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丨怎么样真正理解韦伯丨在《儒教与道教》里面错误非常多的，重要的还是看韦伯自己从问题意识、理论的角度对中国思想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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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盛丨当代中国的韦伯意识丨 韦伯是那个时代伟大的学者，他提供了那个时代具有普遍解释性的学术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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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怎么样真正理解韦伯

　　 前面苏国勋老师和黄万盛老师讲的对我都有非常大的启发，我们很多地方有共鸣，特别是最开始苏老师谈到对这个题目的质疑。其实我最开始看到“走出韦伯神话”，也觉得有一些不安。究竟怎么理解这个“神话”，怎么理解这个“走出”？当然，我还是更愿意有一个同情的理解。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走出韦伯神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走出韦伯神话”不能简单理解为对于韦伯的否定，像苏老师和黄老师所说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韦伯确实对中国的知识界有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事实。但是，就我个人来理解，所谓的“韦伯神话”，可能更多不是对于韦伯的批评，可能更多是走出对韦伯的误解。

　　 这里面有几重意思。刚才苏老师也谈到，在《儒教与道教》里面，如果看具体的对于中国宗教的理解和分析，错误当然是非常多的，这基本上是可以不用讨论的，也没有必要和韦伯争论这些具体的问题，重要的还是看韦伯自己从问题意识、理论的角度对中国思想的判断。一个完全不懂中文、没有读过第一手文献的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判断，哪怕我们今天看，仍然觉得他有非常深刻的洞察力。无论是80年代对韦伯的一些讨论，还是我们今天在反思的时候，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比较核心的问题。

　　 第一，大家不断在谈的，刚才黄老师后面澄清的，就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无论是资本主义本身制度的起源，还是资本主义精神这样一个文化气质的起源，都是韦伯最关心的问题。当然，对这个问题最核心的表述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里面，而对世界其他宗教的研究，核心是说为什么在这些宗教中没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如何来反思他的观念？

　　 第二，苏老师最后提到的“铁笼”的问题，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谈韦伯的时候基本上是忽视的，就是对于现代社会实质评价的问题。我想这两点如果结合在一起，韦伯其实是一个不那么简单的形象。80年代中国具体面临的问题和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尤其代表的是余英时先生对儒家的研究，包括对亚洲四小龙的讨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韦伯在方法论上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角度，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当时很多人都说既然新教和资本主义有这么密切的关系，那是不是可以从儒家的文化中同样能产生导致资本主义的文化因素。

　　 我想，当时很多儒家学者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这个角度就是对于韦伯一个极大的误解。这个误解当然有各个层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刚才苏老师所说的，韦伯并不只是从正面来讲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尤其在后面谈“铁笼”的问题，谈“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说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束缚人的铁笼。实际上新教伦理最开始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一个有择亲和，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和基督教的伦理背道而驰了，已经产生了很多非常负面的东西，从而有一个对现代性的批判。从这一点上来说，80年代都是从非常正面的角度来理解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和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个误读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以余英时为代表的儒家学者认为，既然在基督教当中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推动资本主义的精神，是不是在儒家里面也可以产生同样有积极作用的因素。其二，近些年来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的，其实就把前一种否定了。既然韦伯说只有在基督教当中才能产生这样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不是中国也要通过新教精神的引入，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这两派的结论是完全相反的，但对韦伯的理解都是一致的，在我看来都是共同的误解，都没有看到韦伯对于资本主义和对现代性批判的维度。

　　 第三，我们今天不只是从资本主义起源的角度读韦伯，如果我们关注《儒教与道教》这本谈中国宗教的书的话，就会关注如何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如何判断中国文化的特点。正如苏老师所说，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韦伯，不管是贬也好褒也好，他们毕竟看到了很多差异。他们所看到的差异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除去韦伯对一些具体的中国问题的观察有很多现象上的错误之外，他对于中国文化精神上的判断是不是可以有进一步的反省？虽然韦伯没有读过中文，没有接触到第一手材料，但是在读《儒教与道教》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有很大的启发。

　　 苏老师总结儒家缺少伦理性、超越性、人格性的神祇，特别是伦理性，可能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样真正理解韦伯。为什么新教伦理可以和资本主义精神相结合？根本上是说，它有一种伦理性的紧张。说儒家是没有伦理性的，说中国宗教是没有伦理性的，表面上看，我们觉得这肯定是错误的一个说法，中国宗教当然是最讲伦理的。但实际上，在韦伯看来，新教和天主教不同，和世界上所有其他宗教都不同，带来的不是心灵的和平，恰恰是人格的焦虑。关于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定论的讨论中都可以看到，特别是对于加尔文的讨论中，是否是选民的这种焦虑，使得这种宗教人格越焦虑，这个才是他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气质在他看来和现实生活有非常强烈的、紧张感的伦理性。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都是讲道德的东西，讲伦理性的东西，没有禁欲生活和城市追求之间的紧张，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判断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他的这个分析来说，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来理解韦伯。对这个分析的评价，我想是第二步的问题。新教伦理所带来的这样一种紧张，说白了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从正面来说，它和资本主义起源时候的精神——这样一种追求效率的精神，当然有极强的推动关系。现代性给人带来的精神实质就是一种焦虑、一种紧张，带来的是他所批判的“铁笼”的问题。在我们接受韦伯对于中西判断的同时，是不是有可能得出跟他完全不同的结论？这都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准确理解韦伯究竟在说什么，以及韦伯所研究的各种宗教。如果我们重新来研究的话，这些东西跟这个对照之下的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体系？我们进一步理解韦伯本身，从而进一步理解西方与新教紧密结合现代性的实质，以及在这样的一个对比之下的中国思想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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