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侦探柯南》(下文简称《柯南》)第22部剧场版《零的执行人》中,本剧场版主角(也是本作的重要主线角色)之一安室透(降谷零)曾经与主角发生了一段这样的对话:

 

柯南:我之前就想问你了,安室先生有女朋友吗

安室(愣住,然后回过来):我的恋人——是这个国家

 

在战后日本的主流作品中,我们鲜少见到围绕“爱国”进行的讨论,而在2018年这样一个时间,上述角色在这个剧场版里的行为却不那么“政治正确”——在嗅到了东京峰会会场爆炸事件的性质是针对国家的恐袭的可能后,身为公安警察的安室透为了让警视厅不将其以意外结案,不惜以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方式,伪造证据,将嫌疑引向毛利小五郎,使其备受责难。

 

名侦探柯南M22《零的执行人》剧照

 

这种方式的“国家利益至上”在现代日本作品中是少见的,但这意外地并没有影响这个角色的超高人气;相反,这一角色因为其名台词“我的恋人是这个国家”更受欢迎,甚至曾在日本引起了“罕见姓氏‘降谷’的印章突然畅销”的社会现象。这部剧场版在日本国内风评也颇佳,列2018年日本国产电影作品票房收入第2位。值得注意的是,在更早先的漫画中,此角色也做出了诸如“FBI请离开我的日本”等发言——这是在《柯南》20多年的连载以来,头一次有主线角色做出此类发言。

 

艺术作品的创作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意识形态,尤其是在日本乃至全球政治“向右转”的今天。毕竟,一个作品受众越广,往往越要妥协于市场。据作者所言,其在创作“安室透(降谷零)这一角色时曾对其立场作出过修改”。考虑到《柯南》在日本是一部“国民级”的作品,这样一个国家公务员(公安警察)的角色的出现,乃至与其相关的社会现象的产生,是绝非偶然,且值得我们思考讨论的。

 

 

“爱国情怀”在日本,绝不是凭空产生、凭空消失的。

 

日本最早关于“爱国”的说法,深受当时正处盛世的邻国中国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在《战国策·秦策》中即有“臣闻明主爱其国,忠诚爱其名,破国不可复完,死卒不可复生。臣宁伏受重诛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这样的表达。这里的“爱国”可以解释成对君主的一种义务。而在日本,最早出现“爱国”一词的是《日本书纪》一书,其大抵描述的是天皇对臣子尊敬朝廷、热爱国家,能够为国捐躯的忠诚之心的赞赏。日本在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向中国学习的同时,也引入了“爱国”这一概念,但这里提到的“爱国”概念更倾向于“尊朝”,即忠君爱国一体,尊重和热爱天皇及由天皇统治的国家。

 

这种以“忠君”为目的的“儒家式爱国”对日本国民的影响是深刻的。此后,即使是有学者西方式的“爱国观念”进行了介绍,也没能被普遍接受与认可。1872年《三条之教宪》中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尊奉敬神爱国之旨意;二是辨明天理之大义;三是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从上文中不难发现,当时日本的“爱国”观念依然是以忠君爱国为主的理念。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学习西方,与《三条之教宪》同年颁布的教育改革令《学制》要求对学生进行“修身课”教育,这一条要求便是日本爱国教育的前身,其直到二战结束后的教育改革才被废止。作为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修身课”教材,由福泽谕翻译的《童蒙教草》第五卷第二十九章就有一段关于“爱国心”的论述:“重视自己生长的国家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即报国心,它不会因本国的人民是否野蛮或本国的国策是否合理而改变。”当然,作为“西化”的开明派,福泽谕吉也在后面的叙述中告诫人们,虽然热爱自己的国家很重要,但也要考虑到其他国家人民的感受。

 

微妙的是,在此后向推崇儒教思想的保守派妥协融合的过程中,后半段的教诲“消失”了。这在二战结束前日本权威性的教育纲领《教育敕语》中有所体现。其短小精悍、语言精练,以忠君爱国为教育目标,爱国即是爱天皇。而最令人玩味的嬗变,是井上着次郎的《教育敕语衍义》,他在其中提出,“孝悌忠信”和“共同爱国”是改良并拯救日本的唯一良方。但他所言的“共同爱国”仅限于爱自己的国家,“孝悌忠信”和“共同爱国”也并不是并列的,而是“爱国”居于次,“忠君”居于首,二者是附属的关系。

 

此后,这种盲目忠君的爱国思想,被以陆军主导的政府借题发挥,最后演化为军国主义思想的一部分,渗透到了国家的方方面面,导致了最终的灾难。此后,麦克阿瑟的到来也许可以清扫军国主义病毒,但却难以改变大和民族用千年形成的身份认同,尤其是对天皇的保留,更为“忠君爱国”的思想继续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旧式爱国主义其实一直存在,它在二战后一直蛰伏着,等待复苏的契机。

 

 

“都说所谓的国民是想当国民的人。属于一个国家共同体拥有共同的政治制度这一客观事实,还不足以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充其量是人民或国家从属人员,而不是‘国民’ (nation)。……承担近代国民国家的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国民意识。

 

近代的“国民”(nation)或“国民国家”不是建立在语言与文化的相似性上,而是以‘主动’参与国家政治的“国民意识”为基础。”

 

——小熊英二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平心而论,一个在政治军事均独立自主的国家中成长的公民,对《柯南》里的部分情节其实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日本公民工藤新一,被黑衣组织下毒,身体变成了小学生,于是化名江户川柯南暗中查明真相。这个过程中,他首先求助的并不是本国的政府及其附属暴力机关,而是美国FBI和CIA的探员——至少在893话之前,我们没有得知任何日本本国的官方力量对黑衣组织进行追查,反而是FBI、CIA满地跑。与此类似地,日英混血的赤井秀一为父报仇追查黑衣组织,他的选择是入美国籍,成为FBI探员——仿先成为美国公民才能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一般。

 

这种情节的出现是值得思考的。相比之下,在同一部作品相对后期的连载中,却出现了安室透(降谷零)这样敢于直言“FBI滚出日本”的、代表日本公安警察的红方角色更是非常耐人寻味。而诸如“从我的日本离开”(漫画 File.892,2014)、“我的恋人是这个国家”(M22,2018)等台词,由这样一位日本国民级作品中帅气全能的高人气角色言出,并且这些台词并没有引起受众的反感,反而进一步推高了角色的人气——这是能反映当代(部分)日本民众对于祖国、对于美国的看法的。

 

图源《名侦探柯南》File.892第二页 第十五页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后对其进行统治,美国政府对日本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战前的“爱国主义”彻底被“自由民主”所取代,旧时以“忠”为核心的爱国情怀一夜间“荡然无存”。小熊英二在《“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中写道:

 

“例如《对新教育的批判》的作者矢川德光在1952年1月的《教师之友》中就有如下看法:

日本的学校已经造就出了一批没有民族“自尊心”的孩子。据说有一名东京的教师曾经问孩子们现在的国家应该取什么名字好,约有9成的孩子们竟大声地回答‘美国’而只有5%的孩子战战兢兢地小声回答‘日本’。这就是日本的教育没有培养出日本人而是培养出了 cosmopolitan(世界人)的一个例证。关于这些无国籍者的形成……文部省审批通过的社会课教科书应该为其内容使孩子们折服于某国(美国)外表上的繁荣这点负主要责任。”

 

1947 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教育基本法》,该法主张尊重人的自由,发展人的个性。二战后,“爱国心”教育一直处于模糊、敏感的状态,日本政府及教育界都对“爱国心”抱有很强的戒备之心。尤其是在日本共产党失去权威、经济开始复苏的1955年后,关于“民族”的主张愈发减少,而对于宪法及《教育基本法》的评价则开始增加。同时,像1950年矢川德光那样坚决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肩负起人民革命重担的一代”的人也开始减少,而肯定战后“新教育”成果的声音增加了。

 

由此可知,日本对爱国主义教育自战后以来一直持一种回避态度,至多仅仅停留在“爱家乡、爱传统文化、爱天皇”的程度。如《柯南》外传《零的日常》中提到,安室透(降谷零)学生时代学吉他学会的一首歌G大调《故乡》(漫画File.10)中如是唱道:

 

“常在梦中梦见你 可爱的故乡

我怎么能忘记你 我的故乡

亲爱的父母 可曾健康 亲爱的朋友们 别来无恙”

 

这首歌在《蜡笔小新》、《一半,蓝色》等日本文艺作品中均出现过,《我的团长我的团》第19集中,日军被远征军困死在悬崖下时,唱的也是这首歌——在日本人看来,爱国不是唱国歌(他们甚至禁止强迫未成年人唱国歌)、不是高呼“我爱我的祖国”,而是爱天空、爱自己生活的地方、爱身边的人。他们的“爱国”在很大程度上很少会像中国一样提及“民族责任感”、“报效祖国”之类的说法,而更多体现在“热爱故土以及故土的事物”上。

 

美国在战后独自占领了日本全境,利用日本为美国的国际方针服务,将其打造为充当“共产主义防波堤”的忠实仆从,而并非对日本进行实实在在的“民主化改造”。在许多事上,日本都充当着美国的“马前卒”。在《柯南》的世界观里,我们可以洞见的是FBI和CIA为打击黑衣组织,在日本执行各种“任务”,仿佛将日本当作了自己的一部分;而在美国占领后生活反而转好的日本,甚至也倾向于习惯性地认为美国是打点一切的“救世主”,早期《柯南》主线剧情设定中日本官方力量对打击黑衣组织的“失语”状态也可察觉这一事实。

 

 

“据以上的讨论,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陈独秀

 

战后初年,不少知识分子本以为民众会在政府崩溃美军进驻的混乱时期揭竿而起,但事实上,即使发生过一些事变,也并没有发生任何大的动荡。日本社会接受民主教育一如战前接受国体教育一样。相泽氏以记者武野武治与著名的文学研究家竹内好为例指出,正是这种对现实的深刻失望使武野和竹内开始探索战后民族主义的真正出发点。这种真正的民族主义基点应当是民众,目标应当是民众对权力的抵抗与自我解放。

 

“就请你们(FBI)快点离开吧,离开我的日本”这种台词被创作,以及受众能“允许”一个被广泛喜爱的角色说出这样的台词,可以被视为是日本民众对于自身民族以及国家身份意识觉醒的新阶段;而“我的恋人是这个国家”这种发言,甚至感染了这部作品在其他国家的青年受众(例如中国)。

 

云音乐app《零的执行人》主题曲《零-Zero-》的部分热评

 

这应该被视为日本以“爱国”作为体现的民族主义的一种抬头,它非常正常,且似乎并不算危险。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在此带动下,文化民族主义渐成声势,取代了政治民族主义。70年代的腾飞,让日本再度跻入强国之列,这增强了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日本 NHK 从1973开始每隔5年进行一次国民意识调查,其中就“日本人与其他国民相比具有非常优秀的品质”这一问题的回答中,60%的民众赞同这一观点。而文化民族主义打造的文化消费品,诸如樱花、和服/jk、日剧/日本动漫、日本料理……等等,在大众消费时代不仅在日本国内颇受欢迎,甚至在文化“走出去”这件事上做得非常漂亮——这无疑也能增强日本国民对于自身大和民族的民族认同感。这种优越感与认同感在我们这篇文章讨论的主角安室透(降谷零)身上也有所体现:一个棕色皮肤黄色头发的混血儿,却发自内心地认同自己是一个日本人。赋予角色如此设定的行为,说明了日本人对于自身大和民族的充分自信。

 

英国学者Ivan Morris在其1960年写作的著作Nationalism and the Right Wing in Japan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根植于社会传统中的右翼群体在使用民族主义词汇时比外来的共产主义者更加得心应手,也更能深入人心。因此,尽管当下的右翼群体无论从组织的程度、规模、力量与凝聚力各方面都不成气候,但一旦日本遭遇经济重创或外部打击而走向政治与社会的极端化,这些右翼群体很可能获得支持上台。这一论断在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获得了体现:日本经济自广场协议之后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在这种逆境中,日本人血脉中的旧时爱国思想睁开了双眼,导致了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加之2007 年以来经济危机的打击,以及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所作所为令日本民众累积了越来越多的不满,民众对于改变国家现状,实现正常国家目标,达到“强国”目的的要求也愈加强烈。相应地,右翼政客也趁此机会运用自己熟悉的论调“向右转”,大捞选票,并作出相应的“强硬姿态”回馈选民。有意思的是,由于忌惮美国的“铁拳”,这些政客释放强硬信号时,首选的对象往往是相对的“软柿子”——中俄韩等国。

 

这种对“强”的渴望,在我们这次讨论的作品《柯南》近十年的剧场版中也有所体现:愈来愈重动作轻推理,场面越来越大(动不动就涉及到各种国际国内的安全事件),“柯幻”成分也越来越浓,甚至出现了“跑车飙过高铁”、“700码外一枪干掉列车上的犯人”这种印象中类似于某国抗日神剧“手撕子”的魔幻剧情。但这种愈发走向好莱坞式意淫大片的剧情即使经不起推敲,票房却年年维持在较高水平——个人认为,这也与日本对“强国”的渴望有关,他们急需一些国民级别的作品满足他们对于国家的信任,顺便借影响力做好一波文化输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主流民众对于“爱国”以及民族主义的表达,其根本诉求很大程度上是改变日本停滞不前的状况。经过二战战败的惨痛教训与战后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民众虽然希望日本有所改变,但是仍然希望保留日本作为二战后和平主义国家的形象。比如,长期以来,超过一半的日本民众希望修改宪法,但对事关和平宪法性质的第九条,反对修改宪法的民众数量持续高于支持修改的民众。

 

徐海玲. 日本民族主义与政治右倾[D].山东大学,2015.

 

身为一个中国人,日本国内的种种如本文所讨论的民族主义抬头的现象,不禁让人开始担心其与军国主义以及法西斯的关系。然而,冷静下来想想,这种程度的爱国热情与民族主义,距离“军国主义的复苏”事实上还是非常遥远的。

 

1973年,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大村襄治先生给“军国主义”这样定义:

 

“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组织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为战争做准备,国家的实力,只能通过战争能力来体现。为此,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娱乐都必须服务于战争。”

 

大村襄治还给拥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做出这样的定义:

 

“军国主义思想者,不但在个人日常的言行中经常提及上述思想,并且会向其他人鼓吹、普及这种思想。”

 

基于这个定义来分析,“我的恋人是这个国家”相比之下简直是“对我生长的地方”温柔的爱恋了——况且不希望他国插手本国事务,安室透(降谷零)希望FBI滚出日本的诉求就其个人观念而言也根本不算过分。相反,某国此前互联网讨论中大行其道的、迎合部分人的民族主义幻想、带有鲜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幻想着像当年女真摧毁大明一样消灭美国的“入关学”,才更有点“军国主义萌芽”的意味吧。

 

 

参考文献

时. 日本学校“爱国心”教育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6.

沈敏杰.麦克阿瑟与日本的战后改造[J].文史天地,2020(01):88-91.

[日]小熊英二 著,黄大慧 李丰 王娟等 译.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徐海玲. 日本民族主义与政治右倾[D].山东大学,2015.

王超. 国外学界战后初期日本民族主义论研究综述[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05):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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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由“我的恋人是这个国家!”所衍生的发布于2021-05-18 12:5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