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义——谈古代的“士”文化与现代的“知识分子”

多年来，一直觉得当代文化少了一点什么精神：知识无比丰富，智慧却只减不增；批判的维度、讨论的话题宽阔了许多，关键议题的讨论却往往只能旁敲侧击、隔靴搔痒；讨论问题时似乎很能严谨细致、中正平和，却对一些理应振臂一呼、发挥义愤的问题插科打诨、混淆其重要性。

他们自命不凡，觉得古人的知识从没有现在丰富，可对于经济危机、社会变迁，他们自负的预言，却总是说不准；他们自命正义，却总是虚空立靶，攻击一些反正不会招致报复的无聊话题，换得廉价的自尊心，于是安享自己的所谓“诗和远方”的“小确幸”；他们明明见过许多黑暗与不公、知道世上无数的穷苦人民，无时无刻不在发出痛苦的呼号，他们却号称要关心“内心的平静”，并把它抬高到与什么社会的公平一样的地位，甚至还要嘲讽社会公平是“与我无关的宏大叙事”，不过是“一种虚构、幻觉”。

我们哪怕只是出于一个朴素的有良知的人的义愤，也会明白，他们这样当然是自以为是的：即使是古代知识分子，预言重大变故、提前给定预案的，历代著名谋士、辅弼之臣，无不如此；受人民真正爱戴的“英雄人物”，从没有只需要在书斋里无病呻吟几句就能获得的，无不是冒着各种攻击、甚至被捕、被杀的风险，战天斗地地度过他们光荣的一生；“远方的呼声”，并不是什么“幻觉”：西晋文人空谈、军阀内战，导致国家空虚，胡人乱华，北方几百万汉族人民，被杀掠殆尽，“两脚羊”一词（被抓的汉族平民白天做苦力、晚上被胡人杀死煮熟吃了当作军粮），也正是这一恶果的产物；晚明东林党自命清高，大谈什么“忠孝节义”，其好一点的，作无意义的自杀式抵抗，比如说史可法（以主力经营扬州一年，守城三天被清军偏师攻破）、刘宗周（自言“年老体衰”，在附近已有义军起事时还非要为了博取大名“自杀殉国”）；中间一点的，勉强采取所谓“不合作态度”，结果下一代就为清廷效劳了，比如说黄宗羲；差一点的，干脆变节投敌，当起了自己本应该唾弃的汉奸，比如说钱谦益，而南方几千万人民，被明朝败兵、农民起义军、清军三方混战误杀、甚至有意为了抢劫屠杀而死的，说“十室九空”，并不夸张，如果查一下“湖广填四川”的典故，四川数千万人口，待到战乱平息，户口只剩下几十万……（以上均可参见顾诚 《南明史》）即使放在当代，也有过河南的艾滋村（献血人数不足，黑心贩子使用不卫生的设备让农民“卖血”，导致艾滋病泛滥，有时一村半数以上只能等死）、尘肺村（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在粉尘较重的制造业工厂得不到有效防护，因而肺部被污染，此病无药可救，只能重金洗肺勉强续命，发作时，患者将窒息而死，前后已有几十万人，有风险者仍有几百万人，而这些人作为主要劳动力，背后往往是一个家庭破产甚至负债且无力偿还），如果说这些都是“远方的哭声”、“虚构的宏大叙事”，因此作为知识分子可以安享所谓“内心的宁静”，不也太无耻了吗？无知不算大错，知而不为，“不过是杀人者的帮凶罢了”（鲁迅 《论秦理斋夫人事》）。

但是，很多人不免要问：难道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能这样病态吗？如果的确是这样，为什么他们如此病态？如果他们病了，我们还能怎么办吗，这么办有用吗？不回答这几个问题，一切相关的讨论，不过是“聚讼”（王夫之 《宋论》）罢了，并无太大意义。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知识分子”病了吗？

本科时曾读过谢德风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修昔底德，“修昔底德陷阱”一词就来自这里），这本书初成于公元前五世纪，使用更为“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反对当时使用“神谕”等荒诞不经的迷信方法，坚持基于事实思考，在成书年代一度被热议，却在之后漫长的时间内，被那时的“知识分子”选择性无视了，直到文艺复兴，这些才被又一次找出来。谢教授对相关的历史考据很深，给出了这样的分析：

从公元前六世纪起，希腊的奴隶社会欣欣向荣，起于梭伦，极盛于伯利克里时期，工商业奴隶主一方面反对旧贵族、一方面又要开发自然、与自然作斗争，因此社会上形成了这种积极进取、研究而利用自然规律的思潮。在这一时期，除了修昔底德，还有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代表一种“朴素唯物主义”）、智者学派号召人们重新“评估万物”，同时研究逻辑与修辞、而当时的悲剧家，比如说幼里批底，则歌颂民主政治、批判邪恶的神……以上一切，都反映的是一个上升年代的“知识分子”的风貌。

而从公元前四世纪起，直到希腊化时代，希腊的经济出现了重大变化：之前奴隶主民主政治时期的主要力量——自由民大量破产，无产者的人数增加，他们不是沦为奴隶、就是只能去当雇佣兵，于是，产生了一系列反应：政治上，奴隶主贵族政治代替了民主政治；哲学上，唯物论哲学式微，唯心论抬头，哲学家不再研究如何与自然或反动阶级作斗争，转而关注怎么维持个人幸福和心灵安宁；在文艺上，缺乏与现实作斗争的著作，往往是利用辞藻的装饰、博学的炫耀、情节的离奇可笑，满足奴隶主厌恶现实斗争、追求享乐生活的需要。因而，修昔底德的书，也自然不流行。

这样的反复，并不只是巧合：希腊式微后，罗马共和国初年，又是一个奴隶社会的进步、全盛时期，卢克莱茨的《物性论》开始风行，西塞罗的演说、维吉尔的诗歌，虽然也关注辞藻，但是都与现实斗争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修昔底德的著作再度流行；而当罗马帝国成立，奴隶主开始军事独裁，唯物论哲学、为了斗争服务的雄辩术，全部式微，流行的内容变成了：哲学上，为统治者服务、强调忍受与服从的斯多葛学派出现，也为基督教流行铺平道路；文学上，以迷信怪诞为内容、辞藻修饰为形式的散文（比如阿普列乌斯的《金驴》）流行；除了少数进步学者，大多数人不再研究修昔底德的作品。随后在漫长的中世纪，这部书再度蒙尘，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再度被学者研究。

虽然我们描述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书的兴衰，实际上揭示的是一个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变迁：若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进步，进步的思潮、文化自然容易得到支持；若是一个时代政治、经济反动而稳固，则保守的、宣扬享乐与颓废的思潮就容易流行。通过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整体保守堕落，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论证完了这个结论，我们回到正题：现代的“知识分子”，有如何的精神面貌呢？

在台湾翻译版的《所谓知识分子》（原作者保罗约翰逊，英国著名保守派政治学家，本书主要内容是挖掘以卢梭、马克思等著名进步知识分子的私生活，反映其往往私德不佳的特点，因而试图将他们“请下神坛”，进而否定他们的政治建构，以论证政治保守主义的正当性）的前言中，南方朔以《从污名化中找回利齿》为题，揭露、讽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昏聩无能：

“当代知识分子已经被拔掉了批判的牙齿，除了不再有愿景、怯于批判，使得‘知识分子’沦为体制里‘制造同意’的合谋者之外，当代新的思想在这样的变化里，也沦为盖尔纳所谓的’夸张式的琐碎’，或休斯所谓的‘矫揉造作的反叛’，但却对虚拟的文化、语言文本等异常沉溺，思想问题则变成了文化或文本问题，而愿景与行动则毫无生存的空间。罗比教授感慨地说，这是一种’零售清醒，批发疯狂’。”

引自台译版《所谓知识分子》

“当代知识分子已经被拔掉了批判的牙齿，除了不再有愿景、怯于批判，使得‘知识分子’沦为体制里‘制造同意’的合谋者之外，当代新的思想在这样的变化里，也沦为盖尔纳所谓的’夸张式的琐碎’，或休斯所谓的‘矫揉造作的反叛’，但却对虚拟的文化、语言文本等异常沉溺，思想问题则变成了文化或文本问题，而愿景与行动则毫无生存的空间。罗比教授感慨地说，这是一种’零售清醒，批发疯狂’。”

上文可稍作一些解释：随着苏联的解体、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落潮，像二十世纪一样席卷世界的“革命”大潮，算是基本结束了，以至于都有中国学者喊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不只是中国，现代西方学者的著作，也多以琐碎著称，不管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以及其他谈论这些严肃话题的学者的著作，都有一个特征：很难找到核心论点，琐碎，没有中心，因此：读不下去。当然，他们也可以借故说“这是你读不懂”，可是，一个理应“经世致用”的严肃话题，居然搞得参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看不懂，不亦悲乎？至于所谓“矫揉造作的反叛”，这样的“行为艺术”就很多了：美国的所谓“白左”，大多如此：保护环境、空谈“平权主义”（比如说LGBT人士的一些奇怪而琐碎的要求：自称女性的男人就可以去女厕所等等）、上街游行然后攫取政治资本上位……而更重要的税收、社会经济公平、底层人民的人权等等更“基本”的人权，却往往被这些人弃如敝履。这，竟然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主流，真是令人悲哀而感慨的一件事。

因此，这些失去了“批判的牙齿”的所谓“知识分子”主导的文化界，自然无力主导任何有效、有意义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了。所以我们不禁看到，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大谈政治、经济的，往往不是学者，往往是商人、政客，然后大家要不然“集体站立鼓掌”，要不然就愤世嫉俗的嘲讽几句，然而，一切的重大事实变迁（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等等，都是官员主导、御用学者论证罢了），都与这些白面秀才没有关系。至于学者们本应该关注的“社会公平”、“收入不平等”等等问题，除了一些非主流的微弱声音，在社会文化宣传中，乃至于在学界本身，都是罕见的，批判之为“集体的堕落”，并没有太大问题。

见义不为，无勇也——谈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及其作用

上文中，我们谈论的知识分子都加了一个引号，因为按中国古代的传统，知识分子，本不应该局限于书斋中，不能“经世致用”的，往往只能被轻蔑为“章句师”（韩愈 《师说》中使用这个词显然是贬义），这一“知识分子-士”的传统，在西方一般用类似于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来描述（简称公知，当然，这个词现在已经被污名化了，这里只取原意）。

这些伪“知识分子”究竟缺乏什么呢，其实并不复杂，孟子就曾经说过，“见义不为，无勇也”。中东人塔勒布也在其《反脆弱》中说，中东人也信奉这样一种道德观：如果一个人为了其宣称的信念，敢于承担相应的风险，不论成败，他不应该被嘲笑，反之亦然。所以并不复杂，这些伪“知识分子”，少的就是：敢于为理想信念承担风险的负责的勇气。所以他们要不然就文过饰非，用各种话术开脱；要不然自命“看透”，拒绝承认任何需要负责的信念，指责那些东西“没有可被推导的、绝对的证明”，所以只是“幻想”。或许信念是幻想，但是信念对应的现实，怎么能被称作什么幻想呢？

所谓的“义”，就是敢于做事、敢于犯错，敢于为了自己相信的正义去担负风险、承担责任，而不是安居讲堂，空谈那些高头讲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具体来说，就是“勇”而且能知行合一：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比如说挑战强权、挑战“平庸之恶”，就不得不“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鲁迅 《忽然想到.七》），担负各种意外、压力、痛苦、辛劳，于是成就一番事业。

这种“义”，来自哪里呢？孔子说“知耻近乎勇”，后人又作“知耻而后勇”。什么是“耻”呢？面对一件错误的、不道德的、邪恶的事情，自己明明有见识知道、有经验思考、有能力解决，却视而不见，因为胆怯而逃避，这就是最需要“知耻”的地方了：知而不为，是为不知；见义不为，是为无勇。一个人能达成这样的自我完成，却不达成、屈服于低级的生物性的恐惧的本能冲动，实在是自我放弃的无耻的行为，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就是没种！”而没种的人，往往也不可能真的有什么伟大的作为。

一个人信仰、践行并能坚持住什么信念，最终就会活成什么样子。以近代史为例，我正好读了三个人的故事：刘伯承、粟裕、林彪，他们的经历和信念，最终使得他们的结局各不相同。

刘伯承出身贫寒，父亲早亡，一度竟安葬的地方都没有，借土地时大言“我刘明昭（原名）人穷骨头硬，欠你的钱，一定如数奉还”。后来刘奔赴川军参军，在军中，他洁身自好，不抽烟、喝酒、赌博，每天只是锻炼、读书，人称“军中菩萨”，随后先后参加护国、护法战争，战争中多次负伤，甚至有为了不伤害神经，不上麻醉药治疗眼睛的故事，抗战中作为八路军三个师长，多次以神妙的兵法取胜，被誉为“无产阶级的孙武”。在建国后，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多次谋划大型战役的布局，一生光明磊落，作战也鲜有失败，不愧英雄。

粟裕类似，出身富农家庭，在湖南的中学、大学上学，作为进步学生，加入共产党，与校内的支持反动派的势力互相斗争。因军阀迫害，逃离大学加入共产党部队。早年多经历败仗，南昌起义、谭家桥战斗等，多跟随败军收拾残局，红军长征后，带留守残部入国民党的核心区域浙江，一直坚持到抗战。抗战中，渡江入苏中，多年缠斗后，实力壮大，不断以少胜多，最终控制住了苏中区域，在国共和谈后，被要求立刻放弃江苏北撤，在看似“打不了”的条件下，完成了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大量歼敌后转进山东。随后参与指挥了以少胜多、以偏师歼灭敌核心主力的淮海战役（速度效率竟快于北方拥有绝对优势的平津战役）。建国后为十大将之首，深受毛泽东器重，死后也备受哀荣。

反例就是林彪，粟裕在回忆录中回忆到，早在南昌起义失败时，林作为连长，就企图带队逃跑，被朱德追回。在井冈山时期，又多次动摇，写信给毛泽东询问革命前途，表示觉得成功遥遥无期，是不是根本毫无办法了。毛的回信，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抗战与解放战争中任主力部队师长、野战军长，初入东北时，多次被杜聿明、孙立人击溃，直到南满在陈云等人指挥下守住后，东北才大局已定。朝鲜战争爆发时，毛试图选将，林出于身体素弱以及没有把握面对美军，拒绝了任命，毛最终选定了另一个敢拼敢打的战将彭德怀入朝。最终的结局我们也都知道了，妻子、儿子品德败坏，竟企图造反篡权，事泄后，仓皇出逃，在蒙古境内坠机而死。

三个人从年轻时期的责任与操守就风格迥异，但是有一点是明白的：坚持正道，最终总能有所作为，且无愧于心；患得患失，临阵脱逃，当一个懦夫，必然无所建构。如果一个人的道德、信念没有追求，其灵魂的结构也自然空洞苍白。而苍白而空虚的灵魂结构，托举不出一个伟大的人。

一个人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呢？以古代的“士”的标准为例，曾子就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 泰伯第八》）其实是反映的是一个成熟的人从小到大的各种可以也应该担负的责任：作为一个成熟的人，对于孩子、未成熟、未能接受教育的人，他具有救助的责任；对于一个管理者、上位者而言，他对于被管理者有关照的责任；对于一个决策者，他对他的责任、义务乃至使命应具有崇高感，牺牲再多，终究不可改变。

当然，是否一定承担的是这样的责任，并不是绝对的，若热爱朋友，就应该与朋友在一起，有情有义；如果关心爱人，就要与爱人在一起，相濡以沫；如果相信真理，就应该与真理在一起，舍身求法也在所不惜。最怕的就是什么都叶公好龙，最终活的卑微猥琐，一事无成。

有所承担的生活，虽然辛苦，但是充实；无所依傍的浮萍，看似自由，实则无根。如果大家都能守住心中的那点意气，那份正义，自当天下澄澈，再无什么空虚、无聊之症。然而热爱与坚守，毕竟太难，唯有建构而热爱，方能长久。

后记——一些小议

所谓进步，不过是鼓吹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所谓保守，也不过是认为应该维持现状，不应轻易做改变：进步不当，只会流于“乱折腾”，劳民伤财，而无好处，以人民的痛苦为自己任性的代价；保守过头，也就沦为了“既得利益者”的辩护士、走狗，对于理应改变的东西，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令人不齿。两者本无优劣，唯义所在，唯真理所在，方是应该追求的真实。

中国古典哲学之弊病，在于太过拔高，不讲落实、不讲具体标准，不作一些量化，“不为圣人，便为禽兽”，因此鲜有人能不欺心而方方面面做到的（且也需要大量时间的学习、调整，孔子说他七十了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何况一般人？）。所以，高谈“内圣”路线，不在操行中调整、修养自己，基本上是个死路：因为人受到欲望、恶习的约束，很难一蹴而就，仅仅靠想、文字、书本，是不可能做到、调整好的；而美国则往往多看重细节，或许儿童顽劣，但是其不吐痰、不乱扔垃圾等规则、“公德”，却能守的很好。但是其弊端就在于，虽然平均标准容易比较高，很缺乏那种各方面都能约束自己、远高于人的“圣人”、“英雄”级别的人物，因为其过分看重于琐碎小节，对于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调整这样的行为，所能约束的地方，也太过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