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书法如人骨鲠风采

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 年），褚遂良出身于名门贵族，他的父亲褚亮是当时名动海内的文学家。

褚亮自幼聪敏好学，善属文。博览群书，无所不至，过目不忘。

年十八时，名声便响彻江南，受到陈后主的召见。

陈亡后，入隋为东宫学士。大业中，授太常博士。

621年，还是秦王的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做他的国事顾问，褚亮便是其中一员，主管文学。

十八学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以至于人们把能够进入文学馆，称为“登瀛洲”。

从小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深受文化的熏陶，小小年纪便极富学识。

褚亮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朋友，经常相聚，畅谈古今，褚遂良也常在一旁虚心聆听。

虞世南、欧阳询等人的书法造诣极高，名气极盛，是当时享誉中外的大书家，这为褚遂良学习书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机

会。

耳濡目染之中，褚遂良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并一发不可收。

褚遂良少年时便拜虞世南为师，开始研习书法，《新唐书·儒学》中记载了褚遂良与虞世南的一次对话：“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曰：‘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遂良曰：‘然则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遂良大喜。”

此番对话，让褚遂良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并懂得了书法真正高超的境界。

长大成人后，褚遂良临摹王羲之的作品，研究其书法气韵，学习其用笔结体，日复一日，勤加练习，因此，褚遂良的真书颇得王羲之清秀媚逸的风格。

除此之外，褚遂良的隶书、行书也达到了绝妙的境界。

在“初唐四大家”中，褚遂良算是晚辈了。

他的书法吸取虞世南的清劲圆活、欧阳询的险劲端庄，方正而不失圆润，字迹看起来也更加舒展自如，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褚遂良在仕途上似乎比欧阳询、虞世南二人幸运得多，具备更高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又幸得君主喜爱，更使他的书法艺术有如猛虎添翼。

据《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的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由褚遂良来管理，当时很多人尊称他为“馆主”，这一称呼足以见得人们对他的尊崇了。

褚遂良博通文史，贞观十年（636 年），由秘书郎迁起居郎。

因为精于书法、善书，被魏征发掘举荐，由此受到了唐太宗的赏识。

唐太宗是书圣王羲之的“粉丝”，曾亲自为王羲之作传论。历代王朝，皇上为臣子作传论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事情，足以证明王羲之在李世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曾不遗余力地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天下人纷纷争着向皇帝献上“法帖”领赏。

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所献“法帖”难免有鱼目混珠、真假难辨的情况。

师法王羲之的褚遂良对王羲之的书法是最为熟悉的，大到书风，小到笔画的细枝末节，他都细加揣摩，铭记于心。

他可以一眼鉴别出送来的王羲之书法作品的真伪。

有这样一位鉴藏大师把关，天下人谁敢冒险犯欺君之罪，再将赝品送来邀功呢？褚遂良的这一才能得到了唐太宗的极大欢心与信任，于是将他提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

褚遂良也确实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唐太宗此后每逢有紧要的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咨询。

贞观三年（629年）末，唐太宗下诏书，希望将隋末战乱时期的战场改修为庙宇，并刻石立碑来铭记功业。

负责这个事情的人中，就包括年仅三十三岁的褚遂良。

其中在唐太宗大败宋金刚的晋州所立慈云寺的寺碑，便是褚遂良提笔书写的。

年纪尚轻，便被委以重任，唐太宗对其的信任与赏识可见一斑。

贞观十年（636年），曾为秘书郎的褚遂良出任起居郎一职，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

众所周知，伴君如伴虎，这个职位对有些人来说是战战兢兢的，记录的时候会刻意规避一些皇帝不妥的言行，而褚遂良不会，他“较真”，将唐太宗的言行举止全都记录了下来，以督促皇帝成为明君。

据《唐书》记载，对于起居郎所记录的自己的言行，唐太宗是有一定的顾虑和好奇的。

有一次，唐太宗私下里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可以让我看一看吗？”

褚遂良一脸淡定地回答说：“禀皇上，现在您设立这个起居郎，他的作用就好比先秦时期的左右史官，以使皇帝不犯过错。在我的经历和理解里，是没有听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的。”

唐太宗又追问道：“那假如我做了不好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不想让世人知道的，你也要记下来？”

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写下来的。”

唐太宗在褚遂良的认真态度和骨鲠风采下，不再坚持己见，对他也越发敬重。

在高宗统治初期，李治效仿太宗，欲有一番作为，因此褚遂良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

只是好景不长，朝堂之上，另一族势力猛涨，褚遂良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及直言不讳的个性，正酝酿着一场人生的暴风雨。

这一方势力便是后来的一代女皇武则天。

640年前后，只有十几岁的武则天进入后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

她的美貌与才情不仅得到了年老的唐太宗的喜爱，也得到了年轻的太子李治的爱慕。

唐太宗死后，她成为唐高宗李治的妃嫔，被封为“昭仪”，承蒙唐高宗的恩宠，其才情和智慧也得到了一众大臣的赞扬。 

随着所受恩宠与日俱增，武昭仪的野心也膨胀了。

655年，朝廷掀起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的风波。

褚遂良与另一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

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唐高宗召集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宫商议废后立后之事宜。

褚遂良大发议论，为了劝阻皇帝，甚至将官笏放在台阶上，把官帽摘下，一直叩头，以致头部流血。

褚遂良如此强硬决绝的行为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

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上意的李勣揣摩圣意后说：“这是皇上您的家务事，自己解决就好了，不必问我们这些外人。”最终，武则天满足了自己的野心，而褚遂良因为反对废黜王皇后的举动终使自己的命运坠入悲剧的深渊。

褚遂良（传） 楷书《大字阴符经》

褚遂良的书法，自然平和之中透出一股精美之感，这种精美在于笔法的刻意，然而笔锋平和，简单直接，跟他的骨鲠个性十分吻合。

每一笔的运行，都像是被赋予了生命，起落婉转，刚柔并济。梁峨在《评书帖》中评论褚遂良的书法时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

晚年的褚遂良，书法功力已经很深厚了，并摸索出了运用结字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技巧，在书法上达到了高超的境界。

不同于追求严谨理性的欧阳询，亦区别于字迹温润含蓄的虞世南，褚遂良的书法中，融入了对生命的思考。

他刻意地处理每一处运笔，打破静态的平衡，酝酿出生命的蓬勃与活力。

点画的轨迹之中，富有变化，细致到每一个点、每一处的转折，时而飘忽云霄，时而潜翔河渊，体现出中国艺术美学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 — 飞动之美。

褚遂良书法“飞动之美”的灵韵所蕴含的动感与生命力，是书法审美的进步，是当时许多书法家所不能及的。

那种美超脱生命，汲取天地之精华，又回归到生命的自然、祥和。

袁中道在《珂雪斋集》卷一《刘玄度集句诗序》中说：“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

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故倍为人所珍玩。”

褚遂良有着超乎常人的艺术天赋，在其书法中便可以感受到这种“慧黠之气”。

张怀瓘评价说：“瑶台青 ，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不任罗绮，增华绰约，欧虞谢之。”

659年，禇遂良在流放之中死去，时年六十三岁。

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把他的官爵削掉，让他的子孙后代流放到他亡故的地方。

直到神龙元年（705年），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的冤屈才得到了平反。

天宝六年（747年），他作为功臣，得以配祀于高宗庙中。

德宗贞元五年（789年），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之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有同样的功劳。

褚遂良的传世代表作较多。如《雁塔圣教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为唐太宗撰文，记载了玄奘法师天竺取经的历史功绩。

《圣教序》最早由褚遂良撰写，后来沙门怀仁投唐太宗之所好，从王羲之传世法帖中集字而成《集字圣教序》。

《集字圣教序》不失为学习王羲之书法的极佳范本，且怀仁的集字，也极富王羲之行气，但毕竟距其原貌甚远，有些字甚至是由不同的字拼凑而成。

而《雁塔圣教序》则为褚遂良书，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褚遂良楷书的风貌，成为后世学习楷书的极佳范本。

《大字阴符经》与《倪宽赞》为墨迹，是否确为褚遂良所书还有争议，但是两帖均完美展现了褚遂良书法的笔致与神韵。 

此外，像《孟法师碑》《房玄龄碑》《伊阙佛龛碑》等，也都刚柔并济、清朗秀劲、英俊潇洒、各具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