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盛赞“史家之绝唱”，《史记》到底厉害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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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重要价值，使之成为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备受人们称赞。

《史记》在史学上的重大成就，可以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在《史记》出现以前，我国古代只有文告汇编、断代编年、地区国别、谱牒世本之类的史书，而《史记》是第一部通史。这部通史，在时间上跨度很长，记载了自远古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直至汉武时期长达三千年的史事；在内容上包罗万象，记载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天文、地理乃至医术、占卜等社会生活，所以说它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在地域上范围广阔，除主要记述汉武时期国家版图中心地区的史事之外，还囊括了周边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视野所及为当时已知“天下”的全部社会生活状况，所以它又同时具有某种世界史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这部通史的表述，有着非常明确的划分阶段的特点。依据历史事势的发展，司马迁是将三千年的通史划分为春秋以前、春秋、战国、秦楚之际、汉代五个阶段，并精辟地概述出各阶段的特征，而集中表现司马迁对这些特征认识的是“表”及其序文。代指春秋以前阶段的是《三代世表》，虽然其序文没有关于该阶段的论述文字，但它强调了中华原始国家构建的产生与延续，以及随后影响深远的极具国体性质变化的政治分封的形成。其他阶段的特征，如五霸争雄、七国扰攘、号令三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等，分别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四篇序文中做了明确的论述说明。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的说明，显示出司马迁具有极其高明的历史见解。

《史记》这部通史的出现，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司马迁第一次梳理出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脉络，并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它所体现的追寻往古、尊崇先民、巩固统一、形成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传播给后代，影响所及，使得历朝历代都不能不把这一通史的写作继续下去，虽然在形式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而断代为史，但将诸断代史连接起来，却正形成一部完整的通史。这种写史的制度与方法在诸世界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从而强化了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光辉地位。而它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正是司马迁。所以说司马迁是有大功于中华民族的。

同时，在撰史所遵循的一些原则上，《史记》这部通史的出现，也影响了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首先是通观原则，后代如直接标明有“通”史特点的《史通》《文史通义》《通典》《通志》《通考》《资治通鉴》等，自然有着《史记》通史影响的痕迹。而其他许多类别的史书，虽然没有直接标明“通”字，但也在不同性质不同程度上受到《史记》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具有“通识”，常常是评论史家史识高低的重要标志。其次是统系原则。《史记》是记述统一、强调统一、歌颂统一的，它首先在思想上确立了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各朝各代的前后连接上。《史记》第一次建立起了中国自黄帝以来朝廷的正宗统系，这反过来又有利于在政治上、思想上肯定统一，保证统一。后代史家在处理分裂与统一关系的时候，即使是天下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也都注意探寻能够代表着统系的实际主宰力量。尽管在认识上各家有分歧，但他们均关注统系的存在，而在这方面，正是《史记》为他们树立了榜样。

再是实录原则，司马迁写通史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他是依据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典籍文献、档案资料，且有他亲身的实地考察采访，并加以综合考证才写出来的。司马迁赞赏古代史家的“直书”精神，努力将它贯彻到通史中去。《史记》中尽管有些记事的材料有出入，或不一定准确，但总体来说，除传说时代以外，其他部分确是信史，这是毋庸置疑的。班固虽对司马迁的某些史学观点有所批评，但他也颂扬《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自此，是否具有实录精神，成为历代评价史家著述价值的必备条件。

最后是厚今原则。《史记》是通史，跨越时间很长，但它记述的重点是近现代，尤其是当代。十二本纪，秦汉占了七篇。十表，除前三表外，余七表全是秦汉。七十列传，自第二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以后全是记秦汉的，只有极少数篇章内容涉及秦汉以前，而其中从第四十七《魏其武安侯列传》以后又基本上是记汉武时期事迹的，光汉武一代所记人物事迹就约有二十篇。《史记》薄古厚今，尤其重在写当代史，既说明当时写史所具有的较为宽松的进步的时代氛围，同时也表明司马迁敢于指陈现实的巨大勇气。后代写史的条件越来越严酷，但《史记》所确定的厚今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司马迁写出的《史记》，开创了我国通史写作的传统，并确立了若干影响后代史学发展的原则思想，其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创设了纪传体史书体例。

在《史记》以前，有过《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禹本纪》《山海经》《穆天子传》《世本》《秦纪》《楚汉春秋》等多种史书，但从体例上来看，它们的体例都不完整、不规范。至《史记》才创制了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综合为一体的“纪传体”史书体例。

本纪。刘知幾在《史通》中说“天子曰本纪，诸侯曰世家”，意思是说记载天子事迹的体裁称为“本纪”，记载诸侯事迹的体裁称为“世家”。这个说法只看到了《史记》运用本纪、世家体裁的表面，而没有深入了解司马迁创设的本意。就本纪而言，《史记》不只是记天子事迹，而是通过对历史上帝王世系及其传承的记述，来展现历史的时间性，还重在表现天下发展的大势。

《史记》十二本纪中，《五帝本纪》《秦本纪》《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是最有争议的，但它们正体现了司马迁的上述思想意图。《五帝本纪》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将黄帝作为中国历史大势中原始国家的构建者和开创者，并以禅让制来体现一种德治模式。《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是一般形式的编年纪事，其中德盛德衰影响政治成败的记述非常明显。

按正统的观点来说，周王朝以后就是秦王朝了，自然以《秦始皇本纪》来接续就可以了，但司马迁却在中间横插了一篇《秦本纪》。秦在春秋、战国时期虽只是一个诸侯国，但却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趋势中的主宰力量，它自身的社会变革及最终能以武力统一天下的过程，正是由儒家德治转入法家力治的关键步骤。而且，从记述的实际内容上看，《周本纪》只是一篇“西周本纪”，而《秦本纪》则可视为一篇“东周本纪”。所以，在司马迁看来，将秦写入本纪是非常合理的。

秦代之后就是汉代，《秦始皇本纪》以后直接接续《高祖本纪》就可以了，但司马迁又列出一篇《项羽本纪》。项羽不入列传，不入世家，却列入本纪，是因为项羽以武力灭秦以后，自称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诸侯，直至楚汉相争失败，其事迹系于当时的天下大势，所以列他入本纪。项羽的最终失败，也说明残暴的武力统治不可久安，均会短命而亡，而刘邦是个宽大长者，最终取胜。

古人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是说妇人不可以主政，但司马迁的观点和这个看法相左，不立“惠帝本纪”，而立《吕太后本纪》。他从事实出发，认为当时真正掌握国家大权的是吕太后，于是就将她写入本纪，勇敢地撇去了在统治权上区别男女的偏见；而且吕后继刘邦之后，继续执行休养生息政策，无为而治，使生产发展了，民众逐渐富足起来。她之所行是以道家学术为主的德力结合、以德为主的统治方案，这又是天下大势发展的重要一环。

经文帝、景帝，因无为而治的施政理念，社会矛盾尖锐起来。至武帝时，内法外儒的公羊学说占据了主导地位。司马迁写的《今上本纪》当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天下大势的集中反映，然而这篇本纪亡佚了，我们已不可窥其原貌。

本纪是《史记》全书的一个总纲，它给那些重要历史事件确定了相应的时间位置并介绍了其背景，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它实事求是地表现出了历史发展中的天下大势。

表。这种体裁具有纵横交错而简明扼要、众事纷繁而一目了然的特点，它辅助本纪，也起着“纲”的作用，而重要的是，十表的设置显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在结构形式上，十表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重在帝王世次，并以此为经。全表又分为两截，前半截以不居帝王位的世次为纬，后半截以鲁至曹十国世次为纬，总的内容是“观百世之本支”。《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地为主，故年经（月表以月为经）而国纬，总的内容是“观天下之大势”，因此这四表在年代显示上成为十表的骨干部分，贯穿着全史。《高祖功臣侯表》以下四年表以时为主，故国经而年纬，具见汉初百又余年侯家的盛衰始末，并见惠景间的四朝事势和建元以后诛伐四夷的情况，总的内容是“观一时之得失”。《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记为主，年经而职纬，也就是首列纪年为经，次四格分列大事记、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旁行为纬，观其事可察人君治忽之机，即可定人臣贤不肖之分，总的内容是“观君臣之职分”。其实“观百世之本支”“观一时之得失”“观君臣之职分”，也是从不同侧面考察政治事势。所以，表体所包含的内容，就是以不同形式，结合具体的事态发展，来表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天下大势。

书。此种体裁，《汉书》改称为“志”，由于它是专记典章制度的，后世演变为书政体，而其创始之源当为《史记》。《史记》的八书，即《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司马迁把《礼》《乐》摆在前面，可见他非常重视礼乐制度在统治中的作用，实是显示了先秦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律》，本应指音律，但《史记》依司马迁自己的说法主要是记军事制度。八书前三篇均已遗佚，今之所存，学者多论定为补篇，是以难见其原貌。《历》，是记历法的，历法在古代属于天文学的范畴；由于看法上的分歧，司马迁没有记述《太初历》的制订过程和具体内容，故人们至今不能通晓它的真貌，这也是一个缺憾。《天官》，是记天象与五行星占的，其中有些迷信思想，但主要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内容。司马迁是当时有名的天文学家，本篇在科学史上有重要价值。《封禅》，是古代的政治大事，它可以神化皇权，不能不记，但此篇对汉武极具讽谏意味。《河渠》，记兴修水利，是农业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平准》，以汉武时期的均输平准取名，重点是讲当时的财政措施。八篇中《礼》《乐》《律》《封禅》属政治领域，《历》《天官》《河渠》属自然科学，平准属财政经济。由于是草创且有佚失，八书在内容上不如《汉书》的十志那么完备、全面。其中《天官》《河渠》《平准》是《史记》中的精彩篇章。

世家。这是一种较为独特的体裁，后来的正史中很少有这种体裁，它的产生确实与周初以来的诸侯分封有密切关系，但也绝非全然如刘知幾所说“诸侯曰世家”。司马迁自己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故创作世家的主旨是“拱辰共毂”，维护大一统。符合这个条件的人物可以入世家，如吴王刘濞、淮南衡山二王以及韩信等，则不能入世家，因为他们背叛了朝廷。这是世家体裁的主旨所在。三十世家大体上分为四类。一类是前十六篇春秋、战国时的列国诸侯；一类是孔子、陈涉两位历史上有特殊贡献的人物，孔子一生的学说是维护君权的，陈涉是刘氏王朝的开路人，都是名符其实的“拱辰共毂”者；一类是刘氏王朝皇家的宗亲后室；一类是汉家重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王陵和周勃、周亚夫父子，他们是绝对尊崇拥护汉室的。其写法上大体分为两种：列国世家形同本纪，写出了各重要诸侯国各自的发展形势；其他世家形同列传，其中孔子、陈涉及汉初重臣诸世家，是《史记》中的著名篇章。

列传。这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述从远古传说时代到与司马迁同时期的人物，总共七十篇。其中第一篇写伯夷、叔齐，本篇相当于列传的总序，议论重于叙事，表明了司马迁评述人物史事的重要观点。从第二篇管仲、晏婴起，才是实际人物的传记。历史上人物这么多，司马迁选择立传人物的标准就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义、时、功名、天下是基本要素。前二至七篇，除韩非、吴起外，其余皆属春秋时期人物；八至二十八篇，除邹阳、贾生属战国时期人物，其余大多与秦朝的兴亡关系密切；二十九至四十六篇，为秦亡汉兴至景帝时人物；从四十七篇起是汉武时期的人物，其中包括九篇类传，四篇周边少数民族传及二篇涉及域外国家的传。在形式上，列传又分为以下几类：专传，专为某一重要人物设传，此中包括少数民族传和域外国家传；合传，数人合为一传；附传，某一人物事迹附在他人传中；类传，将某一类人物汇在一起立传；自序，实为专传，因功能有别，有的学者将它单列为一类；还有一种叫附见，即在为他人写传时提及某人的事迹功德影响，如纪信、王躅、毛遂等就是，有时附见人物的历史作用并非都不重要。司马迁记述人物，重在通过人物事迹来写历史，使史事具体化。列传是《史记》中的精华部分。

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的设立，规模宏大，网罗丰富，使《史记》的记事可以达到无所不包的程度。五体结合形成的纪传体例，是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大一统的体现，是祖国的壮丽山河所表现的恢宏气势的产物。而司马迁禀受了这样的气息，他仿佛站在高山之巅俯视大地，激情涌现于胸中，构思形成于笔端。他运用这种体例，实现了撰写百科全书式通史的目的。

第三，阐明了司马迁的作史思想，标志着中国史学自觉的开始。

司马迁阐明自己的写史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由此可见司马迁深邃的作史思想。

究天人之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倡导天地人的合一，说明人们需要认识天地自然的客观条件及其相应的规律，以规范自身的行为来适应并驾驭自然，使之为人类的利益服务；人们如果不能遵循这种规律，甚或违抗它，破坏了自然环境和条件，就会遭受报复而蒙受灾难。所以天人关系这一命题，本身就极具深刻的哲理价值。

司马迁关于“天”的认识，包含着三方面的概念。一是指自然的天，如日月五星以及风云雷雹等天文气候现象，《天官书》集中对此作了表述；一是指人格神的天命、天意以及善恶报应之类，《伯夷列传》在论述中的质询，较集中地表述了司马迁对这方面的怀疑态度；一是指历史事势发展中人为因素以外的各种客观条件相结合所组成的一种无形力量，而具体表现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作为某人成事的历史背景之类的“势”。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这第三方面的认识，接近于形成一种对事势的规律性认识。司马迁讲人们可以顺势立功成名而不可违抗，反过来人们的作为又可以造势而为总的事势发展增加新因素、新力量。

汉武帝时代的主导思想是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的公羊学。司马迁也是受着公羊学思想影响的，表现为他主张大一统、忠君、德治等。《史记》中也流露出某些迷信思想，但在总体上，司马迁对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相结合的学说，非但不感兴趣，反而是持批判态度的。所以他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来探究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时，也就是在否定人格神的存在。

通古今之变。司马迁主张通观古今的变化，内容包含着多个方面。

首先是原始察终，讲求研究清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其过程的变化。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如果对过程的始终、本末都不清楚，又如何认识历史，找寻其中的法则呢？

其次是事势之“渐”，注意到渐变。他认识到一个事件的巨变，并非一朝一夕突然产生的，而是有长久的渐变过程，《史记》中常说“所从来久矣”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事势的发展有一个形成积累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有很多条件变化在制约和影响历史的发展。分析掌握了其中的缘由，才有可能恰当地评价历史事件。

第三是见盛观衰，这是司马迁的一个很高明的见解。他认识到历史事势发展到兴盛的时候，内中常常暗藏着衰败的迹象。人们要善于观察，找出衰败的迹象，采取措施进行调整，否则事势就会由盛转衰，从而出现另外的面貌，《平准书》中所言“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就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是承敝通变。一个新的政权统治人物，当他接续的是前代的破败局面的时候，就要注意找出破败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改正，转危为安，以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形成新的长久的稳定局面，从秦到汉的转变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由于司马迁能够依据原始察终、事势之“渐”、见盛观衰、承敝通变的方法来通观历史的变化，所以他对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说明，比如他关于三千年通史天下大势的思想，关于由姜齐到田齐转变的认识，关于秦能统一六国的原因和六国必然灭亡的事理的解释，关于汉之文、景到武帝时政策转变的看法，关于社会生产和流通对政治风气影响的阐发等，无一不体现出他关于通观古今变化的思想。司马迁关于通观古今变化的思想继承了古代《易》学以及老子、荀子的变革思想，因而也是传统辩证法认识在历史学上的合理运用。

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所说的“家”，指的就是史学家。“成一家”标志着汉武时期史学的崛起和史学家在思想政治学说上独树一帜的雄心和勇气。“成一家之言”的标志，是他恰当地处理了几个关系。

一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司马迁一再声明要继《春秋》作史，而且他也是尊崇至圣孔子和先代贤人的，但是他又并不全然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而是结合事势发展及具体史事，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和评价，体现出他勇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所以，《史记》是一部极具首创精神的名著。

二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司马迁认识到各种学术流派归根到底都是服务于政治的，都要为解决现实政治生活的难题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只不过有自觉和不自觉的区别而已。正如其父司马谈所说“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所以《史记》在记述学术人物时，着重指出他的政治主张并给予评价。他在写史的过程中勇于面对现实，指陈是非。当他的看法有时和当朝政治措施不一致的时候，他就称述直谏，并敢于对他认为失误的举措提出批评，这种事例在《史记》中是很多的，它也说明了政治家和史学家认识和处理问题时的矛盾和区别。

三是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司马迁考察天人关系，通观古今变化，追寻事势发展脉络，纵论汉家天下得失，其宏观识力高远，气势磅礴；然于项羽自刎乌江的悲壮、刘邦登皇帝位的得意、吕后待人之刻薄、文帝在位之仁德以及蔺相如之智、廉颇之诚、韩信之谋、萧何之忠、季布之刚、窦婴之贤、李广之勇、张汤之酷、游侠之义、佞幸之媚、李斯之患得患失、荆轲之悲歌慷慨、滑稽之谈笑解难、商贾之息财致富等，他则以其透彻的观察力，对相关的物情事理，人物品格，进行了极力的表露刻画，从而使《史记》的描述细致精微地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触及到人们的内心世界。《史记》之成就，正是宏观论述与微观描写的完美结合。

四是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司马迁作为史家，他的成长、经历、学识以及业绩，包括他的遭遇，都由时代造就，并体现了时代的特色。反过来，他又以通观的历史记述最终表现了这个时代，而自身的处境又使他得以窥测出政治的弊端、社会的黑暗。对此，他愤然疾笔进行了揭露、谴责。《史记》就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一幅逼真的图画，其秀美，其缺憾，都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这正是《史记》实录的真谛，也凸现了杰出史家的尽心尽责。司马迁的《史记》作为史家之言，是无愧于伟大时代的。

稽其成败兴衰之理，述往事，思来者。这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历史学的功能问题，即是在通观中找出社会历史变化的法则以及诸多的经验教训，以供未来的人思考、借鉴。《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序文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所谓“自镜”“成功”“得失”，就是指历史学要考察成败兴坏的事理。《史记索隐》云：“言居今之代，志识古之道，得以自镜当代之存亡也。”又云：“言观今人臣所以得尊宠者必由忠厚，被废辱者亦由骄淫，是言见在兴废亦当代得失之林也。”这个解释的意思非常明白，还增加了“兴废”的含义，强调从当代政治中汲取经验教训，这是《史记》为什么重视当代史的原因所在。这样一来，古今成败兴衰、荣辱得失的事理都说明了，可见司马迁毫不讳言历史学应起的作用，这对历史学的建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书写出来是让人看的，人们读了历史书籍后可以获得思考、借鉴的资料，这就是司马迁关心“来者”的目的。

以上诸种思想，是时代特征的最高体现，表明司马迁作史达到了完全自觉的程度，从而也标志着中国史学自觉的开始，这对中国史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也表明，是否能为古代的文化宝库提供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也是判断历史著作是否成功及其成就高低和生命力强弱的重要依据。在这方面，《史记》不愧为典范之作。

第四，在诸多历史形成要素中，突显了人的社会主体作用。

历史上对人的自身有个认识的过程。据专家研究，从远古到殷商末年，神、天史观占统治地位。宗周以下，是神意史观。孔墨在继承神意史观的同时又有所否定，创设了先王史观。先王史观已是一种很明显的英雄史观。这以后的学者对古圣先王也已不是毫无保留的尊崇，他们开始注重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考虑到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并提出了进化史观，这时已经步入战国末期了。到西汉中期，司马迁继承了远古到先秦的历史认识成果，结合了自己对现实的深入观察和思考，从而将神、人作用于历史的认识提高一步，确立起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姑且可以将它称为主体史观。

历史认识上人神关系的变化，春秋时期是一个转变的关键。而能够促使司马迁在对历史的观察中，建立起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一看法，还与以下情况有密切关系。

一是社会政治变化带来的影响。早期是天子受天命而君临天下，天子的权威代表天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可侵犯。其后，礼乐征伐不是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了。再后来也不是自诸侯出，而是“陪臣执国命”了。到最后，又是家臣控制起大夫来了。政权下移的过程，权谋智略的作用非常明显，新兴势力已经知道争取人心的向背了。

二是春秋至战国及其以后战事频繁，在成为社会生活重要内容的军事行动中，动用兵力的规模越来越大。城濮之战，对立双方参战人员加在一起不过几万人，而到战国末，仅秦坑杀赵之长平军就达四十五万。秦统一后，光防御北方匈奴就有蒙恬所率的三十万人。楚汉战起，刘邦率领五诸侯的军队，凡五十六万，往东去进攻项羽。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叛乱，周亚夫率三十六位将军，各方面的军队加在一起也有数十万，而吴王刘濞自称可具精兵五十万，还说可得南越王三十万兵力的支持，实际双方对峙所动员的兵力达一百多万。战争有物的因素，但打仗的是士兵的血肉之躯，故主要靠人力，这是非常明确的。

三是秦末农民大起义，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普通农民揭竿而起，一举推翻了秦王朝，这使任何天命、神意的说教都软弱无力。

四是司马迁强调国富民强与生产流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广大的四民之业的发展与天时、地利、人和有关，却与天命、神意离得太远了，而农虞工商四业的兴旺与否，却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一环。

五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天文学、历学和医学的发展，对认识天人关系有着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而在这方面，司马迁有着精深的观察和辨析能力。从先秦以来，人神观念的变化与人的作用的不断体现是相辅相成的。司马迁一方面继承了已有的人神观念，另一方面又以现实的变化作基础，以一种哲理的思考，利用人自身在时代大潮中显示的巨大力量，将已有的对人神关系的认识加以充实提高，促使自己在观念上前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史记》所认识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看到了人的层次结构和群体的作用。《史记》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综合来看，其实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反映。《史记》是将整个社会划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帝王、时势主宰者，他们处在社会的中心地位，这是“本纪”所记述的人物。第二层次是诸侯、贤圣、领袖人物与国家重臣，这是“世家”所包括的人物，他们起着“拱辰共毂”的作用。第三层次是谋臣将相，他们中有的人在中央朝廷，有的人在诸侯王国。他们是第一、二层次中帝王与国君的出谋划策者、政令执行人，在具体的政治、军事活动中作用很大。这三类人在《史记》的记载中非常突出。第四层次是士大夫，他们因为比较靠近社会的最底层，所以有时能反映出一些民众的痛苦呼声与愿望要求。第五层次是社会的直接生产者，如《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农虞工商。这一层次中有些人被奴役，但他们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是有可能促使国家出现“土崩”之势的潜在力量。他们的集体行动可以改变历史的某些进程，秦末农民起义就是这样。这部分人在全社会是最多的。司马迁能注意并深刻认识到他们的特殊作用，正是促使他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重要因素。

司马迁认为历史的形成，社会的运转，五个层次的人都在起作用。这五个层次的人所构成的社会，正反映了当时的基本社会状况，也是《史记》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整体地反映各阶层人群的历史活动，是纪传体史书的基本价值所在，亦是《史记》所要表现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第一个重要特色。

《史记》全方位地叙述了社会历史中人的活动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生活内容的丰富多彩。八书中《礼》《乐》之外，《律》《历》《天官》《河渠》《平准》的出现，显示出驾驭天地以与自然斗争、制约人的行为来为社会服务的企图。《史记》在延续过去史书记载内容注重军事、政治、外交、学术方面的同时，还第一次将经济活动写入史书，将其纳入社会历史讨论的范围。当社会发展滞后，外族入侵胁迫，国弱民困，国家处于一个关键时刻的情况下，司马迁注意到改革是社会前进的驱动力，而对其进行了恰当的记述与评论。德治、法治、儒法道的相互吸收与融合，有效地服务于中央集权，人的思想之适应于形势而不断求其统治法术完善的企图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自身是个生物体，其生存活动具有规律。人在谋求维护健康和种族繁衍的过程中，医学的发展使其自身的活动能力得到了延续与保证。从远古到秦汉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些主要内容，《史记》都有记载和反映，这是它作为通史特点的一个方面，也正充分而全面地体现出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功能。在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时候，司马迁注意到，人的自身欲望才是形成社会历史活动的真正源泉，形成历史的一切活动都是从欲望开始的。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见解。

《史记》所记述的作为形成社会历史主体的人，不仅是一种关于人的抽象意识，而是众多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个人，故它塑造了许多人的活动的具体形象。因此，对人的完整而形象的塑造，同样是《史记》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又一标志。人作为社会化群体的成员，在参与历史活动的过程中，自然表现出其自身的某些共同特性。《史记》对人的追求、人的品格、人的奉献、人的情感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描述，使得它所认识的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中主体地位的人，是具有独立人格和风度的真实的人，他们都是经过历史的洗礼和锤炼，而又各自具有典型风貌和形象的人。因此，他们所参与的社会活动及所创造的历史业绩，就相应地具有代表性。司马迁通过《史记》写出了人的诸多作为，并由此综合地表现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他切实摆脱了神灵意识的羁绊，这是历史观念的一次飞跃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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