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诗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果然，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人贪欲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人可以阻止他。《三国演义》开篇：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从分裂到统一，从统一到分裂的历史。这个怪圈的根源在于对“统一”的认识。统一是手段，不是最终目标。统一只是为了实现人类更大目标的一个阶段性的过度。统一作为实现多样性的手段，要包容多样性，包容特殊性，包容个性，包容个体。《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把自由分为三种：天然的、社会的和道德的。自然人拥有的自由并不等于自主，更谈不上自我认识，他们的自由特指基于没有私人占有制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平等状态。社会状态下人类推翻君主专制，废除因受骗上当而被迫签订的社会契约，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契约，即法律。人们遵守法律，第一次自觉地承担起了义务，享受着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卢梭所说的社会自由实际上等同于社会平等，社会自由的实现需要消除种种不平等现象，社会自由由法律提供保障。 社会自由使人成为国家的主人，却远未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卢梭把人自己立法而建立的道德律称为良心。他认为良心是一切善行、正义、美德的根本来源,而欲念是一切恶行的根源。人只有与本性里的恶欲相区分,运用理性去认识善，听从良心的指导去行善，才能肩负自己对人类所负的道德责任。从此，人成了自己行为的主人,要为行为后果、价值和影响负不可推卸的责任。上帝、教会、僧侣、礼拜不再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决定者，真正的心就是神灵的真正的殿堂。人类道德行为的根据被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作为道德、信仰权威的宗教不再享有绝对的权利，信仰成了个人私有的情感和信念。 “正确地做事”与“做正确的事”有着本质的区别。“正确地做事”是以“做正确的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正确地做事”将变得毫无意义，甚至是反作用。 首先要做正确的事，然后才存在正确地做事。方向比效率更重要。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1904-1978)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易地模仿，一下就能将经济快速发展上去，所以，后发展国家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会运营深层次的危机，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比如，非洲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并且那里的资源种类也很丰富，所以非洲人一直引以为傲，但这种引以为傲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非常畸形的生活观念。不同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非洲的人民根本不求上进，他们觉得这些资源能够保证他们很多年的富足生活，所以这也使得他们并不努力工作，而是希望能够靠这些资源一直养活他们。资源有好有坏，好好利用力量无穷，过度依赖则会产生资源陷阱。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文，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路径依赖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适应性预期以及既得利益约束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无论是资源优势，还是经验优势，还是后发优势，请慎记，不可形成对这些优势的过度依赖。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② 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中等收入跨入高等收入，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要突破瓶颈，必须转换发展模式，管理机制，甚至是政治体制，文化风俗，宗教信仰等更深层次的改变。要跨越中等收入，必须对制度，模式，机制，体制，政治，文化，信仰，思想，意识形态等深层次的东西，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的，质的改变。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提出一个著名的悖论：“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或者说，一个坏的政府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它一直坏的时候，而是它开始准备变好的时候。
人的心理很特别，在受苦难的时候反而是稳定的，一旦苦难解除之后，反而不能承受任何一点的不舒服。托克维尔在书中讨论的是，为什么法国会发生革命的问题。他的经典观察就是：“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暴政的人民，一旦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革命不是在事物变得更坏时发生，而是在事物变得更好时发生”。
有人从世界范围，发现了诸多验证，包括中国的大明王朝崇祯改革、清末的新政都曾导致政权的倾覆。似乎托克维尔的这个论断很灵验。摩天大楼诅咒是一种将经济衰退与摩天大楼关联的奇怪现象，首先提出这一看法的是德意志银行研究主管劳伦斯， 他认为“摩天大楼立项之时，是经济过热时期；而摩天大楼建成之日，即是经济衰退之时”，而无数的现实验证了这一预言，并吸引人们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更多新建摩天大楼。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也有同样的论调，他提出的“办公大楼法则”称，一家公司或机构的办公大楼建造得越完美、豪华，该组织距离解体的时间也就越近。“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这一概念最初来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历史》，是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所说的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做为一种现社会现象，指，当公共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它说真话还是假话，无论它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金德尔伯格陷阱”源于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研究。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原因在于守成大国英国没有能力领导世界，而崛起大国美国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从而导致国际秩序的崩溃和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陷阱的逻辑是，国际体系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缺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就会导致国际冲突不断乃至引发大战。比如，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缺位，将导致全球缺乏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一旦如此，有可能引起冷战和热战。修昔底德陷阱”源于古希腊两个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及其各自所领导的同盟之间长达近三十年的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作为雅典的军事指挥官在其传世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从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美国著名国际战略研究学者、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阿利森教授，在为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时，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在世界历史过去五百年中，一共发生过16次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先例，其中只有4次以和平方式结束纷争，其他的12次均以战争收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就是崛起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守成大国英国，正如同雅典挑战斯巴达、从而斯巴达决意发动战争一样。阿利森教授把崛起大国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或者崛起大国必然遭到守成大国的遏制，从而导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逻辑，称为“修昔底德陷阱”。 1、出处：
《荀子》有一段著名的论断：
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
称王的国家让平民富起来；称霸的国家让知识分子富起来；仅仅能存在的国家，则是让官僚富起来；走向亡国道路的国家，则是让（国王）自己的仓库充实起来。当一个国家很富而人民很穷的时候，就快灭亡了。《史记 曹相国世家》：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曹参是齐国的丞相。惠帝二年，萧何去世。朝廷派人来召曹参替代萧何做相国。曹参离开时，嘱咐后任齐国丞相说：“把齐国的狱市拜托给你，要慎重对待它，不要轻易干涉。”后任丞相说：“治理国家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吗？”曹参说：“不是这样。狱市，是善恶并容的，如果您严加干涉，坏人在哪里容身呢？我因此把这件事摆在前面。”圣人治国，要善恶并容。一旦恶人无容身之地，必做乱。苏绰定律”文内容最早见于《茶余饭后》2009年第9期，署名吴大江；曾载《杂文月刊》2009年第11期，题目为“用贪官——政治权术的艺术”。“苏绰定律”的“以贪反贪”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或许有过，然而，这种政治权术非但不能解决贪腐，只能使吏治更加腐败。从根本上说，反腐败必须依靠社会的进步与政治的清明。 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历史周期律”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史记.淮阴侯列传》:“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范蠡即离开了越国，从齐国给大夫文种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像鹰嘴，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你最好尽快离开他。”文种看完信后，便称病不再入朝。后来有人向越王进谗言说文种将要作乱，越王勾践便送给文种一把剑，对他说：“你教给我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国灭掉了，还剩下四个方法，你替我从先王开始试下吧。”文种于是自杀了。
这一成语也比喻西汉时刘邦将一些建国时建功立业的大将们悉数杀光的情形。刘邦当皇帝后为削弱韩信的势力，把当时是"齐王"的韩信徒封为"楚王"，使其远离自己的发迹之地，然后又有人适时告发韩信"谋反"，刘邦又再将他贬为"淮阴侯"，不出几个月皇后吕雉又以谋反之名将韩信诱至长乐宫杀死。《邹忌讽齐王纳谏》出自《战国策·齐策一》，讲述了战国时期齐国谋士邹忌劝说君主纳谏，使之广开言路，改良政治的故事。邹忌有自知之明。齐威王知错能改，从谏如流，革除弊端，改良政治的迫切愿望和巨大决心。居上者只有广开言路，采纳群言，虚心接受批评意见并积极加以改正才有可能成功。 “黄宗羲定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歪嘴和尚” 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借鉴”失效模式分析“的管理方式，树立”DFMEA"/"PFMEA"思想。1、出处：
钱穆制度陷阱，是指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而执行新制度的人往往在分歧争执中敌不过固守旧制度的人，因而越来越失去效率。这一见解，被人们称为“钱穆制度陷阱”。
“钱穆制度陷阱”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有效的监督制度不可能是一个单项的制度，而应是一个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并不是以制度的多少为标准，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在于制度管不管用。
2、解释：
钱穆陷阱更深层次的原因，似乎不是制度体系是否健全的问题，而是背后的设计理念问题。
2.1 制度要适应人性，不要扭曲人性。
2.2 制度要保护自由，不要剥夺自由。
2.3 制度要防止最差，不要苛求最好。
制度是国家的良知，
规则是群体的智商。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是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八字命理六爻奇门遁甲六壬太乙神数术数中医：武书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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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22个“陷阱”，不可不知！发布于2021-05-18 12:3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