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一篇承上启下的大文章（上）

《原道》一文，是著名的“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韩愈的代表作，以凝练而犀利的文字，总结了他对这个世界的“道”的基本观点。自写成以来就引来了无数的争议。即使小到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都有众多说法，一则认为是韩愈早年作品，一则认为是其晚年定论。以个人理解来看，这篇文章说理意气颇为激奋，大有“将以有为也”的豪情，似乎更像早年作品。

本文值得赏析的句子、意思都不少，因此这篇先从赏析原文入手，然后作一些阐发，最后针对部分道理发表一些意见。

依顺序注解（本节建议参考原文进行阅读）

一篇试图将人生见解真诚地流传下去的文章，很少有不是开宗明义的（实际上，“开宗明义”一词就出自《孝经》的第一章标题），《原道》一文也是，开头就气势磅礴地来了几句“定义”式的排比句：“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四句话就奠定了全文的基调，就是“由是而之”才是接近“道”的办法。在他这里，道德似乎就是绝对而先验的，无需赘言，所谓君子，就是要“博爱”、做正确的事情，在行为中一直贯彻这样的信念，从而获得内心的完满。

有了这样有些绝对的定义之后，后面的一切批判也就顺理成章了：仁义就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标准及其实施，那自然这才是世界的本位，作为这个“因”的结果，道和德只是一个副产物，因此舍本求末，高谈空虚的“道”、“德”，在韩愈这里，就像在教训一些“键盘侠”一样：先把事情做了，少在那里空谈误国！所以他下了一个颇为绝对的结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只有基于道德判断的生命体验才是真实的，抽象地谈论那些空洞的“形而上”是缺乏真实的生命力的。因此他以道德作为本位，批判了这种无所作为的清谈风气。

这篇文章虽然有立万世之论的愿景，但是又不免先关注他所在的中唐的当下，他先回顾了历史，认为纯正的儒学失落已久：秦朝焚书坑儒、汉朝倾向于黄老、魏晋以来，清谈的风气由佛、老引发，儒学渐渐不是显学了。（现代学者作儒学分期，有汉儒、宋儒之说，但是很少有听说“唐儒”这样的说法，因为实在是不成一个体系）在“三教合一”（儒释道）的大背景下，很多故事也渐渐以讹传讹变成了真的，比如说孔子曾求教于老子（这个故事流传更广些）、佛祖，所以就产生了儒学是佛老的“弟子”的谬论了。

很多中国人作所谓“辩证法”，往往容易陷入一个“折中主义”的问题里：一个问题只要能找出两个方面出来，两个方面就应该各取一些，各获得一点尊重，所以就产生了各种各样“我们既要，又要，还要…”的句式，道理上仿佛无懈可击，但是落实到实现时，自然是会错漏百出的：殊不知人的头脑和实践能力，往往并没有那么灵活，人如果不抓住一个“重点”再加以修正补充，往往什么事都做不好。而一些真正的大师，还真是“人狠话不多”，把最关键的事情做到了，其他事情在实践中自然而然会因为各方面被调整过来（如结果、他人的反馈、社会的议论等等，根据这些内容，在实践中自然会做一些让步，这个过程就是自动调节的过程了）。而使用“既要，又要，还要”的句式讨论的问题，往往是把问题的一个不重要的局部细节提高到与主要方面同样的地位，方便为某些利益集团牟利、粉饰太平，这就是“犬儒”的哲学了！（比如说，房地产“既要保证普通居民的刚需，又要保证开发商的利润，还要照顾到地方的税收”……这些话自然从来不会错的，只是结果从来没有像这些话这么好过）

一句话，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实在是太“不认死理”了，来了一个新理论，只要不是一眼看得出就是错的，都能跟以往的理论一起并驾齐驱，也享受一个“既要又要还要”的待遇，导致真正的大道反而不显，被埋没的跟那些“劣币”一样了。

分析到这里，韩愈也开始了对于现实的攻击，他说以前人民只有四种，也就是所谓“士农工商”，现在又多了会空谈的两种“和尚、道士”，他们不用纳税，还要占用各种社会资源，于是负担到一般百姓头上的赋税就更重了。这句就颇有杀人诛心的意思了，就是他不仅在论理上试图驳倒佛道，还直接攻击他们的经济基础是不正的。不过这也颇有鲁迅的味道了：“中国人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这也是这篇文章颇有趣味的地方：论理的驳倒不是一篇文章能完成的，但是作为一个社论攻击不正当的社会现象，倒还勉强足够。

这第二段的论述，其实就是从论理和社会现实角度，明确要攻击的对象：用虚幻的理论妖言惑众攫取暴利的佛道徒。不同于孟子，几句话不合心意，就开始上纲上线骂别人“禽兽也”，韩愈是更有耐心讲道理的：他不仅要骂对方是“禽兽”，还要列举对方的禽兽行为、分析对方的道理就是禽兽道理。这种文风，后来引起过毛泽东的不满：“文学作品，包括诗，不要把话说尽了，而韩愈的文章和诗就是把话讲完了。”不过这也是他的风格：说完别人的话，让别人无话可说。

他是怎么论证对方是禽兽逻辑的呢？直接讲事实、讲历史：他说在远古的时候，人类这个族群很弱，“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人类没有羽毛、鳞片等等动物具有的东西来避寒御暖，此外，远古人类也很难对抗野兽与自然灾害，这时候从民众中自然推举出的“圣人”，“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从生产、生活、商业、医药、祭祀、礼仪、音乐（用于正确疏导人们的郁结与对未知的恐惧）、政治体系、刑罚法规，从而“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于是他不禁感慨，“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而肤浅的人望文生义引用老子的话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此句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后文另述），竟然说这些圣人的出现带来了“大道”。剩下的话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也很明白了：这样的行为，简直是数典忘祖，无耻至极！世界和时代是不可能停下发展的，回到太古时期，虽然或许没有更为“现代”的奸邪压迫，但是人类的族群早就灭亡或长期生活在愚昧与痛苦中了。

大禹治水图，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乏战天斗地的圣人

于是他继续边破边立道：太古虽然无事，但是人类想要生存、想要发展，追求太古的无事，譬如责问冬天穿厚衣服的人：“为什么不只穿葛衣（薄衣，往往是夏装）呢，这样多方便啊！”实在是一个漂亮的归谬法。

再回归到理论上来，他又着重指出了一句“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他认为古代圣人追求道德的完满，最终还是为了有所作为，而不是像现代酸文人所谓“追求内心的宁静”，不能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静”，不过是“伪”罢了。

在又重新引述了一番儒学的源流与传承后，他感叹道“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也就是孟子死后，儒学没有正统的继承人了，后面的人，哪怕是荀子与扬雄，也只能落个“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的评语，那自他们以下，自然更是无足观者了。

最后，他又重述了一下希望被实现的目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要把佛道的威风打下去，恢复儒学的独尊和重点的地位，让僧道还俗并缴纳赋税（这一点后来倒是有部分实现，“灭佛运动”的主要理由还是为了征收赋税，而不是“妖言惑众”等等），采用儒家的仁政等等，这与上文的解读不谋而合：要抓住一个主要的道理（此处是儒学核心理念），同时通过施行正确的政策以真正贯彻理念。

关于此文，古人也有一些议论，比如说苏辙批判说“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认为韩愈不懂“形而上”的抽象哲学，而把道德直接绝对化为了哲学本身，但是他也不过是赞同一个抽象的哲学理念很高深、深刻罢了，与其治政的平平，也颇相得益彰；另有张芸叟起初有一些攻击，认为只是韩愈的意气之作，没什么深刻想法，后来收入自己的《画墁集》时，也不敢再坚持这个说法，直接删掉了那些批评。

其实，本文重要的是两点，一则是做事的重点论、一则是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精神，把虚的理念要变成实际的政策；上述二人不通这个道理，只是看到他攻击了佛老教义（实际上，他攻击的更多的是那些研究并不深入，只是拿着几句话就招摇撞骗的人）就一通批评，自以为立的深刻、境界高，其实实在是不足道。批评都批评不到点子上，我想，韩文公若泉下有知，怕是也要有点“不屑置辩”的了。

（下篇将对于其中一些论点，结合《论语》原典进行一些对比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