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社会学名著导读课”我关于韦伯《儒教与道教》的课堂展示讲稿，原稿一万两千多字，因为我的讲演时间只有15-20分钟，所以一再精简，删至五千多字。附上讲演过程中的ppt供参考，展示过程和结束之后结合文本与现实我们深入讨论了很多问题。有时间再整理一下。我们主要从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出发解析传统中国的文化、经济与社会。这是我们五个人展示的侧重点，我主要是对全书进行一个梳理，主要讲五个部分，我会对韦伯庞杂的论述进行一个再整合。首先简单看一下本书的写作背景、回应的核心问题、篇章安排与理论方法预设。在韦伯整个关于基督教以外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他回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基督教以外的文化圈，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式的资本主义？韦伯将其研究锚定在“宗教的经济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将着眼点放诸于宗教和社会的其他层面、理念与利益（包括精神与物质）在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上究竟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在种种互动关系下，呈现出怎样的理性内涵。那么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便是：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理性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展开对韦伯关于“中国的宗教”的考察的缕析之前，有必要对韦伯比较宗教社会学的理论预设与认识论及方法论基础进行一个简略的陈述。其一，理论预设。在韦伯那里，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特性有三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这种西方式理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三个最基本的充要条件：现代形式法律体系、现代官僚行政体系与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其二，认识论与方法论预设。韦伯不赞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他认为，并不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与规律，更不存在各式各样的决定论，特别是经济决定论，他主张的是一种多元因果论，他采取的分析方式是一种“心态-行动-机制-结构”的多链条、多因果分析（在本书的篇章安排中，韦伯实际上是以“倒置”的分析方式进行考察的，即从“结构-机制-行动-心态”这一分析链条来进行分析）。因此，在对儒教及异端宗教的伦理内涵进行考察时，我们可以发现，韦伯用了四个章节长篇论述“社会学基础”；此外，韦伯采用的比较研究方法是其一贯坚持的“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关于韦伯的理论预设与方法讨论，接下来三鸽会具体展开。
在韦伯对中国宗教的“社会学基础”的考察中，“家产官僚制”是一条主线，对这条主线用另一种更本土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天地君亲师”这一政治等级秩序与价值规范秩序，我将从这出发进行梳理。（之所以想到这个是因为我大二时候在贵州一户人家中发现家里还供奉着这样一个排位）。“天地-君”这一排位顺序显示了传统中国皇权的“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信仰体系。自汉朝以来，儒家知识分子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将君权阐述为来自“天地”这样的非人格神并受其约束与限制，并且，只有君主才有资格祭祀“天地”，当然，天地并非完全在“君”之上，君也可以根据现世统治的需要去重构“天地”。由此构建了“天人合一”的政治秩序，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通过儒教的“教化”深入到普通民众的思想当中。在这种俗世的政治秩序下，君主的所作所为“天地”皆知晓，“天地”会以祥瑞与异象来对君主进行褒扬或者警戒，一切自然的特殊现象都会与俗世的政治秩序与伦理规范挂钩，作为评判俗世生活的最终标准。在韦伯看来，这种非人格神的信仰使得儒教中国一直与巫术具有亲和性，无法形成基督教上帝那样统纳世间一切的人格神，更无法形成由宗教先知创造的一神教体系。在“天地”这样的非人格神之下，“君-亲”是俗世最为重要的人伦与政治等级关系，这种身份体系形成了一种家国同构、重视忠孝、重视血缘/拟血缘关系与伦理纲常的政治生活秩序，一种“人际关系本位”的俗世伦理一种主导着中国人的生活。“师”放在最后一位，并不代表“师”是最不重要的。相反，儒教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接受“教化”，由此才能构建一个政治稳定、生活和谐的社会。儒家知识分子以传递儒学知识、考取功名、出将入相为己任，构建了儒家知识分子阶层的统治地位，打造了以儒家知识分子阶层为主导的官僚体制。即使爆发起义、外族入侵、王朝更替，只要新王朝想要巩固统治、开万世之太平，“崇儒尊孔”便是必然。由此，在“天地君亲师”这一政治思想的指导下，传统中国建立了一套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政治架构与建立在科举制度之上的士人官僚体制。传统中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与君主权力，对官员的选拔、任用、监督采取了一系列较为严密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使得传统中国的官僚体制更加理性化，使得官僚体系不断向基层渗透，以建立严密有效的行政体系。异地短期赴任的行政官员只能依靠当地的“吏”来处理政务，这就使得地方氏族势力不断壮大。地方的士绅、地主成为重要的中介人员，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基层自治体系，在非灾祸横生的王朝末年成为一种保护型的中介体系，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分散的民众与国家打交道，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众利益。又降低了王朝官僚体系的行政成本，保证了国家税收。这样的社会结构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一种超稳定的社会样态。（西方，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中国，管不了但是我很想管）另一方面而言，这种传统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稳定的政治等级秩序也导致了极为追求稳定与传统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并导致任何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都归于失败，因为这样的改革，短期来看，对于国家、士绅地主、农民的利益都可能带来伤害，因而遭到来自三方的抵制。最重要的是，任何改革都有可能损害士人主导的官僚体系与他们的俸禄体系，损害作为一个身份团体的儒家官绅的利益，动摇传统主义的根基。在韦伯看来，王安石变法便是中国历史上改革因传统主义的阻挠而归于失败的典型一例。
韦伯认为，出现上述这样情况与中国的城乡架构、官方垄断性生产经营、严密的阶层身份等级体制等因素紧密相关。他指出，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一个由武装的市民阶层所形成的政治性誓约团体。相反，中国的城乡之间的氏族纽带从未断裂。中国城市也承担工艺品生产的经济生产功能，但这些生产大多被官方所控制，并为皇室官僚所生产，普通民众仍处于家庭经济的生产范围内。而那些生产者与商人处于“士农工商”社会阶层最末层，并被限制购买土地、考取功名，进入官僚体制。特别是一些生产者，其祖上很多是奴隶、俘虏或有罪之人，其身份是世袭不可变更的。而有限的商人群体则形成了一个氏族与部落工业的样态，往往是家族式经济。并且，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历代君主为了保证农业生产都会对商业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这就导致中国很难形成西方那样的自由工商组织，并形成一套可以信赖的法律基础以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在韦伯看来，中国之所以缺乏这些，乃是由于城市与行会并未拥有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的缘故，而后面这个事实，又可以用上文所说的军队与行政之官僚组织的早熟发展来加以说明。由于抵御游牧民族袭扰与入侵的军事需要、治水以及运输粮草的需要，经济制度的不健全尤其是货币财政的不完善，传统中国一直以向臣民加派徭役与租税为主要的财政措施。土地国有、纳税以义务与徭役义务，长久以来以互为变化的关系并存，以何者为主，则要视国家的货币经济发展程度、国内和平的程度以及官僚机器的可靠程度而定。作为一个农业国家，除了士人阶层以外，在传统中国，最为重要便是农民这一阶层，“士农工商”，农民在人口数量上占绝对多数，在政治身份层面上处于身份等级的第二位，在实际的经济层面上则处于国家财政的第一位。为了维持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国家一直重视保护农民的土地经济利益，社会平均化的倾向是儒家“大同思想”的固有内涵，与家产官僚体制也是相呼应的。在韦伯看来，国家在土地改革上（带有国库财政性格）的种种努力，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理性而大规模的农业经营无法成立，中国农业生产一直是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形式，特别是在人口大量滋生的朝代（人口增长-小农经营的互相影响）。第二，整个农民层对于政府在土地所有与土地利用上的干预，有着深刻的疑虑与反感。只有政府在抑制土地大规模兼并，实施保护农民的政策时才会得到农民的支持，因为这是个反对资本主义式积聚的政策。由此，官绅阶层的特殊性和早熟的家产官僚制政治体系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基本政策——重农抑商、小农经营、精耕细作、以文统兵、和平主义成为传统中国的政策基调。在上述的基础考察之后，韦伯着重分析了传统中国占据主导位置的社会阶层——士人阶层——的相关特性。在韦伯看来，随着中国国家制度的日趋俸禄化，士人原先的精神自主性也就停止发展了，和平主义继而转向了传统主义，传统取代了卡里斯玛。儒家地位的稳固与科举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息息相关，科举制度使得士人发展成为一个互通声气的身份团体。最终，士人阶层主导了国家官僚体制。从长历史时段来看，中国的家产官僚制地位稳固，从来没有被后宫外戚、军队力量、宦官完全颠覆过，中国的家产官僚制也从未受到一个独立自主的教权制的制衡、从未受到不断扩张的封建制度或一个从未得到发展的市民阶层势力的侵扰。在传统中国，在儒教的整合下，祭拜皇天后土以及一些相关的神化英雄和职有专司的神灵都是国家事务，服务于“君权神授”合法性宣示。对现实秩序的执着，使得在官僚体制与超现世（及其地上代表）的势力之间产生了一种极为妥善的整合。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与祖先崇拜和神明信仰以一种糅合的方式服务于现世的生活与个体生命意义的赋予，而不需要到避世的宗教中寻找。任何民间信仰的理性化——成为一个超俗世取向的独立宗教——都无可避免地会构成一股与官僚体系相对对立的势力，引起士人阶层的极力反对，那些温和派则试图将不同的信仰体系进行改造，将之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中，以服务于现世生活。与此同时，那些异端宗教，为了能在君主与士人的围剿下，以非革命的方式持存下来，也需要对自身进行不断地改造，以适应既存的社会伦理规范，维护政治社会稳定，唯有如此，这些异端宗教才能获得统治阶层的肯定，得以生存。虽然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都在从天地与神明那里寻求合法性，但中国从来不存在一个宗教先知所引导的成功的先知革命。这与占据统治位置的儒教官僚阶层的主智主义的理性主义密切相关。这就使得这些异端宗教在教义与实践上变得比儒教更为传统主义。这其中，韦伯着重考察了在中国影响深远的道教这一“异端”宗教。在他看来，道教，因其非教养、非理性的性格，甚至比儒教还更传统主义。道教没有自己的“精神”，它与巫术相结合，以巫术而非生活态度，决定自己的命运。道教与儒教的冲突，一方面是由于学派的不断发展，在教义体系上出现了更大的分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道教对俸禄和权势的竞争触动了士人阶层根本的利益。但是，在传统中国，不管是道教还是佛教，以及其他许多民间宗教信仰，都很难根绝，韦伯认为，这样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作为胜利者的儒教徒本身从来没有认真想要根除一般的巫术或特别是道教的巫术。他们只想要独占官职俸禄。正统与异端在教义和实践上本质的差异，以及儒教所实践的决定性特征，是基于两大根源：一方面，儒教是一种受过典籍教育的官僚体系的身份伦理；另一方面，孝道与特别是是祖先崇拜，被认为是家产制不可或缺的基础而受到维护。只有当以上这些关注受到威胁之时，统治阶层的自卫本能才会对异端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当异端宗教威胁到了“天地君亲师”这一根本伦理秩序时，儒家士人将会毫不留情的对其进行围剿。在这些基础未被异端宗教动摇的前提下，儒教会试图吸收与整合这些异教信仰，使之为俗世的政治稳定与伦理秩序服务。毕竟，在士人阶层的文化教养与普通民众的蒙昧无知之间，仍然需要这些带有巫术信仰色彩的异端宗教来填补。而像道、佛特别是禅宗中对于静修悟道的追求，其实是与儒家对于“道”的追求相契合的，因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只要没有堕入神秘主义的出世禁欲之中，士人阶层很乐于吸收道佛与禅宗的思想及其行为，来提升自身修养品性。
上面的分析其实缺了一环，那就是韦伯对军事社会学的考察，当然这其实是韦伯自身的原因，韦伯想发展军事社会学但是没有完成。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很多地方论及到了军事情况与军事制度与政策与家产官僚制国家的互相影响。这里我就简单提一下。因为我对中国古代军事史也不了解，没办法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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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解析传统中国的文化、经济与社会——读韦伯《儒教与道教》发布于2021-05-07 14:3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