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笔记|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清代文学 清中叶诗文词多元发展的局面

考研笔记|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清代文学

第八编 清代文学

第七章 清中叶诗文词多元发展的局面

第一节 流派纷呈的乾嘉诗坛和袁枚

一、沈德潜及其格调说。

（一）诗歌理论：

1.论诗本叶燮，以儒家诗教为本，倡导格调说。        

2.尊唐抑宋。

3.使诗歌“去淫滥以归于雅正”（《唐诗别裁集序》），起到“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的教化作用。

4.鼓吹“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要求创作“一归于中正和平”。（《重订唐诗别裁集》）

5.为使“格高”“调响”，以唐人为楷式，以古诗为源头，选辑《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树立学习的范本。

（二）诗歌创作：

1.如明代七子，古体摹汉魏，近体法盛唐。

2.有“以微词通讽谕”的诗歌，如新乐府《制府来》《哀愚民效白太傅体》《海灾行》《刈麦行》等，讽刺官吏跋扈，反映民生疾苦，语言朴素自然。

3.近体诗《金陵咏古》等高亢雄健。

4.大量诗作雍容典雅，平庸无奇，为典型的台阁诗体。

二、厉鹗及浙派。

（一）继朱彝尊、查慎行为浙派盟主，主张作诗参以书卷，学习宋人，好用宋代典故，著有《宋诗纪事》。

（二）其诗主要写山水，以杭州和西湖风景为主。如《灵隐寺月夜》《初晴晓行湖上》《早春登孤山四照亭》等，于幽新隽妙融入孤寂冷落之情，“语多隽味”。

（三）作诗重学问，主空灵，合写景与宗家为一，代表浙派风格特点。

（四）杭世骏、金农、吴锡麟等辅佐左右，势力颇大；清人所称“浙派”，基本专指厉鹗一派，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

三、翁方纲。

（一）诗歌理论。

1.论诗倡肌理说，主张“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肌理”源于杜甫《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之句，包括义理与文理：义理为“言有物”，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思想与学问；文理为“言有序”，指诗律、结构、章句等作诗之法。

2.义理为本，通变于法，以考据、训诂增强诗歌的内容，融词章、义理、考据为一。诗歌理论受考据学风影响，“所为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清史稿》本传）如《汉石经残字歌》等，以学问为诗，用韵语作考据，袁枚评之“错把抄书当作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

（二）同时的钱载，道、咸间的程恩泽、郑珍、何绍基和清末沈曾植等的学人之诗和宋诗运动，都由肌理说推动而来。

四、袁枚与其性灵派。

（一）字子才，号简斋；因居南京小仓山随园，称随园先生，号仓山叟、随园老人。

（二）诗歌理论：标举性灵说。

1.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在性与情上，主张即“情”求“性”（《书复性书后》），突出尊情；在言志与言情上，认为“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随园诗话》卷三）。强调情是其诗论的核心，男女是真情本源；反对宋学、汉学，质疑“六经”。

2.论诗宗尚性灵。“性灵”：包括性情、个性和诗才。性情是第一要素，“性情以外本无诗”（《寄怀钱屿沙方伯予告归里》），即说诗生于性情，性情是诗的本源和灵魂，要“自把新诗写性情”。这种性情要表现出诗人的独特个性，没有个性，就丧失了真性情（《续诗品》辟“著我”一品，就是明确提倡创写“有我”之旨），这是性灵说审美价值核心；诗才：才气、天分与学识。

3.该理论在“吟咏性情”基点上构成，冲破传统与时代风尚，对格调模拟复古、肌理考据学问、神韵纤巧修饰、浙派琐屑给予有力的冲击，是晚明文艺思潮的重兴。

（三）创作：

1.以才运笔，抒发性灵；笔触广泛，反映现实、咏物怀古、描绘山川自然和表现个人志趣，大都不受传统思想束缚和正宗格调限制，信手拈来，矜新斗捷；且清灵隽妙，具感情奔放、议论新颖、笔调活泼、语言晓畅、句法灵巧等特点，有一定创新。

（1）关心民瘼，如《马嵬》其二《苦灾行》《南漕叹》《捕蝗歌》等。

（2）揭露社会弊病，如《鸡》《偶然作》《养马图》等。

（3）抒述骨肉之情，如《陇上作》《哭三妹五十韵》《哭阿良》等。

2.性好游览，写景之作模山范水，落想不凡。如《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观大龙湫作歌》等。

3.另有一部分小诗以清新灵巧见长，如《苔》《遣兴》《湖上杂诗》。

（四）与袁枚并称“乾隆三大家”的赵翼和蒋士铨。

1.赵翼。

（1）诗论：①论诗崇性灵；②重视创新，强调不囿于成法，敢于破除宗唐宗宋门户习气，自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2）创作：

①议论精警，幽默诙谐，杂以雄奇豪放气概，如《论史》《偶得》《闲居读书》等。

②创作个性分明，旨意洞达，如《晓起》。

2.蒋士铨。

（1）主张“文章本性情”（《文章四首》），但其性情包含“忠孝节义之心，温柔敦厚之旨”，如《题文信国遗像》《南池杜少陵祠堂》等。

（2）描写盛世苦难，如《京师乐府词十六首》《饥民叹》《鸡毛房》等。

（3）抒写亲情，如《出门》《岁暮到家》等。

（五）张问陶。

1.师承袁枚，诗多“骚屑之音”，有《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拾杨 》等；游记怀古之作有《初冬赴成都过安居题壁》《紫柏山谒留侯祠》等。

2.敢于鄙薄道学，有不少与妻子唱和、抒写夫妻之爱的诗，如《春日忆内》。

（六）性灵派中和“乾隆三大家”对称的“后三家”：舒位、王昙和孙原湘。

1.舒位、王昙是龚自珍的先导。

2.舒位。

（1）题材广泛，性灵与才学兼具，洒脱自如，材藻艳丽，旁征博引，如《说蟹三十韵》《鹦鹉地图》等。

（2）华美辞藻、纵横驰骋、“郁怒横逸”（龚自珍），如《破被篇》等。

3.王昙：《项王庙》等感慨自身，龚自珍诗歌的滥觞。

4.孙原湘：诗清丽俊逸，富巧思，多丽语。《清史稿》本传称“位艳、昙狂，惟原湘以才气写性灵，能以韵胜”。

五、性灵派外围：郑燮、黄景仁等。

（一）郑燮字克柔，号板桥。

1.论诗倡“真气”“真意”“真趣”三真，崇杜甫“历陈时事，一寓谏诤”，主张诗歌应“道着民间痛痒”（《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

2.《郑板桥集》有许多诗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如《孤儿行》《私刑恶》《悍吏》等；抒发才情之作较多，表现出磊落高尚的人格精神，如《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

（二）黄景仁字仲则，自号鹿菲子。

1.内容：

（1）抨击倒行逆施的黑暗世道，如《悲来行》《泥涂叹》《献县汪丞座中观伎》；

（2）揭露人情浇薄，世态炎凉，如《啼乌行》《沙洲行》《和钱百泉杂感》；

（3）哀民生之艰，如《苦暑行》《涡水舟夜》等。

（4）嗟贫叹苦和诉说生活窘迫的，如《都门秋思》《绮怀》《别老母》等。

　（5）表现个性意识在复苏和觉醒意义上的深入思考，如《杂感》。

2.艺术：

（1）作诗“好作幽苦语”，倾泄“盛世”中的怨愤，如《朝来》《癸巳除夕偶成》等，常以“落日”“斜阳”“暮气”“晚秋”等意象写景抒情，感觉到世事殆变的征兆。

（2）七古以雄伟的笔触描绘壮丽的自然景色，抒发磊落恣放之情，既似李白豪宕腾挪，又兼韩愈盘转古硬，如《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

（3）七律清丽绵邈，富李商隐的优美韵致，瘦硬峭拔处兼得黄庭坚的神髓。

（三）刻画景物诗中有画的黎简；五七言绝句出入中晚唐、语言华赡的黄任；句法亦骈亦散、语词古奥艰涩的胡天游；工为艳诗的陈文述；气势奔放、语多奇崛的洪亮吉等，既是诸大家羽翼，也是清中期诗坛多元风格的表现者。

一、桐城派。康熙年间由桐城人方苞开创，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

（一）先驱：戴名世，字田有，为桐城派理论的发轫。主张：

1.为文以“精、气、神”为主，“言有物”为“立言之道”（《答赵少宰书》）。

2.“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也。”（《己卯行书小题序》）

（二）奠基者：方苞，字凤九，号灵皋，晚号望溪。

1.“义法”说。“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方苞取来论文，“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合起来说是言之有物而文有条理；分开来说：

（1）“义”指文章内容，“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答申谦居书》），以儒家经典为宗旨，具服务于当代政治的目的；

（2）“法”指文章作法，包括形式、技巧问题，如布局、章法、文辞等。

（3）义决定法，法体现义。

2.讲文章作法，或侧重“虚实详略之权度”，或追求“首尾开合，顺逆断续”之“脉络”，或提倡用语“体要”、简洁，偏重文法；但认为“义”在其中，“法以义起而不可易者”（《史记评语》）。

3.要求内容醇正，文辞“雅洁”。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记其语：“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中俳巧语”，使古文用语典雅、古朴、简约，适应清统治者“清真古雅”的衡文要求，并给古文建立更严格的具有束缚性的规范。

4.由于与制举之文相通，利于维护理学道统，所以受到朝野崇奉和欢迎，“义法”说也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论文纲领。

5.创作：选材精当，以凝练雅洁见长，开桐城派风气。

（1）读史札记和杂说，如《汉文帝论》《辕马说》等简洁严整，无枝蔓芜杂之病。

（2）游记如《游雁荡记》；赠序如《送刘函三序》；碑铭如《先母行略》《兄百川墓志铭》《田间先生墓表》等，详略有致，具有法随义变的特点。

（3）名篇如《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

（三）刘大櫆：上承方苞、下启姚鼐，是桐城派“三祖”之一。

1.对“义法”理论进行拓展，以“义理、书卷、经济”的“行文之实”扩大“言有物”的内容，是姚鼐“义理、考据、词章”说的先导。

2.认为“行文自另是一事”，“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对“行文之道”的“神”“气”“音节”等要素给予重视，突破“言有序”的范围。

（1）“神”“气”是作者精神气质在文中的表现。

（2）“神”是首要的，居于支配地位。

（3）“气”是贯穿文章的气势韵味。

（4）“神为主，气辅之”。

3.为使“神”“气”易于掌握，提出因声求气说：由字句求音节，由音节求声气，音节是行文关键，诵读能体会文章的“神”“气”，为探寻“义法”奥妙揭示出门径和方法，也使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4.创作：抒发怀才不遇，指摘时弊，以“雄奇恣睢，铿锵绚烂”（吴定《刘海峰先生墓志铭》）称胜；游记文如《游晋祠记》《游大慧寺记》等借景抒情，讽世刺时，近于雄肆奇诡，姚鼐评“有奇气，实似昌黎”（《海泊三集序》评语）；《书荆轲传后》《送姚姬传南归序》《息争》等可看出其文章的音节之美。

（四）姚鼐，字姬传，号惜抱，壮大了古文的声势，在桐城派中地位最高。

1.主张“道与艺合，天与人一”，“义理、考据、词章”合一，儒家道义与文学结合，天赋与学力相济，“义法”外增加考证，以求三者统一兼长，达到既调和汉学、宋学之争，又写出至善极美文章的目的。

2.运用传统阴阳刚柔说，将风格归为“阳刚”“阴柔”2类，提出“统二气之会而弗偏”，“协合以为体”，追求刚柔相济，接触到文学审美风格实质问题，对后世影响甚大。

3.把文章艺术要素提炼为“神、理、气、味”和“格、律、声、色”8字。

（1）前四者是内在的“文之精”，处在高层次；后四者是外在的“文之粗”，层次虽低但较具体，精寓于粗，相互依存。

（2）从学习角度，由“粗”把握“精”，待融贯其“精”后再弃“粗”，摆脱其束缚，细密和完善了刘大櫆因声求气说。

4.纂辑《古文辞类纂》，以13类体裁选辑七百馀篇自战国、秦汉、唐宋八大家到归有光、桐城派方苞、刘大櫆的古文，以为示范，确立古代散文发展“正宗”文统，被桐城古文家奉为圭臬。

5.创作：以韵味胜，偏于阴柔，成就比桐城派其他作家高，如《登泰山记》《袁随园君墓志铭序》《游灵岩记》《泰山道里记序》等。

（五）桐城派以“义法”为基础，发展成具严密体系的古文理论；姚门之后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四大弟子”。

二、桐城派分支——阳湖派。

（一）代表恽敬、张惠言均为阳湖（今江苏武进）人。

（二）专志古文，不愿受桐城文论束缚，兼收子史百家、六朝辞赋，以博雅放纵取胜，如恽敬《游庐山记》《游庐山后记》，张惠言《书山东河工序》《吏难》等。

三、桐城派馀脉——道光末曾国藩湘乡派和曾门弟子→“桐城嫡派”严复、林纾。

四、不傍桐城门户、具明小品文风采——袁枚、郑燮和沈复等。

（一）袁枚。

1.文章大都感情真挚，富个性；甚至放言无惮，敢于冲决传统观念。

2.论说文《郭巨论》《随园记》《策秀才文五道》等，立意精辟，气势逼人而雄辩。

3.记传如《书鲁亮侪》《厨者王小余传》等，于事中见人，鲜明突出。

4.祭诔文最有抒情色彩，如《祭程元衡文》《韩甥哀词》等，其《祭妹文》与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同是祭文名作。

（二）郑燮的家书和题跋浅白如话，如《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靳秋田索画》。

（三）沈复：自传体笔记式散文《浮生六记》，前3卷《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是古代散文中少见的描写夫妻之情的文章。

（四）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收集南明史料所写碑铭传记如《梨州先生神道碑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梅花岭记》等。

（五）其余如蒋士铨《鸣机夜课图记》，钱大昕《弈喻》等。

一、骈文复兴。

（一）清初陈维崧、毛际可倡导→中期袁枚、孔广森、吴、曾燠、李兆洛等肯定。

（二）阮元《文言说》视骈文为正统，将骈散之争推向高潮；吴的《国朝八家四六文钞》，曾燠《国朝骈体正宗》，李兆洛《骈体文钞》宏扬骈文正脉，扩大影响。

（二）陈维崧骈文如《与芝麓先生书》《苍梧诗序》等，开风气。

（三）至雍正、乾隆之际，胡天游承上启下，作品如《大夫文种庙铭》《禹陵铭》《逊国名臣赞序》等。

（四）“骈文八家”：由吴选辑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孙星衍、吴锡麟、洪亮吉、曾燠和孔广森八人的骈文为《国朝八家四六文钞》而来。

1.袁枚骈文流丽生动，文藻秀逸，有独抒性灵、自然活脱的特色；

2.邵齐焘崇尚汉魏，用典较少，以文气流宕，清刚矜练为长。

3.洪亮吉与孙星衍是常州派骈文代表，轻倩清新。但孙才力苦弱，洪则情辞相辉如《游天台山记》《戒子书》《出关与毕侍郎笺》等。

（五）与洪亮吉并称“汪洪”的汪中，骈文成就最高。

1.内容取材现实，情感吐自肺腑，艺术“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风格遒丽富艳，渊雅醇茂，且用典属对精当妥帖，被视为清代骈文复兴的代表。代表作《哀盐船文》。

二、李兆洛

（一）与恽敬、张惠言合称“阳湖三家”，私淑姚鼐，主张骈散并行。

（二）《骈体文钞》。

1.选录战国至隋代认为属骈体范围的文章774篇，分32类。

2.虽选有部分秦汉散文如贾谊《过秦论》司马迁《报任安书》诸葛亮《出师表》等，也是在溯源意义上取录，借以证明骈文与古文的亲缘关系，目的“欲合骈散为一，病当世治古文者知宗唐宋不知宗两汉”。（《清史稿》本传）

3.不免矫枉过正，把有些散文当作骈文看，具有扬骈抑散倾向；但对桐城派后学兼采骈文之长，重视诸子百家文章，产生启迪和影响。

一、浙派词的嬗变。

（一）浙派中期领袖厉鹗。

1.推衍朱彝尊“醇雅”说，向往“清空”境界，以“远而文，淡而秀，缠绵而不失其正”为“骋雅人之能事”（《群雅词集序》），姜、张之外再揽入北宋周邦彦，音律和文词更为工练。

2.词作以记游、写景和咏物为多，擅长山光水色的描绘，表现幽隽清冷之美。如写月夜游富春江的《百字令》和描摹秋声的《齐天乐》。

3.生活狭窄和词境单一，也有真气少存、意旨浅薄之弊，加速浙派衰落。

（二）吴锡麟：用“穷而后工”矫正词宜宴喜逸乐说，“姜、史其渊源”，“苏、辛其圭臬”，代替专宗姜、张褊狭，动摇浙派支柱，但其词骨脆才弱，作用有限。

（三）郭{鹿吝}：跳出分正变、尊姜张樊篱，主张摅述性灵，其词“屡变”求异。

二、常州词派。

（一）发轫于嘉庆初，背景：社会矛盾激烈，浓重的忧患意识使学者眼光转向国计民生有用的实学；词的领域，阳羡末流浅率叫嚣，浙派襞积，把词引向淫鄙虚泛。

（二）张惠言开创。

1.与兄弟张琦合编《词选》（又名《宛邻词选》），选择精严，并附当世常州词人以垂范，显示这个创作批评均具特色、以地域集结的词人群的存在，成为开宗立派的旗帜。

2.《词选序》全面阐述自己词学理论：

（1）主张尊词体，提高词的地位。       （2）倡导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和“深美宏约”之致，对扭转词风和指导风气起积极作用。

（3）论词重意，所作40多首词，态度严肃，“标高揭己”，实践其词学主张，有力地荡涤淫词、鄙词、游词的词坛三弊，朱孝臧称他为“词源疏凿手”（《 村语业》）。

3.《茗柯词》细致生动，语言凝练干净，抒发怀才不遇、飘泊无依和羁缚受制等心绪，词旨常在若隐若现间。如《木兰花慢·杨花》《水调歌头·春日示杨生子》。

4.但其词作缺少社会内容和历史精神。

（三）周济发扬。

1.理论：

（1）以艺术审美眼光推尊词体，突出词的“史”性和与时代盛衰相关的政治感慨；

（2）比兴寄托：从创作与接受角度上，阐明词“非寄托不入”和“专寄托不出”。

（3）正变理论：以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为学词途径，使学周邦彦、吴文英成为时尚，既纠正浙派浅滑甜熟，也使“常派”真正风靡，笼盖晚清词坛。

2.创作与理论脱节，如《味隽斋词》中多数作品过于强调寄托和不露痕迹，晦涩难懂、“如索枯谜”（吴梅《词学通论》）

三、浙、常之外。

（一）郑燮《板桥词》以凄厉之笔，倾泻“盛世”悲哀。

（二）嘉、道间项鸿祚、蒋春霖，与张惠言、周济等并称“清词后七家”。

1.项鸿祚。运笔空灵，触景起情，多抒哀情凄意，如《减字木兰花》《阮郎归·吴门寄家书》），是一位“幽艳哀断”的感伤词人。

2.蒋春霖。善于寓情于景，刻画衰飒意境，再现太平天国战争灾难，如《台城路》（惊飞燕子魂无定）；其词以渲染愁苦和吐露身世之感为多，前者如《卜算子》（燕子不曾来），后者如《木兰花慢》（泊秦淮雨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