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力生：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看中国儒家思想

这本大部头的著作首先讨论了世界宗教的不同进路，然后从基督教的角度审视儒家、道教、佛教、禅宗、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在不同情况下，章先生都提供了对宗教的“基督教认识”，然后是“基督教批判”。

儒家是一种宗教吗？这个问题已经被争论很久了。在考察了赞成和反对的论据后，章得出结论，儒家不是一种宗教，因为孔子本人从未自称是一位终极真理的先知或教师；孔子承认他对终极真理一无所知，也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道德标准。

“孔子只传授达成（attainment），却不提供赎罪机制（atonement）。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他自己所达成的不过是一种悲剧性的失败。他不仅对“真理”和“生命”没有把握，也没有领悟，而且对通往天堂的‘道’更是一无所知。” 章承认儒家的思想有一些宗教元素，比如“相信”对信仰的必要性；“天职”(或天命，mandate of heaven)；某种神圣的存在和力量；献祭的功用；祷告以及誓约。然而，“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宗教而存在，并不是因为它有任何合理的神学论证，而仅仅是因为它的实践。”

事实上，章主张“只有一种真正的宗教——基督教；所有其他宗教都是错误的。一个真正的宗教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因素：一为客观的（religio objectiva）既上帝及其启示，一为主观的（religio subjectiva），既人对上主的敬畏。从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

孔子本人相信的并非《圣经》中的天父，而是“天”这个概念。因此，他的宗教只是一种“粗浅的原始的一神论”。 后来的宋明理学（新儒家）转向相信太极或无极意味着“他们既没有救赎主，亦没有救赎之道”。 同样，儒家思想的主观方面也不在于对超验之上帝的敬畏，而在于天命（ordinances of heaven）。一个人应该尊敬鬼神，但要与他们保持距离。其伦理教导则以仁为中心（对人的仁慈），而不是对上帝的敬畏。因此，儒家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体系，而不是真正的宗教”。

五经。章简述了儒家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周易），《春秋》。他最关注的是《易经》，他认为《易经》是“几乎所有中国哲学的基础”，其也“否认上帝，永恒和终极实在的存有；没有实有，只有转化（即易）。因此，也没有绝对真理。” 在评注《礼记》时，章指出，孔子作为一个汇编者，“筛选掉了一些具有很高属灵价值的资料”，因此我们这个时代他可以归为自由派或现代派的神学家。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这部分章称之为“对孔子学说及其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联的阐述。”

章表示，孔子的“教导对全体中国人生活和品格的塑造是最有力的单一因素，并被中国人接受为具有绝对真理和权威性的印记。两千五百年来，孔子一直是中国人的人生导师；他的教诲触及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渗透到人生的各个阶段。”在总结这种世界观之前，章就主张孔子的教导“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 儒家仅仅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体系或者是一种个人和社会伦理的体系。

儒家学说的简明纲要包括其关于人、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学说。我觉得这很有帮助。“人的本性是好的。人人都可以被教育为圣贤之人。” 社会是建立在理想人之上的，其之于一个理想的社会和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当然，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一道德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维系家庭内部的爱将向外扩展到所有人，因此必须在我们心中占据首要地位。

理想人所寻求建立的社会，是“一个人之义的国度，而非上帝的国度”。这种社会的道德标准将跟随某些被称为君子的榜样，而非律法。“仁”、“义”、“礼”、“智”、“信”，即所谓的“五常”引导着每个人努力成为一个成熟的国民。一个人也要在“五伦”中，来履行他应有的责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理想的政府将由一位体现这些美德的统治者来管理。一个邪恶的君主若不对百姓负责，如果百姓们哪天决定把天命从他身上收回，他就可能被推翻。这样一个政府的终极目标将是回到明镜高悬与国泰民安的黄金时代。

现在，章从圣经的角度对儒家进行了评价。他的大部分批评都是在传统神学范畴内进行的。

正如章所言，孔子淡化或忽视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属灵”元素，从而将焦点从至高的统治者（上帝）转向了“天”，而“天”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个位格”。“因此，便出现了属灵的堕落”。渐渐地，人们开始崇拜祖先，以至于“祭祖的浪潮开始发展成势不可挡的巨浪”。

宋明理学（新儒家）将早期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为一种空幻虚无的泛神论，即“一即多，多即一”， 各人都各有太极。“他们将自我神化，事实上，否认了位格的上帝，成为自然主义者或‘实用主义的无神论者’。”

孔子并不愿讨论最初起源的问题。十二世纪伟大的宋明理学家朱熹，“谓天地之间，有‘理’有‘气’。这两者是相互永恒的，无限的，独特的，并形成了创造的基础”。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转向了“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又或是不可知论，并且永生的、全能的上帝被他们驱逐出去，与国人的生活毫无相干，尽管他们还未意识到这个严重的事实!”

正统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但由于无知和“蒙昧”的思想而堕落了，并且试图通过修身来“明心”，章将其归为“自义”。 然而，根据圣经，没有一个人是义的，所有人都是在罪中出生的，再如何自律都无法克服。只有转向上帝，才能恢复真正的人性，并且藉着重生而“与上帝的性情有份”（ 彼得后书1:4）。

“和其他非基督教的宗教一样，儒家并不教导原罪、救赎、赦免、赎罪和成圣。” 这是因为，纵观中国历史，“古代‘圣贤’向来教导国人，没有原罪，只有各人照其意志所作的行为才被认为是罪。一个人既能不犯罪，也能犯罪，所以有人主张，人可以藉着‘意诚’或专心行善来消除罪恶”。

章告诉我们，他曾经是王阳明的信徒，他相信“知行合一”，但发现自己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这种境界。成为一名基督徒后，他接受了圣经的教导，即我们得救是单单靠上帝的恩典，藉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献的赎罪祭，而这份恩典是我们通过信心而非行为所领受的。

现在章转向讨论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祭祖。章承认这给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都带来了困境，因为“圣经教导孝敬，但责备包括祭祖在内的偶像崇拜”。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从儒家著作中极力论证“孝之真谛，非在祭祖”。 他的结论是“孝亲与祭祖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孝敬父母，仅为孝之起点；敬畏上主天父，实为孝之终极。因此，对上帝的信仰与孝道并不矛盾，而是真正的孝道最圆满的终极实现。”

众所周知，“孔子关心的主要是人在此时此地的世俗生活；他的整个学说体系所顾念的是暂时的（所见的），而非永远的（所不见的）”（林后4:18）。因此，儒家缺乏关于个人复活、审判、永生、新天新地的教导。

章总结到，“说到底，儒家思想是一种人文主义。所以，‘救恩属乎耶和华’（诗篇3:8），而非孔子。中国人为民族复兴所作的努力将是徒劳的，除非他们悔改并归回上帝，即活水之泉源和我们荣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