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本没有“教”，信的人多了于是有了“教”。
儒教和道教的理论，从源流上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儒教是以孔子为代表，后有孟子、荀子的学说为脉络，道教是以老子为代表，后有列子、庄子的学说为脉络。先秦时期学界一般认为佛教尚未传入中原且教派意识也没有形成，所以原则上不存在“三教合一”。但是三教所代表的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寻找到蛛丝马迹。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形形色色百家争鸣的学说，统治者非常清楚，学说多了人心就不稳定，为了更好地统治，秦王扫六合以后就开始焚书坑儒统一思想，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汉武帝又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儒家学说在中华大地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东汉时期佛陀的思想正式以文本的形式在中原流传，对于这个“外来的和尚”，除了儒生当仁不让开展各种批判以外，一些被打压的学说也开始结合民间信仰加入到批判来犯之敌的队伍当中，于是黄老之学骤起，在佛教的映衬之下道教也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气候。
历经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在三家学说你来我往之间，没有谁真正落于颓势，反而互相成就了对方。
隋朝正式建立科举制度，又为儒家重申了地位。盛唐时期社会开放，皇权对于儒道释三教分别有所支持，就是在这一阶段，佛教各大宗派纷纷建立，道教科仪典籍逐渐完善丰富。
宋代以后，尽管佛教经历了三武一宗法难，却更加接地气了。道教正一派、全真派也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北宋周敦颐演绎太极图说，南宋理学独树一帜，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初露端倪，且宋代文人多以贯通儒道释自居。典型如苏轼，他在《祭龙井辩才文》中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 。”
然而，尽管明代的政治导向是“三教合一”，但是朱元璋敏锐的抓到了佛道的重点，并加以抑制。他将佛教分为“禅、讲、教”三类，禅是修行心法，讲是各派法门，教是经忏佛事。
朱元璋在《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中明确指出：“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重视思想的禅与全真被认为是“独善其身”而靠边站，热衷法事的教与正一被推崇为“孝亲人伦”而被推广。
因此到明朝佛道失去了唐宋时期的理论繁荣，道教由于嘉靖皇帝的推崇多流于符箓炼丹。相比较之下，儒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继南宋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学说之后，明代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得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自此“心外无物”的心学成为显学，但也拗不过政策利空与世俗化的车轮。宋明以后，儒道释三家都没有超过以往影响的学说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