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
杨朝明《光明日报》（2023年07月04日11版）
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首先说到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出自孔子之口，见于《孔子家语》和《礼记》中的《礼运》篇。在《孔子家语》的记载中，孔子对弟子子游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天下为公，是人们都修为自己的公德心，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应休戚与共，协同一致，强调要有明确的“社会性”意识，努力做一个“成人”，做“大人”“君子”。所以孔子主张扶危济困，互相关心，而不是各行其是，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害人，弱肉强食。中国文化以孝悌为根本，强调仁爱精神与敬畏观念。中国哲学可视为关于“家”的哲学，以家为本位，由家而国，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孔子主张由孝、悌培养爱、敬，把孝与悌看成“人之本”，把爱与敬看成“政之本”，人们由家庭走向社会，中国思想便打通了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伦理，产生了家国一体的观念。这是中国“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理想追求的认知基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孔子还简洁表述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整理的《尚书》中就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的说法，故能成其私”“公生明，偏生暗”之类的表述。唐代有人说“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大同”崇尚和合，求同存异，这样才能涵摄去取、中和位育。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是中华文化道德精神的根脉，是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明末思想家说“天下非一家之私”，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凝聚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个人道德要求，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相通而契合。100年前，瞿秋白在《赤潮曲》中歌颂十月革命：“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斗争将天下为公的理想真正变成现实。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国早就形成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强调人与人之间、邦国之间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合作共赢，这都是“天下为公”道德理想的凝聚。
二、民为邦本、为政以德
乔清举《光明日报》（2023年07月05日10版）
近日，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在谈到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特性时，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其中提到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民为邦本”和“为政以德”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夏商的灭亡促使以“小邦周”身份推翻“大邑商”的周初统治者深刻反思，认为王朝命运所系在“德”而不在“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惟有“敬德”，方可“保民”，拥有天下。《大学》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一言以蔽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老子提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左传》记载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又记载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主张“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是现实中的人。以民为本，就要“为政以德”，顺从百姓意愿推行政治。《道德经》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即是应顺民心之义。《论语》提出“尊五美、屏四恶”的政治主张，其第一条是“惠而不费”，实现途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同样表达了顺应民心之义。《论语》主张对百姓要“富之、教之”，孟子主张“制民之产”，让百姓有稳定的家产，进而推行教育，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德”具有贯通个人品德修养和国家政治的特性。孔子要求统治者加强道德修养，减少欲望，更多地把财富分配给百姓，通过德政让百姓自愿归附。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儒家思想塑造了把统治者以至于每个人加强德行修养作为社会治理的必要条件的文明特色。《大学》主张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特别是主张“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奠定了“德”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三、九州共贯、多元一体
时世平《光明日报》（2023年07月06日02版）
2023年6月2日，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九州共贯”出自《汉书·王吉传》。原文是：“《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西汉时期，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统治政策。汉宣帝时，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王吉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移风易俗的教化工作，使天下政令法规贯通，这就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的共同体理念。如《论语·里仁》中称：“吾道一以贯之”。“九州共贯”以地理观念为依据和前提，“多元一体”则在此基础上强调包容和融合。作为中华文明起源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概念，“多元一体”中的多元、一体皆从文化共同体角度立论，是中国考古实践中解读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一体是指各民族因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利益而在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中形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价值追求和文化心理结构，就是一直以来“九州”所“共贯”的精神内核。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所包括的56个民族单位是多元的，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多元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多民族交融同时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与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过程相似。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和广袤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在一些历史时期中，尽管出现时间长短不同的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的突出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强大的根基。“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四、修齐治平、兴亡有责
商志晓《光明日报》（2023年07月07日02版）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其中诸多重要元素之一。《礼记·大学》原文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从“修身”到“齐家”“治国”以至“平天下”的递进链条，以贯通一线的内在精神为遵循，形成一套由近及远、环环相扣的政治伦理体系；把自身修为、家庭顺和、国家安泰、天下乐平有序衔接起来，既揭示了古人对现实世界基本秩序的探索，也凝练地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共识诉求。“兴亡有责”一语，是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意凝括而来。顾炎武在十七世纪中叶清军入关的背景下，于《日知录·正始》中写道：“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大意是说，保一姓之国，是统治集团的责任；而保天下，关乎民族存亡、文化传承，则是每一布衣百姓的义务。由此而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出自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之手。修齐治平、兴亡有责，凝练地揭示了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具有“家国同构”特点，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如深植于中国人心中的“忠孝相通”理念，要求每个人都要自觉践行居家尽孝、为国尽忠的基本准则。从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到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再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责任担当精神始终为中华民族倡颂追求，要求每个人都要明晰自己对家庭、对国家应有的义务，且在实践中能够自觉担当。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是中华文明的精髓要义。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是家庭的延展。家与国相辅相成、休戚与共。中华文化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中华文明主张“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都包含着对个体与他人、个人与民族关系的认识与理解，体现出对家庭与国家关系的基本立场与要求。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基本特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明的一系列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孜孜前行、毅然奋发的形象写照，是民族精神不断凝聚、升华的思维结晶。
赵建永《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0日02版）近日，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论及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时，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其中包括“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厚德载物”出自《周易·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意为，《坤》卦是大地母亲的象征，地势广阔，无所不容，滋养万物，君子应效法大地，厚积美德，以宽厚深广的度量和德性承载天下各种事物。“明德”始见于《尚书》中“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明德慎罚”等句，大意为彰明德行。《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说圣贤学问之道，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道德品性，使人去恶从善，以达到最圆满的境界。“弘道”出自《论语》中孔子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大意为人能积极主动地把道发扬光大，而不应依赖和利用道来满足私心。“明德系立身之本，弘道乃处事之则。“明德弘道”须躬身力行，不断强化自身的内在修养，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尽职责、勇担当、有作为、知敬畏。“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体现了古人对自身道德修养及人与社会、自然普遍和谐的追求。“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已积淀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并成为中华民族为人处世乃至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塑造了中华文明宽厚博大、求真务实的精神风貌，故能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融合创新。自觉践行“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有助于培养自信、自强、自尊、自立的主体性道德人格，为塑造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科学把握德才辩证关系，是我们党着眼新形势新任务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其中，政治过硬、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坚决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才能在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时知难而进、迎难而上、顽强斗争；也只有具备了真才实学，确实做到能力过硬、能干成事，才能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传承和弘扬“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文化传统，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形成社会良好风尚，我们必能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六、富民厚生、义利兼顾
谌园庭《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1日02版）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是总书记专门列举的重要元素之一。“富民厚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经济领域和经济工作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反映了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民本导向和道义原则。“富民”一词最早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管子》一书。《管子·治国第四十八》开篇即写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论语·颜渊第十二》记载，孔子在回答学生子贡问政时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把实现百姓的丰衣足食确立为经济、政治、社会安定的三大原则。在《论语·子张第十三》中，面对冉有“既庶矣，又何加焉”和“既富矣，又何加焉”的疑惑，孔子给出了“富之”而后“教之”的答案，明确提出“先使百姓富足，再进行教化”的主张。孔子的学生有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进一步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强调了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前提和基础。先秦儒家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历代封建王朝的执政理念，“富民”思想几千年来代代相传。“厚生”一词的起源比“富民”更早，可以追溯到我国现今留存最早的上古文献汇编《尚书》。《尚书》的《大禹谟》篇强调善政有“六府三事”，六府指的是人民物质生活中的“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唐代初年著名经学家孔颖达在为《尚书》作注疏时，专门解释道：“厚生，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尚书》所谓“六府”与“三事”，合称“九功”。“厚生”展现了深厚的富民养民情怀，是善政的标志与目的，也是善治的体现。“义利兼顾”的观念是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呈现给当代世界各国的又一思想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观，与西方政治文化的理解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英国19世纪三度出任外交大臣、两次担任首相的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名言”不仅是英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圭臬，也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孔子在《论语·里仁篇》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为后世儒家的“义利”争辩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荀况在阐发孔子思想时提出了“以义制利”的观点。《荀子·大略》写道：“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与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内核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相互印证、相互注解。“把“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思想观念放在一起强调，构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伦理观。可以说，实现“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不仅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政策主张和政策追求，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与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
七、天人合一、万物并育
董建霞《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2日02版）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是总书记专门列举的重要元素之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机整体的宇宙观、生态观，彰显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贯穿于诸子百家的经典文献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曾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庄子看来，人和自然万物同属天地造化的产物，共处在一个有机统一体当中，此之谓庄子的“齐物论”。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整体有序的和谐状态。董仲舒通过将阴阳、五行学说合而并用，提出“天人同类、相感相应”之说。“万物并育”出自《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句话的原初意义是强调万物并育不相妨害、道路并行互不冲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宽广胸怀、深厚仁德和高明智慧的理想境界。“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所表达的人与万物共同存在、统一于大自然的生态观念，今天愈加彰显其恒久价值，为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提供了宝贵的文化源泉，梳理出明晰的思想脉络。“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存，凝聚了中国古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与思考。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思想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系统形成了生态文明思想，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倡导以系统性、整体性观念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不仅体现了对自然规律更深层次的把握，还是人类实现永续发展的追求和理想，为全球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更好范式，向世界贡献人与自然和谐之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
八、实事求是、知行合一
夏莹《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3日02版）
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鲜明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元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实事求是最初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在给这段话作注时写道：“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求得正确的结论。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是由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的，他强调“知”和“行”是统一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不能割裂开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里的“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知行合一讨论的主要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总体上属于一种道德修养学说。1941年，毛泽东同志依据革命实践的需要，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其中借用了实事求是一词，并予以新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由此，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重要命题。“知”和“行”的关系同样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典型命题。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立足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就把传统知行观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对知行合一进行了理论阐述和实践探索，不仅解决了怎样做到知行合一的问题，指出“‘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而且阐述了为什么要知行合一的问题，强调知和行相辅相成，“只有把道理真正弄懂了，行动才能自觉持久；只有行动上落实了，对道理的领悟才能更深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事求是、知行合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两个结合”，实现了从传统哲学命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从理论问题到解决现实问题之强大武器的“两次转换”，成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构成。回首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用“实事求是、知行合一”这把钥匙，打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关键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又一个新境界，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命运。九、执两用中、守中致和
董冰《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4日02版）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智慧，凝聚着崇高的价值追求，承载着美好的道德愿景，一直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主要在《中庸》一书中得到集中阐述，原文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两句。其大意为做事时要抓住过和不及这两个极端，调和起来采用适中的做法，既不能过于保守，也不能过于激进；执守住中道以达致天地和谐运行、万物并生而不悖的中和状态。中华文明从其源头就形成了尚中、贵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早可追溯至上古五帝时期。《易经》有“中行无咎”“阴阳相合”的思想，老子《道德经》中也强调“不若守中”“知和曰明”等。孔子首创“中庸”一词，把中庸之德誉为“至德”，并言其为己“一以贯之”之道。首先，守中即守正。“中”为本、为正。《中庸》开篇即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中即训正。”程颐解：“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所以，“中”给出了最高的参照标准和最终的合法性原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底线。其次，执两以用中。“中”为适中、适度、适宜。《论语·为政》有云：“攻乎异端，斯害也矣。”孔子特别强调过和不及都是极端，都不得其中。只有全面掌握两端，才能“择乎中庸”，从两端中取出适当的“中”来。再次，尚中以求和。用中、守中不是以“中”作为统一性取消多样性，而是达致“和”，即多样性和谐统一的理想状态。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希望终结社会的冲突和动荡，使国家上下相合，达到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因此，达到中和需要更高明的承载——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以仁爱、至诚、宽容为底色，内含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伦理要求，是走向中和的道德践履。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言：“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最后，时中。中和、平衡的状态不是固定不变的，要根据事情的变化和发展不断调适来维持中道。《论语·里仁》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处理天下的事情，没有固定不变的要怎样做或者不怎样做，而是适合情理，随着变化而变化。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能够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通权达变不违仁的，非孔子莫属。《孟子·尽心上》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以“嫂溺叔援”的例子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中庸之道权衡轻重、随时而变，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的高妙之处。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用唯物辩证法解释过犹不及，在中庸朴素的辩证智慧中注入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元素，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著名理论范例。他说：“过犹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他认为过与不及的错误在于没有选择最能符合事物发展的度，没有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理论和实践相符合。总书记多次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自觉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譬如“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矛盾观、“蹄疾”而“步稳”的发展观、善于把握全局及长远的系统观念和战略思维、识变应变求变的创新思维、划出红线与亮明底线的法治观念和底线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以及文明多元并生、交流互鉴、和谐共处的思想等，既部署了“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了“桥或船”的问题，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十、讲信修睦、亲仁善邻
刁大明《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7日02版）
2023年6月2日，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其中包括“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讲信修睦”，源自《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其基本含义为，各国之间要相互讲究信用、要建立和睦关系。“亲仁善邻”，则出自更早的《左传·隐公六年》，即“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其基本含义是，一个国家应该亲近善人、友睦邻国。“信”是立国之本，更是国家间保持良好交往的根本基础。《管子·枢言》曾言“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提出正确义利观，倡导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要求。“睦”为国家间交往设置了和顺亲近、守望相助的和谐目标。《广韵·屋韵》有云：“睦，敬也……亲也，又和睦也”。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总书记多次提出中国一直追求和传承的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决定着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关键角色定位。“仁”界定了我们注重仁爱真诚，关注共同命运的积极交往方式。《孟子·离娄下》曾称“仁者，爱人”。2016年在秘鲁国会发表演讲时，总书记曾指出中国人“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旨在说明中国一贯主张各国共同努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共享繁荣、共迎挑战，守护共同命运。“邻”明确了国家间交往的关键方向，要与邻国亲近，更要团结道义上相近、相通的国家。《论语·里仁》有言“德不孤，必有邻”；朱子《论语集注》也说“邻，犹亲也”。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总书记提出了亲诚惠容的重要理念，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赓续历史文脉，践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在外交思想的战略引领下，在新征程上继续谱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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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读书笔记 202306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发布于2023-12-16 20:25: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