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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尤为特殊的是，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并以国家形态绵延至今的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和发展特色，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人类从史前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而言，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在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的漫长积淀上铸就和展开的。
从人类进入文化初期，从公元前6000年左右开始，这些早期族群已经在分别聚居的不同区域形成了集团并且展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在这种多元格局中，不同文化在接触间出现了融合与竞争，使中华早期多元文化从“满天星斗”逐渐变为“月朗星稀”，并展现出文明的雏形。文明初期的良渚文化的衰亡，大概即是受到水灾的影响。从1936年被发现，良渚古城遗址以其保存完整的宫殿、墓葬、祭祀体系等，实证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史。考古学家在良渚文化遗址上发现了大量的淤泥、泥炭和沼泽层。这些证据充分说明，良渚先民受到了大洪水的威胁，良渚文化的文明因子没有发展下去，很可能是受到水灾的严重影响。
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逐渐演变为河南龙山文化，或称中原龙山文化，与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而良渚文化的文明特性也部分地汇入到龙山文化当中，融合成为具有共同特质的早期中华文明。在文化交融过程中，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步形成一个以种植粟、黍和水稻为基础的多品种作物种植经济的农业社会。大体反映了五帝时代万邦林立的状态，与夏商周王朝文明相比，可称为邦国型文明。
从邦国型文明向夏商周王朝文明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族群组成的部落联盟之间开始出现有记载的战争。战争加剧了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融合，也加速了阶级的分化，产生了世袭制的夏王朝，中国历史进入王朝文明阶段。突出反映夏文明特征和发展高度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充分代表了当时中华文明的发展高度。二里头文化的礼器和礼制向四周传播，正体现了“九州攸同”的发展趋势，说明夏文化逐步被周围的邦国和部族所接受，中华文明的核心在不断对周边产生文化影响力。
从文明萌生到王朝文明出现，早期中国的历史进程说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夏商周虽然在政治上代表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但是在文化上彼此之间的相似性是更为主要的。三代的迭代和交融，发展到西周时期，在民族发展上也形成了一般所认为的汉族的前身华夏民族。以西周国家为典型的中国早期国家，突出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在国家政治合法性上奉行以“德”为中心、天命来自民意；在国家政治体制上表现为家国同构、家国一体。
（一）以“德”为中心，天命来自民意。夏商周三代，随着“天”和祖先神的结合，逐渐产生了“天子”的思想，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是与“天”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天子”，他代表“天”对人间实行统治。商代是“天子”思想的萌芽期，周人在继承商人的“天子”观念的同时，认识到“天命靡常”，所以周人不完全将血缘而是突破性地将“德”作为统治者成为“天子”的标准。另外，通过商周革命，周人也认识到百姓的巨大力量，体会到民心向背可以决定王朝的兴衰。于是在政治理论上，周代相较于商代有了比较大的突破创新，形成了德为中心、天命来自民意的政治思想。
（二）家国同构。宗法制主要处理的是姬姓家族内部的关系，周天子作为天下大宗，处于最尊贵的地位，是所有姬姓的宗主。周天子去世后其天子之位由嫡长子继承，庶子则分封到各地为诸侯，各诸侯也以此类推，从而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的金字塔结构。可以说，西周建立之初，通过分封制，形成了主要以姬姓诸侯为主、异姓诸侯为辅，共同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格局。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总结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周朝的政治体制瓦解之后，家国一体的特征某种意义上通过孝—忠这一对辩证统一的价值观延续下来，尤其是经过儒家的阐述，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
（三）统一多族群共同体。“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一个铸造于西周成王时期名为何尊的青铜器铭文中，这里的“中国”指天下之中、西周中心之地洛邑，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在西周早期，周成王分封荆楚民族一支的首领熊绎于荆山丹阳，为楚子。到熊绎的孙子熊渠时，他还明确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自己也并不认同楚属于“中国”。到了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了。随着将周王朝诸侯国囊括进“中国”的范畴，“中国”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战国时，“中国”已成为列国全境的称号。可以说，周代中国已经是包含了多个族群的统一国家。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要去改变随着春秋以来周天子权力的衰微和诸侯力量的强大而展现出的周制的缺陷，从而解决天下战乱不止，统治失序的问题。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后，全面推行郡县制，奠定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王朝国家基本的制度框架。周秦之变，打破了世卿世禄，充分激发了阶层流动和社会活力，同时也解决了分封制所带来的地方分权问题，使中国重新走向统一并分配了中央地方权力，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秦制为汉制继承后，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成为主导性文化。董仲舒把《公羊传》中的“大一统”之意加以发挥，“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不断丰富，构成中国追求国家统一的重要思想土壤。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隋唐时期中国重新实现了“大一统”的格局。贞观三年，唐太宗出兵击突厥，贞观四年破东突厥，原属于突厥所控制的西北一带部族归附唐朝，唐太宗称“天可汗”，以此身份统御北方游牧民族。“天可汗”并非仅仅是唐太宗所拥有的称号，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宗初年，发生了仆固怀恩的叛乱，代宗命郭子仪率兵抵御。回纥等大吃一惊，说：“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郭）令公亦谢世，中国无主，故从其来。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报之曰：“皇帝万岁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旧唐书》）可见，即使是安史之乱后，北方游牧民族仍然认为唐朝皇帝就是天可汗，这种多元领袖身份作为一种制度依旧获得认可。
随着唐代的灭亡，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北宋恢复了中原的局部统一。辽的特别之处在于，首次以非汉人统治者的政权，同时统治一部分传统汉人农耕区和北方游牧区。于是，产生了使用两种管理体制的统治方式，也就是《辽史》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发展至清代，清代对满人“龙兴之地”东北地区、西藏、蒙古以及新疆分别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并以理藩院作为总辖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显示出对于辽代、元代制度的继承发展。另外，清朝皇帝也具有多元领袖身份，比如康熙皇帝作为蒙古诸部的首领，这一点则又吸收了唐代以来的统治经验。清朝统治者同样以“中华王朝”正统自居，强调以“礼仪”别内外而非以“种族”别内外，回归以“文化”视角理解民族关系的汉唐模式，以中华文明为内核塑造了传统国家体制下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
四、近代前夜——文明的延续与更新
以往，我们常把中国的近代遭遇和现代化进程简单归为“西方冲击”的结果，但若从长时段审视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文明的诸多内在特性不但延续到了近现代，更成为近现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因。最典型的，中国庞大的农业经济规模和深厚的农耕文明传统，就直接决定了中国革命采取“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然性。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就都深受湖湘学派“经国救世”“匡时济民”思想的影响。康有为发起戊戌变法，最初也是以“今、古文经学之争”这一儒学千年公案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18世纪法国思想家魁奈曾说：“中国的先进性在于，中国不存在欧洲社会那种意义的阶级分野，没有世袭贵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是可以变动的，一个人的功绩和才能是他可能获得显赫地位的唯一标准。”另一位学者霍尔巴赫则认为：“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其所征服。”
由此可见，发展到近代前夜的中华文明，其规模和成就仍在继续扩大。文明长期发展演进所积累的诸多优势，仍为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能够积极应变、转型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而文明的特质也就此得以延续传承。
五、近代中国——文明蒙尘与重识自我
1840年之后，近代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残酷侵略、掠夺和压榨，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悲惨遭遇，不仅在现实层面带来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惨痛伤害，还在更广更深的层面，让中华文明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顿挫，陷入“文明蒙尘”的境地，中华文明开始遭受空前的认知冲突和信任危机。
欧洲文明作为一种一神教（基督教）文明，其一元、排他的思维模式也日益显露，开始通过贬低世界其他民族和文明来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感，其间当然也包括中华文明。当年出使清朝失败的马嘎尔尼回国后声称，中国“至少在过去的150年没有发展和进步，甚至在后退，而我们科技日益前进时，他们和今天的欧洲民族相比较，实际变成了半野蛮人”。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势话语给中国贴上了“非文明”，甚至“未开化”“蛮族”的标签，成为鄙视与丑化的对象。与此相应，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他们贬损中华文明的说教也传入中国，严重打击了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信心。20世纪初期，“中国野蛮落后”“西方文明先进”的观念在国内极有市场。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有人在宣扬中国“百事不如人”，以至于鲁迅先生要发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追问。
所幸的是，打击与贬损之下的中国人并未沉沦，而是进一步发扬我们文明的创新特性，不断迎难而上，通过不断深入学习外来的有益文明成果——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来为民族复兴和文明赓续注入新的动力。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更是一个重审古今中西，不断找寻自我、重拾自信的过程。所幸的是，每经历一次突进或波折，中国人就更为真切地认清自我。
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之后，尽管中国人对“未来向何处去”尚未形成共识，但坚持国家、文明、文化的主体性，重建中华民族自信心，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确主张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继承五四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革命的方式涤荡传统中遗留的糟粕，以实现文明再造；同时，又高度重视并深刻理解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坚定维护国家民族的主体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包括了历史传统在内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成功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也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命运。
六、新中国——奋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文明迎来了崭新的发展篇章。70余年间，中华民族始终本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愈发深入地思考和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源流与方向。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中华文明实现更新、恢复活力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进程更迅猛推进，祖国大地“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中国人“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文明成果不断涌现、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大命题的提出，在进一步突显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更为中华文明的赓续更新确立了新的理论指引和思想方法。
正如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要走的路。“根深叶茂，本固枝荣”。站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有着愈发强大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在新的文明征途上，更须坚持固本开新，常葆中华文明风华，不断开辟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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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读书笔记 2023078】中华文明：在固本开新中永驻风华发布于2023-12-16 20:1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