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家”思想在“诸子百家”中的地位

钟永圣

(东北财经大学 中国经典经济学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5)

摘要：以管仲为代表人物的“管家”思想理应是“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它上承五帝三代精神，下启百家诸子思想，理念圆融，方略完备，战术得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治国理政、繁荣经济、富国强兵的最宝贵思想体系。但是由于《管子》一书错简较多，加上后世学者片面理解孔子对管子的评价，特别是研究者因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施展机会，无法全面准确把握管子思想等多种原因，导致管子学说在两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被误解、错解和肢解，以至于被长久地束之高阁，未能适时发挥其应有的巨大作用。因此只有恢复“管家”思想的历史地位，把它和道家、儒家、墨家思想同等对待，才能准确地描画春秋时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图景；同时，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要完成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转变，毫无疑问，以“管家”思想为主要核心的中国传统“经济家”学说也最有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管子；“管家”思想；经济家；诸子百家

我国周朝后半叶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空前繁荣的一个历史阶段。后世总结该时期的历史成就，往往用“百家争鸣”或者“诸子百家”来形容。但是在现实中，真正被后世大众熟知而影响巨大的，仅有道、儒、墨、法、兵、阴阳、医等几家学说。如果对周平王东迁到秦朝统一期间的中国思想史做全景式的解读，那么就会发现：忽略以管仲为代表的“管家”思想或者“经济家”思想，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建设强大的国家。

一、管子实际上是“春秋第一子”

1.春秋诸子当中，管仲在出生时间上最早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和秦襄公等护送下，迁都洛邑。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时期。公元前722年，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以庶子身份继位，鲁国史官从此年开始记事，一直记录到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形成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共244年历史。后世史家大体上把这一段历史称为“春秋时期”。

把春秋时期几位主要的“诸子”生辰年份列出来，有助于我们看清“诸子百家”的“传承脉络”：管子(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晏子(公元前595年—公元前500年)，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史书记载老子的结局是“不知所终”，所以卒年不详)，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孙子(公元前545年—公元前470年)。这一时期能够开创一个学派、引领一个时代、真正具有“学说创始人”地位的，只有管子、老子、孔子和孙子四家。

墨子(公元前479年—公元前381年)出生时，已经是春秋纪年结束的年份，所以墨子不是“春秋诸子”，是“战国诸子”。其他著名者，如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庄子(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荀子(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全是听着管子学说与故事长大的后来者。管子学说及功业天下闻名，齐国都城临淄俨然是当时天下的“文化中心”，稷下学宫的设立更是令四方学士趋之若鹜，孟子和荀子都曾经求学交流于此，影响华夏近五百年的文化潮流，“管家”实在是东周思想界“百家”中的第一家。

2.管子全面继承中华上古文化，“管家”思想涵容诸多家思想

在春秋诸子中，虽然无一例外都是中华上古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但是老子、孔子和孙子还是由于杰出的文本贡献而被后世分别尊为道、儒、兵家创始人，而管子似乎被有意遗忘了，除了有“管子”的称呼，几乎没有人把他作为“管家”学说或者“经济家”的创始人，或者说，不知道管子是什么“家”，也没把他当作一“家”。更为倒因为果的事情是，竟然有诸多学者声称“管子学说中杂有道家、儒家、农家、法家思想”。其他家学说的内容先不比较谁先谁后，单就法家而言，管子是“以法治国”的首倡者，提出“君国莫重于令，令尊则君威，君威则国治；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弱”，提出“一尊于法”等治国的法制措施；被后世称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比管子晚了四百多年，到底谁是宗师谁是学徒，岂不是一目了然？说“管家”思想杂有法家思想，是没有历史常识的臆想说法，犹如说“爷爷长得很像孙子”，颠倒历史传承关系。

另外，说管子思想“杂”，是没有中华文化的体悟经验、深受“分科思维”影响的专业化思想的片面结论。“管家”思想的诞生或者表述，乃至于其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都在后世所定义的“诸子百家”之前。以“管家”思想为主要核心的“经济家”思想在时间上是“诸子百家”之首，在内容上是“诸子百家”之源。从文本上考察，道、儒、兵、墨等多家思想的核心要义，几乎都可以在《管子》一书中找到源头或者类似的表述。

3.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功业最盛

在诸子当中，管子是唯一有机会把自己的全部认知和理论付诸实践并且取得辉煌成功的思想家。按照现代的看法，管子属于“国家公务员”，另外一些诸子的身份多半应是“学者”。学者的特点是容易以“真理在握”自居，看不起官员，称之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然而，若非证道之真人或者有中华上古文化传承的人，往往纸上谈兵者居多。

管子能够在人才如过江之鲫的时代脱颖而出，能够让盛德君子鲍叔牙自逊相位，以身下之，能够让齐桓公以“仲父”称之，言听计从，能够使齐国出师有名，诸侯信之，能够使齐桓公成为周天子承认的诸侯霸主，绝非徒逞口舌者可以望其项背，“春秋第一子”当之无愧。若称春秋战国的思想状况为“百家争鸣”，凡有思想者皆可位列“诸子百家”，那么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功业上，管子皆可位列第一。

司马迁做《史记》，《管晏列传》排在《伯夷叔齐列传》之后，在整个列传中列第二位，在《老子韩非列传》之前，足以说明在司马迁了解的古史当中，管子的影响十分巨大。要知道伯夷叔齐是周武王时期的人，先管子三百多年，这其中难道无一人可入列传吗？伯夷是孟子论述的“四圣”之一，为“圣之清者也”，管子在“清”的方面显然无法和伯夷相比较，那么很明显，在“功业”方面整个东周思想界无出其右者，所以才会被史家如此尊崇。

二、“诸子百家”说法的来源及“管家”的定位

细究历史，“诸子百家”的称呼似乎有些草率和夸大其词。一般认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对春秋战国思想进行“分家”的始作俑者，但是根本没有什么百家，只是区区六家，分别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见于他的论文《论六家要旨》，载于《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刘歆在司马谈划分六家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偏好，增加了纵横、杂、农、小说四家，总共十家，有凑数之嫌，见于他的论文《七略》。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显然不太赞同刘歆把数字凑为十家的做法，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由于《汉书》是汉代中央政府提倡的史书，当世受重视程度要高于司马迁的《史记》，所以班固的观点影响深远，后世学者干脆据此去掉了勉强凑上去的“小说家”，剩下九家。唐宋以后所谓的“三教九流”，其中的“九流”就是依据班固的意见剩下的“九家”。但是班固依然有“时代局限性”，他的“九家说”忽略了中华文化中至为重要的兵家学说和医家学说。补其漏者，为其后两千多年的现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吕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提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这样，号称“诸子百家”的“家底”，不过十二家。

可是，这十二家的说法，也远远未能准确勾勒出中华先秦思想学术的全貌。人们在清点自己的拥有时，往往不会把阳光、空气这些无价宝计算进去，越是功用巨大的存在，越是容易被忽略。孔子评价管仲功业时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又有“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如其仁，如其仁”。这不但表达了对管仲的不尽感恩之情，还充分肯定了管仲保护中华文明不受异族的进攻乃至遭受灭绝的历史功绩。在管仲的坚持下，虽然齐桓公为诸侯国之间的霸主，但是仍然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在管仲的坚持下，齐国“兴灭国、继绝祀”，主持诸侯国之间的公平正义。且不说管子对其他学说有启迪、源头和开创的作用，单凭这些实现了的功业，管子学说的实际影响力就绝不逊色于任何一家，包括儒家和道家在内也依然如此。那么，显然，在谈论我国东周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时，不能少了管子学说，应给予其“独立一家”的历史地位。

管子学说的命名，可以像墨子的学说称为“墨家”一样，称为“管家”；也可以像孔子学说称为“儒家”、老子学说称为“道家”那样，依据其最核心的理念，把管子学说称为“经济家”。从管子《牧民》《霸形》《白心》《禁藏》等篇思想来看，以民为本，经邦济世，富国强兵，匡扶正义，正是中华文化本有的地道的“经济”本义，以“经济家”命名管子思想，恰如其分。

从目前的历史资料看，最初定义出“诸子百家”称呼的，是汉代史学家。《汉书·艺文志》记载，数得上名字的“诸子”，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也就是说，“诸子百家”是后人概括出来的，那么这种概括必然就有“选择性”和“偏好性”，而且一定会因人而异，能够成一家之言，在历史上发展成学派的，不过十家左右。前面提到的六家、十家、九家和十二家的说法，已经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以孔子学说为例，它是在汉代结束战乱之后，被中央政府尊崇提倡起来的；到了唐代，经过太宗的改革，才确立了国家祭祀中“先圣”的地位，以前国家祭祀的先圣是周公；到了宋代，经过朱熹的影响，确立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由此“儒家”思想在考取功名、社会影响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整个过程显然是人为选择的结果，是一个不断加深认识的结果。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否认孔子及其学说的伟大，它只是表明，要人们认识一位伟大圣贤的境界，是需要历史过程的，是需要不断总结、甄别和确立的。春秋之乱，战国之乱，没有统一的天子、中央政府或者朝廷来推广弘扬真正符合自然、符合天道、符合百姓利益的圣贤文化，战乱结束，秦朝来不及梳理文化，就因残暴而灭亡了。直到汉文帝才安定下来，有了进行文化建设的可能和空间，是汉文帝开启了大汉强盛的序幕，确定了发展的调子，才有后世整理文化的可能。但是有了总结梳理文化的可能和空间，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准确地认识、客观地评价、全面地揭示过去历史的“事实”。人们的认识或许存在偏颇和盲区，从而导致长时间轻视、忽略乃至埋没一种观点、一种学说、一种思想。一旦这种片面的认识被视为一种传统、一种常识、一种客观，就有可能根深蒂固，使整个社会大众丧失自我反省的能力和重新认识的警觉。

三、管子思想为什么在“诸子百家”中不受重视

1.没有治国理政实践经验者不容易理解管仲

在涉及评价的时候，人们往往过于着急地贴标签，简单、线性甚至肤浅地“定性”一个人或者一种学说。比如认为管仲施行的是“霸道”而不是“王道”；管仲有国君诸侯才能享用的三归、反坫，是僭越的非礼行为；提倡奢侈而不例行节约，等等。所有这些观点都是没有深入研读管仲的著作产生的看法，也是缺乏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对世事的真实情况了解不多的看法。周天子自己的福德威望智慧能力不能独立，指望管仲推动齐桓公扶之，是不谙人性也不懂世事；管仲拥有诸侯的礼宾规格，是和齐桓公商量好的策略，以使管仲的改革措施能够冲破齐国贵族的阻力而得到施行；管仲提倡消费，是因为不消费无法促进经济发展。2700年后，2017年的中国，来自消费的经济贡献度达到了58%，不知道是管子的经济学理念超前了2700年，还是我们的经济学智慧落后了2700年。一边享受着适当消费带来的繁荣，一边咒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不够节俭，真不知道是中国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失，还是我们失落了懂得感恩的天良。

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因提议倡兴王道，被父亲批评：汉家历来王道和霸道兼而有之，奈何纯以王道治之？这是大汉之所以为“强汉”的秘密：倡行道德仁义的王道，和以经济为基础、以武力为后盾、以赏善伐恶为法纪的霸道，两手都要硬。在不能感化的情况下，仅施行王道，只能劝善，不能惩恶，为强敌入侵和内部篡权埋下隐患；在人心思定的情况下，仅施行霸道，只能力压，不能心服，为日后发生暴乱埋下祸根。所以管子提倡治国理政之道，在于树立“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观念，更在于“居安思危”，“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惩戒非法，以维护安全与正义。

在市场经济被视为天经地义、商业法则代替伦理法则、国际贸易建立在强权之上的时代，如果依靠已经被“发展”为“仁义道德”的儒家、被误解为“消极遁世”的道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等诸子学说治国理政，显然都不合时宜。法家的主张倒是因为整个世界的道德水准下降，必须依靠法治、暴力来维护而显得有力量，贴近现实，但是法家的制度措施也必须建立在“德治”的基础上。所以，诸子百家思想中，最贴近治国理政现实的，只有管子的“管家”学说。

2.学术思想向庄子所说的“道术为天下裂”的“专业化”发展，多数学者不能理解管子圆融贯通的思想

《管子》中载有儒家的仁义思想、道家的清净无为思想、法家的贵贱皆需遵法思想，是中华“经济”理念本有的内容。“经邦济世”是安定天下、和睦诸国、利益百姓的大事，不舍一人，不失一法，需要所有方面的“知识、技能、思想”。犹如一个人，有看的功能，听的功能，闻的功能，尝的功能，感知、思考、分析、判断，理性与感性，逻辑与直觉，技能与艺术，哪个可以缺失？谁能说人的功能“太杂”了？国家治理，是同样的道理，各种观念、素质、制度，都是不可或缺的功能。

中国的文化是活的、整体的、贯通的、连接的、系统的、协调的，明“一”而后能言。纵然《管子》一书所记述的内容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整理编辑也非一时之事，但是仍然不能因噎废食，因瑕掩瑜。盲人摸象似的观点，往往以偏概全，不能从天人合一观出发，全面、准确和深刻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遗产，以至于对周朝后半叶(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遗产总结得不全面，误导国人不下两千五百多年。

后世有学者认为，《管子》有些内容是战国时学者增补上去的，未必是管子原作，并以之为由轻看《管子》，忽略《管子》。纵然有重新整理的部分，纵然有托管子之名而作文的情况，也不能因此抹杀管子思想的价值。古之学者多有传承，门人出于光大先祖的目的，对零散的竹简进行整理修复，对语焉不详的地方进行注释，甚至有所发挥，只要道理不错，都应予以重视。从《大藏经》《道藏》和《儒藏》的编纂来看，都不能保证所有经典皆出自宗师之口，为了慎重起见，还设有“杂篇疑部”，取舍之间，当世高人不能一是，因而也不应对《管子》求全责备。

3.后世学者未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孔子对管仲的评价

管子学说被冷落，和孔子的评价关系甚大。孔子对管子有两条批评性的评价：一是认为管仲“小器”，未能劝进齐桓公施行王道，辅佐周天子，恢复周礼，重振西周时期的雄风；二是批评管仲不知“礼”，不应该拥有象征国君礼仪的三归反坫。从孔子的境界来说，对管仲的批评不错，问题是没有孔子境界和修为的学者如果也执有同样的观点就不合适了。道理类似“小马过河”，身形巨大的牛说水浅，是实事求是，可是如果松鼠按照牛的看法来行事就会淹死。未达圣贤境界，又没有做相国的成功经验，就人云亦云地批评管仲，难免会害己误人。

同时，孔子对管仲感恩、敬佩的评价，“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如其仁，如其仁”，并没有消除后世学者对管仲的负面评价，致使汉代以后儒家学人一向以节俭做标榜，鄙视管仲之富，大言不惭地认为“管仲之器小哉”，导致管子学说不被看作“管家”思想，其中抵御外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强国学说不能发挥现实的指导作用，导致华夏文明几次被外族入侵，几近灭种的危险境地，思想界之失，难辞其咎。

4.秦统一后，国家管理体制由分封建国向郡县制发展，管子学说失去了实际应用的现实条件

管子学说的要害，在于可以使一个诸侯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崛起为霸主。虽然实施过程需要国力、君主的魄力和信任、诸多能臣的辅佐等必要条件，但是毕竟给出了真实可信、简明可行的案例证明。汉以后，分封建国的制度逐渐取消了，后世的封王，和夏商周三代的封王不可同日而语，诸王失去了固定的领土，只是一种爵位和身份的象征，所以管子学说没有了在某一国内(地区)施展的机会。即使应用管子学说，也是中央政府层面的事，不再是诸侯(类似秦汉以后的郡、州、道、省)的层次。在朝廷的层面，一般情况下很少面临“外邦”挑战，也无从应用，等到危险迫近，兵临城下，“最是仓皇祠庙日”，也来不及应用了。所以，管子学说受到冷落，和秦汉以后国家政体的巨大变化也直接相关。

四、新时代倡兴“管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1.恢复“诸子百家”的历史原貌

作为一种后世对前世思想状况的总结，“诸子百家”的提法不应根据后世学者的偏好来做出判断，要根据确切的历史时间、可衡量的社会贡献、影响后世的时间长短等指标来评价。根据上面粗浅的分析，“管家”思想不但是“诸子百家”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家，而且是最早的一家，具有启迪一代风气之先的历史作用，不把管子思想列为“管家”思想或者“经济家”思想看待，显然对诸子百家的面貌刻画不全面。

2.让国人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发表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四大”以后，“市场经济”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词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全国的经济目标。在理解和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学术界疏于对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进行总结，完全依赖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至于在全民范围内形成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片面观念，导致从政府到大众整体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认识不到中国有自己的本土经济学，不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安全。

管子学说是建立在各诸侯国竞相争霸的历史环境中，通过一整套治国理政措施，教育民众遵守礼义廉耻，特别是通过伦理道德建设发展市场经济，大兴工商业，广泛进行国际贸易，使齐国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富甲天下，为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夯实了经济基础。这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经济局势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作用。

3.让中国更快地“强起来”

之所以本文提出复兴管子学说有利于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观点，是因为管子时代“天下”的范围变成了当今的“全球”范围，这情形在经济、军事、文化方面非常类似。中国如果借鉴吸收管子使齐国迅速崛起于诸侯之林的学说，必定有益于中国当今崛起于世界之林。而且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做法，正符合中国“和平崛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国策。

4.更好地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

对中华文化通达者，无论从儒、道、医、法、兵何门而入者，皆可会而贯通，圆融无碍。偏执蒙昧者，纵然熟知各家经典，亦不过多科累加的纸上谈兵。读道经，以为“消极”厌世；读儒典，以为“仁义”软弱；读医术，以为仅仅疗疾之术。无从理解中华文化，也无法了解管子学说的内涵。

管子于家是大孝子，为了能够孝养母亲，宁可背负战场上“胆小鬼”的骂名；管子于国是“仁政”的落实者，倡导礼义廉耻，以实惠利益人民，强大而不无义兴兵，被称为“民之父母”。所以“管家”思想是“实现了”的儒家思想，并非纸上空谈。

管子是法治的倡导者，深知“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故“令重而君尊，君尊而国治”。一方面进行道德教化，另一方面严格法令，“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否之”，使民与上同意，其心一也，因而迅速强大，所以“管家”思想是“致中和”的法家思想，并非一味强调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如果秦始皇当年懂得“管家”思想的精髓，纵然不能实现子孙万世为帝的妄想，也必然不至于二世而亡的下场。

管子深谙道家“清净无为”的要旨，“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为政道法自然，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处理国家经济事务，奉行中道，国家政府与大众百姓因市场而交易，公平得利，以至于因利而奔齐者(今天所说的“经济移民”)不可胜数，齐国遂成天下的经济中心。所以“管家”思想不是避世的道家，是利世救世的道家思想。

管子“宽惠柔民”堪称“兼爱”，非义不可行兵堪称“非攻”，贵轻重，慎权衡，通货积财以富天下之民，可谓“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因而有名言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所以“管家”思想就其实质而言是可被人理解和接受的墨家思想。就其常常被后世诟病的“僭越”和“巨富”，《史记》上说：“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有反坫，齐人不以为侈。”本国人不以为奢侈，为何“外国人”以为奢侈？除了因为管仲贡献巨大，如何尊崇享受齐国人都不以为意之外，大概还因为齐国的富裕程度在当时鹤立鸡群，导致“穷兄弟”的对比太强烈所致。

这样看来，如果仅仅为了实现国际上的领导者地位，“管家”思想一家就够了。同理，如果真正通达道家、儒家、医家、兵家等思想，达到宗师的贯通境界，形式上活用任何一家思想都可以成就利益天下的功业，这就是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特点。汉代曹参运用道家治理齐地，九年大治，人称贤相，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都是历史明证。

在国际化日益发展的新时代，唯有真正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这才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参 考 文 献

[1]管子今注今译[M].李勉,注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

[2]尚书今注今译[M].屈万里,注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

[3]尚书[M].周秉钧,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1.

[4]杜文玉.中国历代大事年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钟永圣.管子选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

[7]陈广忠.淮南子故事[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

[8]顾颉刚.国史讲话：上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9]晏子春秋[M].陈涛,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读本编委会.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诵读本[M].尚季芳,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

[11]国家图书馆.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史鉴卷上[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收稿日期：2018-02-01

作者简介：钟永圣(1973-)，男，博士

文章编号：1671-7031(2018)01-0079-06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道法自然，享受天年

——《黄帝内经选解》简介

《黄帝内经选解》是2016年3月出版的《黄帝内经选讲》一书的姊妹篇，由新华出版社于2018年1月出版，是“钟永圣国学大讲堂”系列经典解读著作的第六本。该书是钟永圣博士应秦皇岛市家庭伦理道德研究会的邀请，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习者讲授《黄帝内经》部分篇章内容的讲座记录。讲座现场气氛活跃，笑声不断，看似艰深的经典伴随着幽默的讲述，化作了易于理解和方便实践的生活原则。

 

《黄帝内经选解》在对比以前讲述过的“上古天真论篇”、“四气调神大论篇”和“灵兰秘典论篇”基础上，着重解说了“生气通天论篇”、“天年篇”、“平人绝谷篇”、“师传篇”和“淫邪发梦篇”等和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使大众明白“天人合一”观理念下的人体生命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并把这种物质生理上的连接关系贯通到国家、社会事务的对治和管理上，以实现孔子所言的“吾道一以贯之”的境界。特别是通过介绍古代对人体脾胃大小、肠道长短的具体描述，科学准确地解释诸如“为什么人七天不进食就会死去”等常识的基本原因。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梦境总是怀有神秘的想法，而不知其所从来。《黄帝内经》通过“邪淫发梦篇”把外部环境与梦境生成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其道理和机制仍然不出医圣张仲景揭示的“天布五行，以云万类”。例如，外邪袭肺，则梦金铁，究其原因，因为肺在五行中属金；如果邪气侵肝，则会梦见草木树林，因为肝脏在人体五行中属木。如果人能够了知五行和五藏的对应关系，则可以通过梦境了解自己身体五行的盛衰变化。目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大约76岁，而黄帝内经揭示的“天年”，也就是自然的寿命，是100岁。如果依照《黄帝内经》的指示，道法自然地生活，可以期望一生健康地活到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