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高的国人，为何在科技上一直落后？

我在网络上写文章常偏重于两个话题

一是宣传人类学的知识

二是宣扬我的文化决定论的理论

由此就必须要谈到中国人的特点

高智商，低文化

  有不少网友对我的这些观点很难接受，近日在网上有人说：”假如将地球人的平均智商定义为单位历史时间内所能产生的N大发明或引领工业革命的次数或走向共和的力度，那么东亚人别说最高，没垫底就他妈烧高香了。”

       这里我先把我的反驳逻辑简单表述一下：智商高不是科技发达的充分条件，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科技发达的民族、国家，当然需要较高的智商，但更关键的是创新能力。我以为，在较高智商的基础上，正确的文化观念才能造就较强的创新能力。也就是说，文化的作用强于智商的的作用，这也是我的文化决定论的基本观点。

       我们中国人属于世界三大人种中的蒙古人种（也称黄色人种），这个蒙古人种又细分为五个亚种：1）通古斯亚种（包括蒙古人、满族人、鄂伦春人等）；2）东亚亚种（包括北方汉人、朝鲜人、日本人）；3）马来亚种（包括南方汉人、越南人、印尼人、马来人、南岛人等）；4）居住于北极圈附近的爱斯基摩亚种，又称因纽特人；5）居住于西半球的印第安亚种。

       其中智商最高的当属东亚亚种，也就是世人常说的东亚裔。这批人的智商平均为105，高于欧美日耳曼人的100。注意，我们现在所说的北方人不等于北方汉人，高智商的北方汉人是秦汉时期的中原人，这批人大批南下，与南方汉人（古称南蛮子）既作战又做爱，因此我国东南与中部地区大部分都是中原人的后代，而当时居住在江浙闽粤一代南蛮子都被赶到西南的深山老林里去了。相反我国黄河以北地区的北方汉人由于与蒙元和满清的通古斯人种通婚，智商反而不如现在的南方人了。

        华人的聪明狡诈，在欧美地区是出了名的，就是一向被视为狡诈的犹太人也自叹弗如。首先是心算能力。譬如，某种商品每斤（磅）3.5元，我买4斤，给你100元现金，你该找零多少，华人一般无需按计算器马上就能心算报出应该找零的金额，而白人（包括犹太人）普遍都不行。所以西洋人有句谚语：”你别给我玩中国人的那一套”（Don’t play with me the Chinese way）。狡诈之徒各国都有，但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狡诈、尤其是底层华人的狡诈，这在世界上数一数二。

 还有就是在美国报考常春藤大学，东亚裔的录取分数线是最高的。如果不对东亚裔考生设立高于其他族裔的分数线，那么美国的非洲裔、拉美裔很少有考生被录取。华人因此感觉被歧视，为此常有华裔考生家长与哈佛等名校打官司的新闻报道。

       常春藤名校之所以不太愿意录取高分的华裔考生，也有其道理。不是说华裔只会死记硬背（因为这些名校的考题不会仅限于死记硬背），无论考官出什么题，智商高的学生总比智商低的成绩要好。但是华裔学生在公益心、合作精神、创新精神以及价值观方面，问题多多。

       我举的这两个例子只是说明，东亚裔智商高是个不争的事实，就像我们无须怀疑黑人在运动方面的天赋一样。智商高可以说精明，也可以勉强说聪明，但不见得与智慧挂钩。

       我还想起这样一个例子，在美国学术界有这样一种成见：华人可以成为汉学与中国问题方面的专家，也可以成为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甚至夺得诺贝尔奖也很正常；黑人可以成为黑人文化与社会学、文学方面的专家；妇女则成为妇女、儿童领域的专家，而白种男人则可以成为各个方面的专家。也就是说，在欧美人的眼里，华人可以夺得物理学诺奖，但如果华人在政治理论或哲学方面也会有所建树，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

       为何会这样？我以为与华人的文化有关。我们华人学习数理化，一般不会把奇门遁甲、阴阳八卦的观念带上。但是一到文科领域，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就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所以，高智商需要高文化的指引，才能形成较强的创新能力。没有正确先进的文化指引，高智商只会把人类的兽欲和厚黑发挥到极致，但这些东西不是创新，只是邪恶。你不能说残酷压榨剥削的阴谋诡计和商品山寨造假是创新。

       那么，哪些文化观念会有助于创新能力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有利于创新的文化观念有这些：1，理性主义；2，个人主义；3，自由与宽容。

       创新属于人类的认知行为，与创新对立的是保守。保守在认知上的基础则是经验。而经验来自我们人类的动物本能。但在哲学认识论领域，与经验相对的另一个能力被称为理性，理性的特征是抽象，其本质则是逻辑。人类要生存发展，首先要自保，要安全，与生而来的经验可以确保我们安全，但不一定能解决发展的问题。要发展，就要突破已有的经验，这既可能带来创新（成功），也可能带来失败。突破经验的想法一般来自理性，来自对经验的整合与推理。

       文化人类学对世界各地的文化进行分类，分出不同的文化模式，但最根本的分类来自思维模式——经验主义文化模式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全世界除了西方文化属于理性主义外，其余都是经验主义文化模式。西方的理性主义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

       首先要回答，为何文化模式要用理性、经验以及集体、个人这些概念来做区分？因为理性与经验属于思维模式，这是我们文化中产生观念的“生殖器官”，文化本身就属于观念，所以你的观念如何产生，作为认识论的思维模式是第一位的原因。那么文化模式为何又要扯上集体与个人这些概念呢？因为这涉及行为者的目标与方向，因此十分重要。把文化产生的生殖器官和行为的目标方向作为区别不同文化模式的标准，道理即在于此。

        理性主义被正式冠以名称是十分晚近之事（大约在16、17世纪），但它的发生与发展却是源远流长。整个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都可以冠以理性主义的头衔。对此，著名的哲学家卡尔· 波普尔（Karl·R·Popper1902-1994）是这样概括的，在《西方信仰什么》的讲演中，波普尔欲图说明理性主义是西方的重要信仰，他说：“尽管现今大多数知识分子轻蔑地看待那些（指理性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哲学－引者），然而理性主义至今是西方缺之甚至便不能存在的观念。因为我们的西方文明的最大特征莫过于它与科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它是产生了自然科学并且这种科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唯一的文明。但是，自然科学是古典希腊哲学家，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理性主义的直接产物。
 

       “……西方文明从历史上说主要是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那种理性主义思想方式的产物。每当我们谈到西方，无论是施本格勒的西方还是我们的西方，我们心中想到的主要是在我们西方传统中有一种理性主义成分这个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
  

      “在试图解释理性主义时，我的动机不仅是要把自己与某些时髦的反理性主义运动相区别，而且想尝试把屡遭漫骂的理性主义传统置于你们面前，这个传统如此决定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以致人们很可以把西方文明描述为理性主义传统起着支配性作用的唯一文明。”（引自《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96年10月版，范景中、李本天译）

       经验与理性，属于哲学认识论领域的范畴，二者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所谓理性，是指我们的智力，具体说来就是逻辑推理能力，它所反映的是存在于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规律。而经验，是我们通过实践活动、由我们的感官所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外界事物的一种粗浅的认识或感受。经验认识与理性认识二者虽有不同，但实际上二者又是紧密相连、互相渗透的。我们所有的理性认识、判断、推理，都建筑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而所有的经验认识，都离不开理性的分析与综合。经验与理性的关系，犹如分析与综合，我们不能将一者捧上天、将另一者踏在地，而应建立二者间的辩证平衡。

      要注意，理性不等于理性主义，同样，经验也不等于经验主义。理性与经验都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所谓的理性主义是，当经验与理性发生对立矛盾时，以经验服从服务理性的，那是理性主义，反之以理性服从、服务于经验的，我们称为经验主义。在认识论领域，理性主义的对立面是指经验主义。

       之所以说古希腊哲学是属于理性主义的，一是从其自身的内在的学理所做的分析，一是与中国文化的对比。

       古希腊这种独树一帜的反经验文化从爱奥尼亚的米利都学派开始。这些伟大的哲人认为，整个世界是流变不居的，人甚至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人们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象，要获得真理，必须透过表象达到那不变的本体（也是我们常说的“本质”）。哲学的开始，就是从希腊人对本体的探究开始。据说，为了防止被经验的表象所欺骗，有的希腊哲学家甚至弄瞎自己的双眼。

       米利都的第一位哲学家是泰勒斯，他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水，其学生阿纳克西曼德则认为是“无定物”，而他的学生阿那克西米尼又认为应该是气。由此，希腊人开始了反经验的对世界本体的追问，有认为是火（赫拉克利特），有认为是原子（德谟克利特）有认为是水火土气四元素（恩培多克勒），还有认为是数（毕达哥拉斯）。

      与中国人沉迷于经验、印度人沉迷于主观体验不同，古希腊人沉迷于先验的追问，正是这个追问，建立了现代科学的体系。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虽然他的学说中错误答案多于正确，但他建立的科学体系沿用至今。

      从古希腊与中国哲学的对比中，我们更能从外部看出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的鲜明特征。如果说古希腊哲学可以“求真”两字来概括的话，那么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可用“求实”两字概括。窃以为，这种“求实”的哲学倾向进而可用“六实”来描述：实际、实绩、实效、实用、实利、实惠。因此，中国经验主义传统文化具有相当强烈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色彩。在《墨子》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公输子削竹为鸟，“成而飞之，三日不下”，他自以为是“至巧”。墨子批评公输子说，削竹为鸟不如削竹为车，做一部小车可以负重五十石，这才是巧。墨子认为，有用为巧，无用为拙。中国人不关心彼岸世界，只关心他那个声色犬马的此岸世界。

       古希腊人发明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的体系，中国人则有《九章算术》，这《九章》里，面对利率、面积、大小、多寡都有精准的计算方法，但中国人却未用隐含在内中的逻辑发展出一套体系，从而也无法发展出几何学、代数学。尽管在实际的运算方面中国人并不输给西方人。
  

       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到罗马，又被罗马文化所继承。而后到中世纪，这种崇“理”而轻经验的文化进入了“经院哲学”的死胡同。从公元五、六世纪直到公元十五、十六世纪，史称“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何以黑暗，笔者认为与西方文化轻视经验这一致命的缺陷有关。西方的苏醒首先不是文艺上的苏醒，而是哲学上的苏醒。这与英国历史上的两位叫培根的哲学家有关，一位是13世纪的唯名论（经验论的前身）哲学家，叫罗杰.培根，另一位是16世纪的弗兰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就是这位培根先生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这些经验主义哲学家大胆指出，真理不仅仅存在于《圣经》，有些真理还来源于观察、实验。这些在现代人看起来是稀松平常的“常识”，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的醒世通言。由此，一直是一只翅膀（理性主义）的西方文明，在插上了经验主义这支翅膀后，一飞冲天，直上九霄。

       反观东方的中国，恰如一个早慧的孩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西方尚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中国人凭着“实事求用”的经验主义哲学，也发展出了一套虽不知其所以然、但却“知其然”的实用技艺，使中国当时在经济与科技上雄居世界之巅。及至西方苏醒、凭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双翅飞行，中国文明只有经验主义一翅的弊病便充分显现。中国古代的科技正如顾准所言，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技术”，还谈不上科学。这也正是令编撰《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博士百思不得其解之处。

      求实的中国文化可以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来形容，而求真的西方文化可以用“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来形容。但是到了文艺复兴后，西方文化补足了经验这个短板，因此科学发明和技术创造能力大大增强，一举超过了曾经领先的中国文明。

       在认识论上，以求实著称的儒教文明可以用“实事求是”来概括，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实事求是令中国的技术发明十分早熟，但也限制了中国人的科学发现。实事求是要求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牛顿定律里面有个假设发问，当摩擦力为零的时候物体如何运动？如果牛顿的老师是珍贵的孔子、墨子，他们就会对学生说，你哪里看到摩擦力等于零？既然不存在这种情况，就不要去胡思乱想地乱发问。

       限制中国人想象力的除了经验主义的实事求是，还有就是顺服权威、反对怀疑的传统。据说犹太人鼓励小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多提问，中世纪即使在神权专制的情况下，经院哲学也不禁止神学家的怀疑精神。为何会如此？这也要归因于理性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因为理性主义尊崇逻辑，而逻辑被认为是上帝设立的。

      除了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之外，伦理上的集体主义也是对创新能力的一大束缚。集体主义的伦理之下，人们从众心理盛行，个人的行为要随大流，个人只能在集体中才有存在的价值。儒教文明因此主张“和为贵”，君子要“求同存异”，要“和而不同”。个人主义的伦理反对从众，处处要凸显个人的价值，西方也没有“和为贵”这种价值偏好。与我们的求同存异相反，他们要求的是“求异存同”。与众不同才能彰显个人的价值；求异才能带来更多的发现和发明，因为创新总是由少数个人做出的。

       那么为何个人主义更能激发我们的创新能力呢？很明显，个人主义与自由紧密相连，自由的状态下，人的精神和思想不受束缚，才最有可能带来创新。

       但是有些经验事实会给出相反的结论，即，金钱与恐惧也能带来创新。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二战的苏联时代，斯大林把一些科学家关在集中营里，把他们的亲属作为人质，在这种恐惧的压力下，那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搞出了不少科技发明，研制出了新式武器。据说“喀秋莎”火箭就是那些关在集中营的科学家犯人发明的。

       除了金钱和恐惧，对某种理想的信念，也能激发人的创造力，这就是中国搞“两弹一星”的经验。如此来看，自由对于创新而言，似乎可有可无。

       我以为，对于有具体要求的技术发明，自由的确可有可无，但是对于革命性、颠覆性的科学发现来说，自由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因为科学发现不会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牛顿定律的发现，没有人给牛顿下指标、提要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也都是如此。

      纵观科学史，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与科学理论的创建，除了理性主义这种思维模式之外，与世俗的功利和压力无关，只与个人的兴趣和信念有关，而个人的兴趣和信念只能来自信仰和言论自由以及免除匮乏与恐惧的自由。

       日本与中国同属儒教文化圈，在文化模式上也都属于经验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模式。对比日本与欧美的创新，日本的创新在原创性、颠覆性上不如欧美，多属改良型、跟进型的创新。美国人发明了激光，日本人把激光用在了文字的复印打印上，在匠人型的应用开发上，欧美不如日本。但是在开辟一个新兴产业、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科技瓶颈上，新教文明依然远远领先于儒教文明。

      眼下中国一批挖坑专家十分走红，其中有一位说，中国可以击败美国的撒手锏是独立完整的制造业，似乎美国离开了中国中低端的制造业，就没法活了。这显然违背基本的常识。制造业离不开高科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基本处于中等研发水平。没有高科技的支撑，中国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不过是建在沙滩上的高楼。我们这代人还记得，80-90年代的BP机和盒式录影带放映机，但随着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出现，这些行业没几年就彻底消失。眼下十分牛逼的中国电信与石油以及汽车制造业，不知还能牛逼几个十年？中国整个制造和建筑业中，唯一可以笑傲江湖的大概只有烟草与白酒行业。

       回到本文开始的问题上来，高智商、低文化是中国科技落后、创新能力不强的根本原因，在智商与文化这两个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离开了先进文化的指引，高智商的中国人只会玩厚黑。

相伴语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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