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光乍现

我们总是在探索那些不得不探索的新事物时感到恐惧,就像一个离开了母体的婴儿。所以我们总在寻求一个母亲或者一个父亲——要么我们能退回那个令我们安逸的环境中,要么我们能找到一个可以供我们膜拜、遵从和模仿的他者。总之,“我”不能是独立的,因为“我”一旦处于这种独立之中,就感到无比的畏惧与担心,感到不可控与不可靠,感到我们即将死去。所以我们总是问别人:“这怎么做?”,我们总是要看一看参考书,我们总是要看一看答案,我们总是不第一个行动,我们总是盼着别人把一切都做好...于是我们既在言语上称赞那些人——“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同时又表现出抗拒——“我说怎么别人都岁月静好了,原来是我替别人负重前行了。”这样的习惯,这样必须依附于父亲或母亲的习惯,真的能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全部的释放吗?真的使我们成为自由而独立的主体吗?真的使我们变酷了吗?从存在主义讲,我们真的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吗?
所以我厌恶别人问我,“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好像我是一个秩序中的父亲,可以为他提供十全十美的答案,任何时候都依靠别人,都畏缩在阴影中,如果别人成功了,就默不作声地跟上去,如果别人失败了,就加以嘲笑。不过是在纾解自己生命的冲动,是在纾解自己内心对自己懦弱的指责。
所以我强调的是主体的尊严。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某件事总是有一个“最好的做法”,但那是“科学”带来的误解与迷信,即“迷信科学”。有人说,把“迷信”和“科学”组在一起是一个逻辑不通的事情。这是因为人们把科学当作了上帝,人们觉得科学是不可能有问题的。就像中世纪的许多欧洲人认为上帝是不可能有问题的一样,在那时人们会对说出“迷信宗教”的人义正辞严地加以批评,而今天人们会对说出“迷信科学”的人加以取笑,这是一样的。中世纪的迷信者不敢直视宗教的幻想性,就像当今的迷信者不敢直视科学的工具性。因为对上帝论证的不充分,意味着上帝随时可能消失,就像说明了科学的有限性,意味着我们不能再一厢情愿地把一切事情的解决都推到科学头上了,像“上帝”、“科学”这样“父亲”式的消失,带来了浮萍无根般的不安,所以人们激烈地抨击“迷信科学”的说法,好像这样就能保住那个“父亲”的地位一样,但事实是无用的。
事情并不总存在一个最优解,事情永远只存在一种情形,那就是发生了的情形。而对于事情的理论解释,终归是一种语言性质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解释不过是无意识的转化在象征界的表达。它对于事情本身、对于人们的行动没有直接作用。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科学地预测的事态发展,从来都不存在。即使牛顿的规律被验证了亿万次,依旧没有一个更大的“父亲”来担保下一次的事实是否会打破以往的验证(但当然事实是没有,如果有,它就会被更多的理论解释,从而缝合这个裂缝)。
所以当人们问到:我应该怎么做?这时候人们就应该充分地意识到了,没有一个“常人”来为你的选择负责,也许大家都这么做,但责任是你一个人的(海德格尔)。也没有一个必然的因果链条,好像你做了什么就一定能得到什么。准确地说,人生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在冒险,有时正如你所想的那样,有时会有巨大的意外挫折,但有时反而有意外收获,以至于这种东西能彻底改变你的人生轨迹。
因而,理论是有限的,不要对于理论太过严苛,不要太当真,一定要保持一定距离,要明白理论不是一切,重要的是从理论中得到启发。真正无限的乃是主体的生命的冲动,乃是某种貌似秘(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其难以言说)的东西,是行动的冲动。任何行动不存在一个标准答案,只存在一个历史记录。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掘自我意识,而真正的行动并不是按着某种理论来行动,而是按着自我意识来行动,而是由无意识涌现出来的,决定着你将坍塌进入哪种境遇的行动。因而理论并非无用,却也不是全部的和直接的。一切都蕴藏在主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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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不存在一个标准答案发布于2024-04-08 11:3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