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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生命质量的过程中，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倾心于在高精尖武装下的现代西方医学，指望它快速、有效地将“疾病”剥离，最好是永远不要再来。
相对而言，中医就成为“传统”的代名词，成了似乎不那么快速或有效的代表。
▌西方医学逐渐摒弃哲学思辨
现代西方医学并非凭空产生，是在以古希腊医学为主干的西方传统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医学史的角度来看，中西医道虽然各有本源，但并不完全相悖。
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父”，他在长期探究人的机体特征和疾病成因过程中，提出了体液（humour）学说。
即人体内有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四种体液比例不同，构成不同的气质类型：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人之所以会生病，是由于四种体液的不平衡造成的。他又把四种体液与“水、火、空气、土”四种元素相结合，讲究身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注重空气、阳光等“自然疗法”。
这些说法与中医阴阳失调、整体观、同自然相适应等理论有相似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梁永宣还特别提到：“有学者整理解读希氏文集时指出，希波克拉底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恢复、提高病人抵抗疾病的能力，医生并不直接对抗疾病，这也和中医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作为继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医界权威，古罗马医生盖伦首创了解剖学。而1543年安德烈·维萨里《人体结构》一书的出版，则进一步拉近了西方医学同科学之间的距离。
自此，西方医学开始摒弃古典的哲学思辨，由传统的体液学的整体观转向关注局部的人体器官和疾病位置的研究，这样无疑要依赖实验中的肉眼观察，发展到后来，就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
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发现、发明，很多都应用到了医学上。相反，中医学依然秉持的是从东汉以来由张仲景奠定的“辨证论治”——临床观察、司外揣内地分析病人状况的逻辑推理和哲学思辨。
朱邦贤曾用一句话道出中西医学间的差别——西医是看人生的“病”，中医是看生病的“人”。
他将此解释为：西医既然是看人生的病，就要知道生的是什么病，病原体是细菌还是病毒感染，并由此决定用抗生素还是抗病毒药物治疗；如果病人生的是同一种病，其治疗原则和方法基本一致。
中医看到的是生病的人，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即使得的同一种疾病，也未必可以采用相同或类似的治疗方法。主要根据患者的个体状态及其反应，譬如患者的形神特征与禀赋体质，结合其在何种环境或情况下生的病，以及现在有着怎样的反应、处于病的什么阶段等等，然后再考虑该怎么处理。
中医把这种方式称之为“三因制宜”（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即根据疾病与气候、地理、病人三者间的关系，制定相适宜的治疗方法。
西医学是在生物医学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中医学是以中华传统文化“天—地—人”三才思想为根基构建而成的整体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的不同，决定了这两种医学在对待人体、生命、健康、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等方面的医学认知与医学行为上所存在着的显著差异。”朱邦贤说。
“中医治本，西医治标”等论断，大抵就是对中医“辨证论治”，西医“辨病论治”的另一种解读。只不过这在医学界人士看来，并不完全正确。
余新忠强调，要注意“标”、“本”在不同语境和坐标中的不同理解。
郑洪则认为，如果“本”指疾病的根本原因，而“标”指表面现象的话，没有哪种医学会不致力于解决根本原因：“不过在总体上，中医始终认为人为本，疾为标，西医有时执着于病的概念，认为病原体是本，疾病是标。”
朱邦贤强调，中医视人为“本”，所谓治“本”，就是要紧扣阴阳失调、邪正相争这两对发病的基本矛盾——阴阳失调同生命质量、生命活力有关；邪正相争讲的是人与自然界适应与否的关系。
为了“辨病”，西方医学借助于显微镜、电脑、核磁共振，可以从细胞到分子，一直到基因，不断地进行解构，在人体细胞进而基因等层次上认识的日益精准，却又使其对人体内在的有机联系及系统整体上的生命机制有所忽视。
然而，人体是一个与自然、社会环境紧密关联的生命活体，在实验条件下观察到的细胞、分子、基因片段，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是已经脱离了生命母体的“物质”，这种科学的观察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认识上的局限乃至偏差。
以现代人“闻瘤色变”的疾病问题而言，现代医学主要的医疗方法还是以“杀灭”或诱使癌细胞“凋亡”为目的。
而现代中医在某些肿瘤治疗领域倡导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带瘤生存”——学会与其和平相处，要以柔克刚，通过以“扶助正气”为主的方法，调整其免疫保护机制“强大”到足以抑制肿瘤扩散，促使癌细胞能进入到“静止”或“休眠”状态。
“肿瘤和正常组织细胞本是同根生，只不过它就像一个学坏了的孩子，一个小霸天，把本该自行凋亡的细胞无限地增殖了下去，把人体供给的养分给半路拦截，为其所用。”
朱邦贤举例说：“有位肺癌术后女性患者，3年后再次复发，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来看中医。我当时就跟她说，服用的中药，主要是扶助正气、调理形神，而不是所谓的‘抗癌疗法’。
如果在2个月内能解决咯血问题，三四个月内咳痰等症状消失，你要坚信自己一定能战胜癌魔。当然，如果去拍个CT，肯定还能看到肿瘤阴影。结果，这个患者带瘤生存了15年。”
虽然余新忠表示，现代医学对治疗的具体化和细致化，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医学混沌论的反拨，是医学进步的体现。但他也承认，在现代科学体系和医疗机制中，存在着将病人客体化、身体物化和诊疗割裂整体等问题。
“这应该是现代西方医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弊端，早已引起西方学界的批判、省思和弥补，但至今也没找到很好的解决之道。”
他提出，如果中医仅仅满足于传统整体观的话，对其发展没有实质意义；相反，中医若能很好地克服西医面临的那些问题，不失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创造性转化。
▌留给中医处理的多是疑难杂症
人们通常认为中医擅长于慢性病的调理，时有“急病遇到慢郎中”之说。
朱邦贤有感于此，试问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患了急性病就束手无策，唯有死路一条了么？更不要说历史上的名医大家，很多都是以“一帖药”而擅名，治的也都是急性疫病。
在急病问题上，中医确实有着丰富的成功经验。
中世纪以来的西方诸国，闻流感而色变，中国人则幸赖伤寒、温病诸般理法方药，谈笑间“灰飞烟灭”。中医在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上，尤其是对2003年肆虐的SARS屡建奇功，并受到了WHO的肯定和赞扬。
2004年9月，朱邦贤应邀前往德国预防医学研究所做“中医学与预防医学”的报告，介绍中医应对传染性温疫病及SARS的策略与方法。在西方同行眼里，中医药防治急性疫病的方法和经验也是值得称道的。
尽管如此，郑洪则坦承，中医治急病非常依赖于医生的水平高低：“相反，西医随着技术进步，对急,症救治更为规范和稳定，现代处于主导地位。不过很多被西医判死刑而中医成功救治的案例，无疑表明结合中西的长处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此外，“中医外科不好”似乎也成了一个公认的事实。
朱邦贤感叹：“中医非不能也，只是现代医学的快速进步大大压缩了它曾经的舞台。”毕竟，没有麻醉、输液、消毒技术的支持，外科手术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转而发展从内治外之道，避免手术风险，的确解决了不少问题，当然也失去了积累更多外科经验的机会，变得不重视解剖。
所以，中医外科的脏器急诊手术已经极度萎缩，现在主要在皮肤感染、外科感染及急腹症等的保守治疗方面还能独擅胜场。
“事实上，相对于西医，说中医不擅长外科，这样的认识和评价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更不是中医自己，最早是由传教士造成的。”
高晞从中西交流史的角度进一步揭示成因：“传教士来华后需要向自己国家和传教团证明，为什么要用医学传教的方式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他们的解释是：当时中国的老百姓，这些黑暗世界中的异教徒，享受不到现代医学的好处。
在传教士眼里，‘中医体系中没有解剖学和生理学、卫生学和公共卫生，没有外科技术，没有科学的疾病知识，妇产科是野蛮的接生术、婴儿死亡高、草药丰富却没有药物学管理标准，缺乏慈善精神等诸如此类的现代医学科学的基本内容’。”
据高晞介绍，传教士以此论调在国内的传教团中宣传，希望得到教会和教民的资助，呼吁派医生来中国推进“医学传教”，建教会医院。
“他们将此类言论制成小册子，广泛散发、造成影响。所谓中医在这9个方面或缺，不能与现代医学科学相提并论的观点，根深蒂固，影响了很多人。”
余新忠更是提醒了我们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现在遗留给中医处理的空间，主要是西医无从措手或难以获得肯定疗效的疑难杂症，因此“中医疗效的不确定也就变得十分自然了”。
他坦言，中医应发掘自身可能的优势，在一些疾病的治疗上取得超越西医的确定而且可以理论化的疗效，赢得社会信任。
郑洪则认为，中医在很多疾病上一直有超越西医的确定而且可以理论化的疗效，“但只能是中医角度的理论化。而现代社会已日益远离传统思维，不理解中医思想，所要求的是‘科学’眼光里的‘确定’和‘理论化’。”
▌纯粹的中医或只存在于理想和江湖中
早在西方现代医学出现之前，世界上几大文明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比如古希腊医学、古罗马医学、古印度医学、波斯医学等等。在中国境内，还有蒙医、藏医、朝鲜医、壮医等民族医学。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各种传统医学的一些治疗方法依然有所存在，但在现代医学的主宰下，其传统医学并不能构成一种与现代医学并行的独立医学。
在众多的传统医学中，中医无论是在对疾病及其分类体系的认识上，还是在其医学理论和防病治病技术方法上的系统性、完整性、延续性、科学价值等方面，显然都是无与伦比和独具特色的。
近年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也承认中医是“独立的完整医学系统”，并纳入到“补充和替代医疗”的范畴。
中医的命运，自从与近现代医学发生碰撞以来，就逐渐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尴尬处境：不对话，中医日渐面临被“边缘化”的窘境；一对话，中医同样面临着“失语”的命运（邓文初《失语的中医》）。
多年以来，当代中医为了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大多站立在对方的“科学范式”上举证，实际上正在被现代医学所同化或融合，成了赋予了现代意义的传统医学。
高晞和余新忠都表示，所谓“纯正”的中医已经不存在了。
“今日所谓中国传统医学，乃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医学冲击下逐步建构起来的现代中医，作为生存于现代学术和教育体制下的中医，其特点不仅在于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继承，更在于其利用医学并非仅仅是一门科学以及身体的极大复杂性等特点，通过游走于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科学之间建构起来的。”
余新忠直言，纯粹的中医大概只存在于理想或江湖中了。
曾有老中医哀叹，如今的中医医院，不使用现代的医学检测手段，不出示实验室检测报告，病人或医生就觉得没有“真凭实据”（费振钟《读通中医》）。
“纯粹”意义上的中医生存环境也已经完全改观或没有了。
除了病人的诉求，包括当代的医疗法规、社会认知等等在内，都要求中医必须掌握一定的现代医学知识，中医教育也不可能舍弃学习西医的知识和技能。
朱邦贤发现：“原来中医高等教育有中西医教学‘六四开’或‘七三开’的比例规定，目前随着完全学分制的推广和新增通识教育一块内容，中医教学内容的占比多有缩小或被挤占。”通过缓慢的自我更新而更趋完善。
9月份开学后，高晞迎来新一届研究生，其中有个巴西男孩，一心要来中国学中医，还被父亲断了经济资助。高晞在很多场合讲到这个男孩。
“他学中医的初衷，非常触动我。在给我的邮件中他写到：‘我要告诉我们国家的人，这个世界上，对于疾病不只有一种观点，还有其他的观点和方法。我想介绍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一直改变的世界，人类看法是丰富多彩的，没有一个说是最正确的。
这应该在西方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我们从古代就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西医也总是说其他医疗方式是错的。’”
高晞笑着说，男孩最早联系她的时候，中文比较差，现在已经非常好了：“不停地跟我说来不及看书，《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什么的，心急得很。我就跟他讲要慢慢来，一本一本啃。”
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产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已为全球医学界共识，现在又加入了生态的概念。世界医学的目的也已经从疾病医学转变为健康医学。
中西医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融合，但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化解，中医依然遭受着“不科学”的责难。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张大庆指出，如果追问一下医学是什么，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中医”及其面临的问题。
他在《首先应该弄清楚医学定义》一文中，引用了美国著名医学教科书《西氏内科学》中对医学的定义——
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并指出，医学是一门科学，又不仅仅是一门科学，同时还是一门技艺；医生既需要具备以生物医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知识，还要具备社会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
生命体是一个复杂系统，有很多逻辑关系，但并不是线性的，也无法机械地进行排列组合；那些非逻辑部分，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如果医学都有非科学的东西在里面，那就更不能将西医等同于“科学”，中医划归于“不科学”。
中医独特的理论和诊疗技术方法，都是从长期以来对人类生命活动过程的考察和感悟中发现，从千百年来坚持不懈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并代代传承下来的。
西医在中国的卫生事业发挥主导作用不过近数十年的事情，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医一直承担着维系国人健康和防治疾病的职责，只是后来在“西学东渐”的年代中渐渐迷失了自我，失去了自信。
中医有没有问题？没有人会否认，中医同其他任何一门学问、任何一个学科相同，自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朱邦贤认为，中医传承了很多传统的东西，但对所谓传统也要作具体的分析：“传统而不成体系者，属于‘经验’的范畴；传统而自成体系的，那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验。
对于医学而言，一个自成体系的传统医学，一定是因为对人类健康和疾病现象有了规律性的认识，并能随着实践的深化，上升到理论层面，形成统一的疾病分类体系；由是，其理论创新和临床诊疗技术进步的成果，也能充分体现在其疾病分类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规范过程中。”
中医就是这样一个既传统而又能通过尽管是缓慢的自我更新而更趋完善的医学体系。
朱邦贤强调，这个医学体系的生命力，在于能不能事实上有助于解决人类的健康和疾病问题，还要看人们愿不愿意接受它的理念，尤其是发生疾病与健康问题时，人们愿不愿意去寻求它的帮助。
梁永宣也直言，符合人体应用、人们喜欢，就是一种存在，就是符合现代需求的东西，“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一定用现代科学去评判它”。
▲ 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
西方世界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反思。“对他们来说，不是因为有中医，才去反思西医，而是对疾病治疗不下去了，需要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人为什么会生病、病是怎么来的。”
高晞介绍，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医学院都开设了中医相关课程，介绍“另外一种”医学知识、医疗方式。“只要对治病有益，就应该运用多重思维和方式。没有人说中医一定对，西医一定对，或者说有一个绝对唯一、正确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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