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芳莉
文章感恩的句子经典语录张爱玲语录经典语录村上春树经典语录小王子经典语录《宿州学院学报》2020年1月第35卷第1期
责任编辑：天琦
《战国策》文本中对秦国的外交政策、战功奖赏和地缘政治措施进行了详尽地阐述，可以从侧面论证秦国统一的内在原因。以对《战国策》整理和解读为依据，综合分析秦统一因素的文章尚不多见，试从文本解读角度，整理秦统一六国在该文本中的语言呈现，系统分析《战国策》一书中反映的秦统一的原因，得出尚实崇武的作风、统治者高超的决策能力以及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是秦统一的根本原因。学者对秦灭六国实现大一统的考究多在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选取单一视角分析，且论述较为深刻。然以《战国策》为底本，从天时、地利、人
和等诸多方面探寻秦实现统一的深层次原因的阐述文章尚不多见。通过对《战国策》整理和解读，综合分析秦统一因素，既有利于深入剖析《战国策》，又有利于探究秦实现王霸的历史必然性。细读文本，
不难看出秦的统一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历史演进的车轮并非由单一历史人物推动、时代更迭的动因也并非由偶发事件影响促成的。故而本文无论是对于《战国策》的文本解读，抑或是对于秦历史的整理还原都有较为重要的意义。秦自西周末逐渐东迁，历经数百年的岁月，虽在不断地发展、演进，但仍然生存环境严峻：国土的西面，受西北地区戎狄部族的袭扰；南面，强楚在侧；东面，三晋诸侯国与之摩擦不断，因此，秦人的生存环境可以说十分恶劣。然而，正是长期与西北戎狄部落杂居、混战，造就了秦人恃力好胜、勇武善战、无畏
生死的精神特质，以及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取向。与西北部族杂居的秦人，在长期游牧的生活中
形成了他们为人处世豪放果敢，表情达意、直截了当，言行举止全无矫揉造作之态，并不介意暴露出他们崇实尚利的性格特点。上至王公贵胄、下至普通士卒，无论内政还是外事无不推崇获得实际利益，有利则行，无利则止。在描述外交会谈的《战国策·韩策二十六: 楚
围雍氏五月》中，楚围攻韩地雍氏，韩向秦派出多名使臣请求秦的救援，秦却按兵不动，迟迟不出兵援助。无奈韩又安排尚靳出使秦国，用唇亡齿寒来劝说秦出兵相助。宣太后因其言之有理而单独召见了尚靳，并借用早年侍奉先王的房中之事，来暗指今日出兵绝不可以无利可图，向尚靳直接索要出兵援助的利益。 “宣太后谓尚子曰: ‘妾事先王也……独不可使
妾少有利焉。’”鲍本在此注曰“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但由此处细节描写，可见宣太后在和使臣谈利益并无半点遮掩之态，更无虚伪的嘘寒问暖，秦人的坦诚直率、崇实尚利的个性特点可见一斑，既显现其潇洒不羁的人格魅力，也展现了秦统治者的追求战争效益的实用主义心态。如此率真可爱的宣太后，如此坦荡直白的表达，在鲍彪夫子世俗的眼中自然是污浊鄙陋的，而在楚地淳朴民风熏染下生长起来的秦宣太后看来，仅仅借用人人皆知的床笫之事作比喻进行沟通而已，实则是为了能更好地为自己身处的国家谋利。由此，秦统治者不惧人言、不拘一格、不吝坦言的个性特点也可见一斑。 英国政治家和作家本杰明·迪斯雷利曾经说过，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用在秦的外交活动中十分恰当。《战国策·秦策五十一：楚魏战于陉山》楚、魏两国交战，“魏许秦以上洛”作为秦不与楚合围魏的条件，“魏战胜，楚败于南阳。”秦国向魏国主张
战前应允的上洛之地，魏国却不给。秦王采纳了营浅的计策，直接告诉楚王当初魏允诺给秦地的因由，
请楚王扬言与秦国联合，并分析魏担忧秦楚联合必然会割让土地给秦，秦给楚国“多资”，实现两国双赢；即使魏不肯让出上洛，秦楚两国也可以从西、南两面夹击魏国，使其岌岌可危。最终，秦的不战而得城池的目的达到了，获得了外交上的最大收益。
在利益至上思想的影响下，秦与诸侯间通婚成为了勾结诸侯、颠覆敌国的政治手段。《战国策·
秦策四薛公入魏而出齐女》中孟尝君失相位奔魏，
魏人立即休遣齐女以断齐交。韩春直接建议秦昭王
娶休出的“齐女”以秦齐联盟来共同攻魏，夺取上党就如囊中探物，齐秦联盟共同拥立“齐女”所生之子负刍，那么因为“齐女”在秦，负刍投鼠忌器，对秦而言，魏也就是秦治下的一个县而已了。在这场谋划中，更注重的是联姻对秦国的有利之处，秦王的婚姻是从政治角度去衡量的，而秦王自身的情感意愿与政治谋划的权衡比较中，显得微不足道。利己主义驱动下秦的政局也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以吕不韦用金钱为秦昭王庶子异人博得太子之位为著。《战国策·秦策·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 》中巨商吕不韦用“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
“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 来劝说家人同意他资助在赵国为质的秦王庶子异人，以此来追逐个人的
利益更大化并且付诸行动。吕不韦为异人比较了其与子傒在继承国之大业上的优劣，取得了异人的信任后，为之周旋于秦国。终于使得异人避免“外托于不可知之国，一日倍约，自为粪土”的可悲局面。无论是站在异人的角度分析争取太子之位的利与弊，还是劝说家人、异人，吕不韦都是从利益的角度去谈处事原则。立君可以泽被后世，异人如若不听其建议，将会如“粪土”一般低贱。在他的言谈中将利弊分析得十分清晰，在利益的驱动下，怎能不动心？同样以利驱动的方法，吕不韦也用在了秦王后弟弟阳泉君那里，告知阳泉君已开罪于太子，如若
“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而不寿于朝生”。并向阳泉君详细介绍了“富贵千万岁”的方法，就是劝王后将流落在赵的异人接回秦国立为新王，于是，
“子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也”、不致王后之门“生蓬蒿”。可以说，秦的历史走向就是在类似上述例证中讲求利益的原则下形成的，政治格局和个人的利益乃至国家的利益密切关联，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每一个单个的个体才拥有了推动国家不断前进的动力。“甘茂攻宜阳，三鼓之而卒不上。……于是出私金以益公赏。明日鼓之，宜阳拔。寥寥数语记载的是公元前310年，甘茂进攻韩之宜阳的战事。《战国策·秦策·秦武王谓甘茂》里，读者可以知道甘茂在和秦武王做战前分析时提及“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为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而攻之，难矣”。甘茂攻宜阳战争开始时，秦军处于长途奔袭的劣势，韩宜阳的守军以逸待劳，故士卒在军鼓敲响三通之后，依然不敢奋力进攻，甘茂内有公孙衍、樗里疾攻击诋毁、外有公仲依仗韩使其步入窘境，攻不下宜阳，只能葬身于宜阳，但是他在生死一搏中，不惜一掷千金，用“私金”资助军士，以利诱之，促进军队战斗力，论功行赏，令军中士气大振，终于攻下宜阳。
即使是战败，秦也会在两害之间衡量取其轻。《战国策·秦策四十九：三国攻秦入函谷》记载，齐、韩、魏三国攻函谷关，秦昭襄王考虑以出让函谷关外的三座城池为条件与三国和谈，并招来公子池与之分析利弊，公子池认为无论是早早妥协，割让三城；还是听之任之，危及咸阳，王都会后悔，前者后悔轻易将城池拱手让人了，后者懊恼没能保住秦的都城。两相权衡下，秦昭襄王则果断表示宁愿割让三城，派公子池讲和，追求军事损失最小化。秦人尚武之心由来已久，秦武王本人也极爱和力士们一起参与举鼎运动。在《战国策》中将驰骋疆场的秦军士卒英勇气概描写得淋漓尽致，他们中的勇猛之士，能以一抵百、不惧生死，而崇尚勇武的精神也随之注入了秦人的内心深处。在屡次战争中涌现出如郿人白起、频阳王翦这些令人皆叹的将领，而万千军士在战场上披荆斩棘，所向披靡的勇武形象也刻画得栩栩如生。关于秦与山东(崤山以东) 六国军队战斗力对比的情况，张仪为了打破六国合纵一致攻秦的形势，游说韩王加入连横阵营时，作过这样的描述：“秦带甲百余万……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虽然这一表述可能存在夸张成分，但是从随后韩王的表态来看，张仪所述虽略有夸大，但足以威慑弱国，令其自比郡县，臣服于秦。在这一段文字中，读者可以看出秦人在军事上的优势，“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可见出秦的兵马战车数目之众，“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写出秦士兵无畏生死之状，“揬前趹后，蹄间三寻”可见秦战马一跃千里的优良，因车马的动力强大，在作战中的可灵活机动调度，在进击速度方面也有明显优势。“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则将山东六国的兵士与秦军形象作对比跃然纸上。秦人在战场上不披覆铠甲，裸露身体奋力杀敌，以斩杀、俘获对手为战功荣耀的秦兵形象，的确是山东六国将士们挥之不去的梦魇。他们如鬼魅恶魔般的形象正是秦人崇武的外在体现，这样的秦卒和山东士卒相比，自然是孟贲、乌获这类的力士与弱小胆怯的懦夫、婴儿之间的高下了，和秦人比武力无异于以卵击石。
范睢曾对秦昭王提出过“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的战争策略，提出战争不仅仅要攻占六国土地，还需要消灭他国的有生力量，摧毁他国民众抗争意志，最终达成倾覆六国、实现王霸的目标。这是一种饱受诟病的军事战略，多被后世指摘，认为血腥屠戮行为灭绝人性、惨无人道，但在战国时期，武将还没有形成“杀降不祥”的意识，且在商鞅推行的军功爵制度中，又有以敌军首级作为统计战果、评定赏罚的标准。受攻人战略思想和军功制度的影响，秦军表现如下：其一，秦攻陷占楚地鄢郢，火烧楚王宗庙夷陵“一战举鄢、郢，再战烧夷陵”《史记·楚世家》：“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通过辱没楚先人的方式，迫使楚王自散其兵，迁出国都。其二，秦赵长平之战后，秦军屠杀投降的赵军士卒“北坑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
由《战国策·秦策四十六·蔡泽见逐于赵》可见，秦军“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流血成川，沸声若雷”的攻人战略的确为六国慑服，不仅可以攻城掠地，占领他国领土；用极端恐怖的杀伐手段，直接减弱他国军事力量，还可以起到涣散对方军心、民心的作用，进而达到“赵、楚慑服，四十余年不敢攻秦”“使秦业帝”的最终目标。秦，原是地处于今陇西一带的小国，随着历史的演进，数次迁都，由雍至泾阳、栎阳再到咸阳，势力逐渐东扩，秦孝公时开启了与六国争雄的时代。秦统一六国的物质因素主要依仗其独特的地理条件。诚如《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时游说秦惠王所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秦西边有巴、蜀、汉中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往东南方向的水路交通十分便利，北方有胡代两地的骏马可供驱使，南有巫山、黔中高山阻隔，东边有险要的肴关、函谷关固守，可谓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秦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在《史记·货殖列传》也有相应的记载。
秦的疆域东接韩、赵、魏，南临楚国，西、北部与西戎、林胡、楼烦等交界。这一国土范围位于我国西部，囊括了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地域广阔，地形险要，物产丰富，既适宜农耕又利于畜牧业和林业的发展，为秦实现统一大业提供了物质保证。《战国策·赵策一》赵豹指出了秦的生产力发达情况“以牛田，水通粮”，一方面说明秦畜牧业发达，“牛耕的普遍推行是战国时代秦国的事”已经可以大批使用畜力耕田，解放了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又充实了秦军兵力；另一方面说明秦农业发展迅速，粮食在秦境内流转，粮食产量达到了自产区向外大规模输送的丰盈程度；第三，由水通粮的漕运方式，也可推知当时秦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其他国家领先，体现其在综合国力的强盛、水利设施的完备、全民协同的统一、动力开发的进步等方面，而这些领先因素的物质基础正是秦基于其疆域内的农业、牧业、林业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农耕文明尚不发达，水利工程也不完善，农业灌溉主要仰仗于黄河、长江以及这两大河的支流，此时诸侯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显得十分重要。而当时的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经济利益，打压其他诸侯国，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水利优势，破坏邻国的农业和国防。如战国末期的东、西周，“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想要种水稻以发展本国农业经济，可西周偏偏不让水流顺畅地流到东周去。而秦地处我国西部，而我国地形特点是西高东低，中华民族文明发端的两大河流均自秦地流向其他诸侯国，地势较高，视野开阔，且无缺水、断水之后患，只需治理好境内水利，关中、四川盆地的沃野提供的丰富物产足以供给秦富国强兵。秦自施行商鞅之法后，国力日渐强盛，统一六国、实现王霸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为策士谋臣们屡屡提及的战略目标。秦通过征服战争拥有了经济富庶、物产丰饶的成都平原、四川盆地，作为战略物质共给的大后方的同时，还提供了往东南进攻楚的新路径。秦占据了军事优势明显、海拔较高的黄土高原、关中之地。和山东六国相较，由黄土高原向东部平原进军有战略高地的优势，而秦的边界多以高山深涧做为屏障，易守难攻，在战斗力相对落后的当时，拥有这样的战略地形对战事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故而各诸侯国虽然多次组成联盟共同攻秦，也仅仅攻至函谷关就不能再深入了，此为秦退可守的地理优势。巴蜀之于秦的实现大一统的战略意义已然显现，并被当时的拥有战略眼光的谋臣意识到。策士张仪为了破纵连横在游说楚国时，曾对楚王说过一段看起来咄咄逼人的言辞，大有随时吞并楚国的气势：“秦西有巴蜀……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据扞关。”此为秦进可攻的地理优势。“循江而下”，有了顺着长江东流而行的舫船，长途奔袭楚的郢都不再是件辛苦的事情，利用便利的长江水运优势和西高东低的地形优势，张仪甚至详细讲述了在哪里入江、以何种方式运兵卒粮草、每日船行里程数等经水路攻楚都城的措施方法，来佐证“不至十日而据扞关”的可行性与可信度。巴蜀地处长江河道上游，循江而下，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速度，军事行动选择水路，既省力又便捷，足以威慑邻国。拥有巴蜀这一军事战略要地，相当于扼住了楚国的要害，足以令楚王改变对秦这一军事劲敌的看法，加入到连横阵营中。《战国策·秦策七：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也记载了秦惠文王后元九年 (公元前316年) ，司马错与张仪在朝廷上为进攻韩还是进攻蜀而争论不下。相比较张仪，司马错更具有战略家的深远目光，他一语道出了攻下蜀地对秦的战略意义：“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得蜀有利于向东攻楚，楚在六国之中疆域最大，国力较强，攻陷了楚也就为平定天下扫平了障碍，对秦统一六国有着重要意义。惠王在二者争论中，认识到蜀对于秦的重要意义，并做出了正确的决断，迅速派兵灭蜀，继而攻下了巴，形成了“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之势。兼并物产丰富的巴蜀，使秦更为富裕强盛，与诸侯国相较，无论是在国土面积上，还是在经济发展上，更勿论在军事实力上，都具有着较明显的优势。纵观秦策六十六篇，秦统治者在策士的劝说下改变之前决定的篇目占比很大，有多处文字阐述、描绘了秦统治者在策士的争论中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秦统治者在文中表态明确的有十七篇，还有很多篇目中统治者虽无表态语言，但人们可以根据历史事实推测出秦统治者的最终还是采信了策士谋臣的建议，做出了明智且合理的决策，不得不叹服秦统治者的睿智冷静、能谋善断的政治能力。自商鞅变法后秦的强大令“诸侯畏惧”，自此秦也有了“刻深寡恩”的恶名。然而，秦统治者虽位高权重，生杀大权在握，但并未完全逞一时意气，绝意孤行。无论是关系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细微如个人婚姻爱情，秦统治者均能耐心听取策士们的劝谏，并能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积极采纳谏言。譬如对于出使诸侯，究竟安排武安子白起前往，还是派遣客卿张仪出使。寒泉子认为攻城掠地可以安排白起，而游说列国还是任用张仪更为合适，秦惠文王从善如流地说“受命”，遂听命于寒泉子。最有意思的是颇引人注目的“秦宣太后爱魏丑夫”要“以魏子为殉”一事，庸芮从“以死者为有知乎？”为魏丑夫劝秦宣太后改变了殉葬的意愿，宣太后在直白谏言下无法辩驳，只得应诺着“善”，由“乃止”我们知道荒唐的殉葬最终是以秦统治者听从劝谏，最终妥协而告罢。不难看到，秦的谋臣都敢于直谏，并未拐弯抹角地采取迂回委婉的语言策略，而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地否定秦的高级统帅的不当之处，即使关乎个人情感生活，也不讳言。由此，首先可以看出秦统治者的胸襟与气度，被当面驳回自己的主张，还能不愠不火地接纳对方观点；其次，可以见出秦统治者的知轻重、明是非的理性性格特点，即使被直接否定，也愿意采纳正确的观点。“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悖也，听无失本末者难惑。”凡事都有两面性，故计谋也有正反两个方面的计谋，能聆听正反两方面计谋且善于取舍的人，难以被迷惑。国家最高决策不应是君王随心所欲的结果，能听取正反不同的意见且能做出较为明智的决断，才是英明君王的特质。
诚如陈轸所说，“计听知复逆者，唯王可也”。秦惠文王不仅善于听从计谋，而且能通过事物的正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计谋并善于取舍决断。秦王的过人之处的确在此。作为对比，张仪任相后，陈轸到楚国为楚王谋划却不能被采纳，空有好的建议而不能得到支持，以致国力逐渐衰落。《战国策》里，君王没有鉴别眼光而不能采纳谋士的例子，比比皆是。反观历届秦王，都是乐于听取策士们的各自不同的观点，而有所取舍。相较于其他六国，历届秦王的决策能力、决策水平的确是技高一筹。这一点，《战国策·秦策七：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司马错欲伐蜀，而张仪认为不如伐韩，秦惠文王用“请闻其说”引导二位阐述各自所持观点，张仪认为攻韩后，“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而在司马错阐述了攻蜀“名实两附”之利与伐韩“以鼎与楚，以地与魏”之弊后，秦惠文王两相权衡，选择名利双收的攻蜀战略，果断决定“寡人听子 ( 司马错) ”，迅速起兵伐蜀，自此秦国力强盛，地广民富，诸侯不再是秦的敌手。同样的情况还可以在《战国策·秦策九：张仪欲以汉中与楚》中见到，对于要不要用汉中来向楚求和的问题，张仪和甘茂的观点不一。甘茂阐述若直接将汉中拱手让给了楚，以后还有什么值得拿去和别国议和的筹码呢。最终汉中得以保全。朝堂之上的权力角逐往往导致谋臣的彼此排挤、相互倾轧，秦统治者能珍视人才，也能做到不偏听偏信，耐心地听取下臣的解释，并将事实与他们的辩解相结合，综合地看待人才的任用，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能不说这种秦统治者拥有的善于判断是非曲直的特点，是稳固政局、笼络人才、政治清明的必备能力。秦武王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和左丞相甘茂谋划远征韩国三川郡、宜阳，达到挟天子以令天下，最终成就霸业的政治意图。甘茂说服魏国对秦将要开展的军事行动坐视不理，起兵攻韩前，约秦武王来息壤，对武王阐述战争预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为县，其实郡也”，由此告诉武王千里奔袭宜阳的难处。通过魏文侯与乐羊之间的故事，以及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的典型例子：曾参杀人，让武王知道主君之力的重要性。甘茂指出：像曾参这样贤能的人也可以被深信他的曾母认为曾参真的杀人了，自己贤不过曾子，王对自己的信任又不及曾母对曾子的，故而提出了对主君期望，如果武王能力排众议、坚信臣下、不听他人的反对意见，自己才能最终赢得宜阳。于是秦武王当即和甘茂在息壤订立了盟约。果然，到了战争相峙阶段，樗里疾、公孙衍向武王施压，劝说秦武王放弃计划，就在秦武王态度摇摆时，甘茂抛出了息壤之盟，使得秦武王坚守盟约，不为所动，宜阳城终于被攻陷。综上，由《战国策》可以见出秦统一六国，绝非历史偶然，无论是秦人天然形成的崇武尚实个性特征，还是通过迁徙、征战获得的绝佳的地理优势，抑或是秦主君的优秀的分析、辨别、决策等管理能力，均可以自文本字里行间读出。秦的统一也就顺应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规律，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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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夏芳莉基于《战国策》文本解读的秦统一原因分析发布于2021-05-18 12:2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