，而不是反思。學術界看到了新的東西，但新舊交雜。新提出的觀點，特別是關於儒教的積極和長久價值的觀點被人們很自然地、毫無爭論地接受。而以前，相反的觀點也是這樣被人們所接受的。許多人過去對儒教十分反感，對其進行了嚴厲的攻擊和批判，如今他們的看法也發生了許多變化。陳文由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帶有東亞儒教時事性的許多問題被提了出來，比如：儒教問題與全球倫理、儒教與現代化的自由民主、儒教與發展、儒教與家庭道德問題、儒教與構建和諧社會和共同發展等。武挑、阮才書、潘文閣的許多文章和研究項目都涉及了上述問題。這是學術界對儒教的認識的重大轉變。他們更多地談到了繼承儒教的美好價值和積極價值，而不像以前那樣偏於批判和蔑視儒教。儒教的研究和討論因而更具國際性、時代性和時事性。不過，這種革新的表現比較零星和分散，尚未出現具有標誌性的能改變整體研究局面的大型研究專案。

這個時期的研究專案增多，研究方向和觀點也豐富多樣 。最重要的是研究專案的學術性明顯增強。越南儒教的研究，不管是經典中的儒教還是社會生活實踐中的儒教，都更加深入、詳細和有針對性。

此階段的研究項目發生了積極的轉變，研究方法等方面逐步與國際接軌。儒教研究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得到擴大，有的研究項目初步把越南儒教與地區其他國家的儒教作比較。

一些文章在比較充分瞭解過去和近現代時期的越南儒教的基礎上對未來儒教的發展方向進行了分析和判斷，並提出了繼承儒教積極價值的具體的方案和建議。

此階段越南儒教研究的不足之處是研究方向尚未集中，缺乏具有突破性的新鮮的大型研究項目。儒教研究工作經歷了幾十年的革新，但研究專案的數量和品質尚未盡如人意。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研究家之間的新老間隔較大。不少人過去由於某些原因沒有撰文的條件，到這個階段有了撰文條件，但年事已高，工作勁有所衰減。年輕研究人員隊伍的培訓在20世紀70、80年代沒有得到重視，因此，到這個階段，越南還沒有真正建成一批深入研究儒教的專業研究人員隊伍。在與外部隔絕一段時間後，研究方法、觀點和資料等方面改進緩慢。即使適當地投入和組織，越南也需要較長的時間才可以建成一批合格的研究人員隊伍。

越南的儒教研究，一般來講，仍然跟不上生活的要求，跟不上建造文化、人格和新文化生活的要求。目前，文化再生正在社會生活中自發性地發生。儒教研究在鼓勵領導階層和全社會繼承儒教的積極價值，並將之運用到實踐生活中發揮的導向性作用尚未明顯。

越南儒教和儒教研究界面臨的問題

回顧越南在過去一百年裏研究儒教的歷程，可以看到，儒教在越南的發展與越南民族在各個時期的發展密切相關。研究儒教的方向和觀點豐富多樣，但歸納起來，不外於：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民族與人類、相同與差別等問題，這與東亞國家的儒教研究情況基本相同。但不同的是，在越南並沒有出現各種流派之間針鋒相對的情況。幾乎沒有大規模的學術爭辯來否定或革新或現代轉化和探索。越南不像東亞國家和其他東南亞國家那樣出現被看作是新儒家的學者和思想家。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民族救亡的過大壓力，具有越南特殊性的融入國際和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大大影響了思想和文化本身的否定思想來向前發展的道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在文化方面很少有條件來深入研究、對話、探索，來發展文化和思想。因此，直到現在，關於偉大遺產的儒教，越南的研究工作幾乎仍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越南，儒教和越南儒教的研究正面臨一個大的問題，即：為何在受到儒教千年之久的深刻影響、儒教的存在體現在社會生活中的所有領域，且都得到了普遍肯定的國家，其儒教研究成就卻如此甚少，未相稱於研究物件和實踐的需求？因此，研究界要繼續再接再厲，弄清研究的需求和研究工作的本質，使領導階層和民眾認識到研究儒教的必要性。越南20年來的儒教研究確實比20世紀70、80年代富有成效，但與需求和物件相比，仍有很大的距離，甚至遙遠。除了陳廷厚、潘玉、武挑、阮才書等人屈指可數的著作以外，人們知道比較多的還是陳仲金、潘佩珠在20世紀初撰著的、和金定在20世紀60、70年代撰著的大作。因此，培訓專業水準高的儒教研究人員隊伍刻不容緩。這是推動越南儒教研究發展的重要條件。

相關資料應儘快實現國際化、數位化，並大力推廣，讓國內外學者隨時隨地都能查詢得到。這是實現越南儒教研究國際化的先決條件。

繼續革新思維、革新觀念、革新研究方法迫在眉睫。應合理、科學、有組織性和針對性地組織研究工作，旨在聚集國內外專家學者，共同研究解決越南儒教研究中的戰略性問題。加強與國際專家學者，特別是東亞國家的專家學者的研究合作，意義重大，既能使國際學者更加瞭解越南，又能使越南學者有更多機會與國際同仁進行交流。已到越南研究人員隊伍奮發圖強，與各國學者一道，努力解決地區和世界儒教研究界共同面臨的問題的時候了。

應舉辦更多的開放的研討會和對話會，讓專家學者能充分闡述自己的研究觀點和方法。越南人應樹立對話，並接受異議的習慣。應設立儒教的專門研究機構和言論機關。目前，河內人文與社科大學正醞釀成立孔子研究院的計畫。這是當前十分必要的舉措。這個學術基地將是彙集專家學者的重要場所，必將推動越南儒教研究朝著更深入、更專業的方向發展。

研究歸根到底是為實踐服務。目前出現了許多關於儒教的好構想和評價，但若只停步於此，那還遠遠不夠。儒教的積極價值應繼續得以深入研究和弄清，不管是在思想理論上，還是在實際考察上。實踐證明，政治力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

應在越南大力宣傳和介紹世界上的儒教研究成就，以便增進越南研究家的瞭解。繼續翻譯和出版中國、韓國、日本等國著名儒學家的作品。儒學交流不僅是儒學家在過去要辦的事情，而且還是現在和未來要辦的事情。應把越南儒教研究項目翻譯成普遍流行的語言，以便向國外介紹和推廣。

為此，越南需要更多的既滿懷傳統儒學家兢兢業業的高尚品德，又有先進的研究方法的知識分子。我想，這也是中國和其他國家同仁的共同心願和責任。幫助越南，與越南一道，共同努力推動越南的儒教和儒教研究，也是亞洲和世界上學者的職責。缺乏對越南儒教的認識和瞭解，從任何角度看，都是對儒教這種內涵豐富和十分寶貴的精神遺產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損害。

作者單位：越南河内國家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一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此次推送略去注釋。引用請依據原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