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蝴蝶效应：一场火山爆发如何导致清朝灭亡....

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清朝迎来了一个相对冷的夏天。

那一年，云南这个帝国南端的省份在七月盛夏竟然下起雪来，这对当地的各种农作物，尤其是水稻的生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田禾尽坏”“冬大饥”“民饿死者甚众”等记载也在那一年的政府公文及地方县志中频繁出现。

一场罕见的大灾荒就这样诡异地从天而降，满是饿殍的街巷上，幸存的百姓含泪贩卖着自己的儿女，有的妇女甚至抱着自己的孩子投水自尽。

同一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结束了自己的总统任期，回到弗吉尼亚的老家。

但是这位参与起草《独立宣言》的美国国父很快就傻眼了，那年的气候真是奇怪，正值夏天的弗吉尼亚，人们出门竟然得坐雪橇，地里的庄稼自然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为了让生活继续下去，杰斐逊先生只好暂时放下国父之尊，尴尬地申请了一笔贷款以勉强维持周转。

同一年，英国诗人拜伦在瑞士日内瓦湖附近的一座别墅迎来了几位客人，其中包括著名诗人雪莱和他18岁的女朋友玛丽。

然而这几位客人拜访之际，阴冷凄凄的雨却始终下个不停。

在别墅外，反常气候导致的饥荒煽动了无数的暴民，街头巷尾充斥着肆无忌惮的暴力。

被阴雨和动乱困在屋里的几人决定借着这阴森压抑的气氛讲恐怖故事以打发时间，也正是得益于那个雨夜中捕捉到的灵感，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科学怪人》于两年后问世了。

云南大饥荒，美国国父申请贷款，欧洲作家编写恐怖小说，发生在1816年的这三件事情乍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关联。

然而，随着历史线索的丰富，我们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共同的源头，都是某一个重大事件导致的间接后果，这个重大事件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地质灾难：坦博拉火山爆发。

坦博拉火山（Tambora），印度尼西亚语作Gunung Tambora。

印度尼西亚松巴哇（Sumbawa）岛北岸的休眠火山，原高4100米，1815年猛烈爆发时，山顶被削去大部分，现在高2851米

我们不妨以这场灾难为起点，讲述清朝的故事。

让我们从1815年4月的一声巨响开始说起吧。

1815年4月5日，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士兵突然警惕起来，因为他们听到遥远的天际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有可能是有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在远处发生了交火。

于是士兵们立刻整装出发，顺着声音寻觅而去，这一走就是5天。

到4月10日的时候，负责侦查的士兵们傻眼了，他们发现天际传来的巨响并非来自火炮或炸药，而是来自大地的怒吼，确切来说，是坦博拉火山爆发的声音。

坦博拉火山位于印度尼西亚的松巴哇岛北部，海拔2851米，1815年4月5—12日，这座火山发生了VEI（火山爆发指数）等级7级的猛烈喷发：1000亿立方米的烟尘倾泻而出；高温火焰扰动空气形成了狂风，将海岛上的巨树连根拔起；滚滚岩浆奔腾着焚噬了路经的一切，直到冲入大海将海水沸腾；火山灰和碎石漫天飞舞，粉碎并掩埋了方圆数百千米之内的村镇，上万人当场死亡。

然而，这才仅仅是开始。

松巴哇岛，印度尼西亚西努沙登加拉(Nusa Tenggara Barat)省岛屿，小巽他群岛之一

坦博拉火山的爆发将体积约为150立方千米的火山灰喷入平流层，这些火山灰中含有的巨量二氧化硫云混杂着高反射性粒子，随着大气环流散布全球并将阳光猛烈地反射回太空，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全球气温骤降。

对于一些农作物来说，剧烈的降温意味着光合作用的减弱和受精难度的增加，这深深地动摇了世界各国的农业基础。

坦博拉火山爆发的第二年，即1816年，火山造成的降温效应完全显现出来，

北半球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迎来夏天，所以1816年也被称为“无夏之年”。

那一年，灾荒席卷全球，美国总统和中国云南的农民也因为这次地质灾难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困境。

对于云南地区的农民来说，1816年的灾荒让他们措手不及，因为当时云南省的主要作物是水稻，气温对于水稻生长发育的影响非常大。

云南纬度虽然低，但是海拔并不低，大部分地区的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这使得当地四季的气温变化并不剧烈，冬天不像北方那么凛冽刺骨，夏天也并不炎热。

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气温下，水稻要想良好生长，8月的平均气温最好不要低于18摄氏度，否则水稻将难以齐穗。

此外，足够的光照也非常必要，因为稻粒中有很大比例的质量是通过光合作用积累的。

然而，1816年坦博拉火山的爆发不仅夺去了温度，也夺去了光照，云南8月的平均气温低得离奇，盛夏之际竟然出现霜雪天气，很多云南百姓平生第一次见到降雪，这使得当地稻作农业迎来了灭顶之灾。

另外，当地有很多耕地并没有种植粮食，而是被其他作物侵占了，这无疑大大加剧了云南当地粮食的匮乏，为大灾荒中的无数惨剧埋下了伏笔。

也正是这种作物，在中国苦难的近代史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成为清朝崩溃的重要推手，它就是罂粟。

恶魔的花 

罂粟是二年生草本植物，因为其形状像罂子，子又像粟，因此得名。

据推测，罂粟的原产地可能在地中海一带，早在新石器时代，德国西部的莱茵河流域就已经出现罂粟。

后来，这种植物逐渐扩散到整个地中海世界，当时的人们也逐渐注意到了它的美艳和对人类精神的神奇效用。

罂粟果实

明朝末期以前，中国人享用鸦片的主要方式是吞服，由于鸦片极为昂贵，一般民众难以负担，所以流毒不广。

然而到明末清初之际，一种将鸦片和烟草混合吸食的方式传入了中国，由于其强烈的精神依赖性，使得吸食鸦片的陋习在中国境内迅速蔓延。

妖艳的罂粟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制备鸦片的原料罂粟也有了被种植的充分动机，产量提高导致成本下降，普通民众过去难以消费的鸦片慢慢变得唾手可得，这也为云南省后来成为罂粟的主要种植地和毒瘾的重灾区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罂粟之所以在云南格外受欢迎，是由云南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所决定的，其更深层的原因仍是“匮乏”——药物和粮食的匮乏。

云南省纬度较低，降水充足，广泛分布着雨林河谷，温暖潮湿的环境极有利于蚊虫的滋生繁衍，自然成为恶性疟疾的天然温床。

恶性疟疾俗称“瘴疠”，是威胁南方民众生存的主要因素之一，清朝时，瘴疠的恐怖给来自东北的统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清乾隆二十七年，即公元1762年，缅甸在云南边境寻衅开战，历时七年的清缅战争随之爆发，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全盛时期的清朝军队竟然被缅甸揍得灰头土脸，颜面尽失，连一向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事后都颇为尴尬地说，五十多年经历八桩战事，就征缅这桩不算成功。

乾隆画像

清军之所以在缅甸战事中吃了大亏，除了武器装备落后、战场调度失策等原因，缅甸、云南一带爆发的恐怖的瘴疠也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其实在清缅战争期间，疟疾并非不治之症，当时包括清朝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已经意识到金鸡纳霜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康熙曾经因为身染疟疾而痛苦不堪，服用西方传教士进献的金鸡纳霜后立即痊愈。

奎宁（Quinine）俗称金鸡纳霜，金鸡纳树及其同属植物的树皮中的主要生物碱，化学称为金鸡纳碱。是有效的抗疟疾药物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原产拉丁美洲的金鸡纳霜在清朝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

康熙四十四年，即1705年，康熙南巡，江南提督迎接圣驾时脸色非常难看，康熙细问之下才知这位大臣患了疟疾且久治不愈。

康熙问大臣为何不向他讨药，大臣回复说陛下不赐，不敢擅讨。

康熙听了以后赏赐他金鸡纳霜，这位大臣才得以康复。

在彼时的清朝，一个身患疟疾的省级官员都不敢讨要金鸡纳霜，何况是边陲省份的一般民众了。

在疟疾横行的环境中，特效药极度匮乏，于是当地民众便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替代方案——吸食鸦片。

鸦片可以有效地减轻疾病带来的不适感，使得身心放松，精神愉悦。

此外，鸦片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烧，这个特性对于舒缓疟疾引发的反复发热症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云南地区，越是瘴疠肆虐的地方，人们对鸦片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显然，疟疾带来的生存压力是罂粟在云南扩散的重要的推动力之一，而引发这一现象的原因则是恶劣卫生条件下的药品匮乏。

此外，罂粟得以在云南广泛传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植物本身也是当地民众应对粮食匮乏的一个有力武器。

相对于有深厚农业传统的中原地区，清朝时期的云南开展农业生产的难度很大，承载人口的粮食供应非常有限，而这给罂粟的迅速蔓延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助力。

当粮食供给不足时，吸食鸦片可以减弱肠胃活动，饥饿感也会被有效地抑制，因此吸食鸦片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且粮食供应紧张的地区来说是暂时的应对之法。

但鸦片并不能真正地解决粮食匮乏的问题，而且其毒性对人的身体有极大的损伤，甚至可以让人完全失去劳动能力。

《鸦片烟论》曾言，“有用之人，无不变为无用，无用之人，更无不变为废物”。

《伦敦新闻画报》的英国记者在广州亲眼见到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作用，“他们脸上挂着的那种白痴般的微笑也证明他们已经完全处于鸦片的控制之下，对于事实已经完全遗忘，很快就会进入自己想要的那种飘飘欲仙的状态”。

广州的一些鸦片馆后面毫不忌讳地配有停尸房，那里是鸦片馆的老顾客们最后的归宿。

对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来说，吸食鸦片造成的劳动力下降即意味着食物的加倍匮乏，而食物的匮乏又会反过来迫使人们去吸食鸦片以缓解饥饿，人一旦坠入这种恶性循环，也就离死亡不远了。

鸦片无法根本性地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但罂粟的种植面积却越来越大，一再地挤压粮田耕地，这是因为鸦片能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

贩毒的利润比种地高太多了，道光年间曾有清朝官员在奏折中表示：

可见，种植罂粟不仅可以在表面上降低粮食的消耗，还能获取丰厚的经济回报。

对于云南的普通民众来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种植罂粟、熬制鸦片更合适的选择了。

进入19世纪以前，鸦片在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一带被广泛种植。

这些地区离云南很近，其生态环境和云南非常相似，人为设定的政治边界对于罂粟的扩散起不到任何阻碍作用，再加上疟疾肆虐和粮食匮乏共振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使得罂粟这种摄人心魄的毒花就这样燃烧着欲火，蔓延进云南边境。

据推测，最迟在1801年，罂粟进入中国，自此之后，一浪又一浪的匮乏狂潮汹涌而起，整个清帝国也在罂粟的花海中风雨飘摇。

鸦片会让吸食的人产生强烈的精神依赖性，自从19世纪初罂粟从云南一带渗入中国境内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这种毒花就伴随着烟枪蒸腾出的迷雾横扫国内大片耕地。

道光十九年，即公元1839年，有大臣在公文中表示：

而云南省有的地方则更加夸张，从官吏到百姓，从书生到武夫，萎靡不振，吞云吐雾，无心生产，人浮于事。

在这种风气下，罂粟的种植化作了农业的癌症，凶狠地在帝国的肌体内转移扩散。

不久，内陆各省也相继沦陷，四川、湖北、贵州、甘肃、陕西、山西等省份的大片粮田都纷纷种上了罂粟。

罂粟从云南入境后，已渐成燎原之势，有些地方的农粮用地竟然被罂粟挤压到“十居一二”的可怜境地。

光绪初年，英国人贝伯尔到中国内陆走访的时候看到，沿途各省都已经广泛种植了鸦片，而进入云南时，这个英国人觉得自己“仿佛在无边无际的罂粟地中穿行”了。

农民们不会想到，他们不断地压缩粮田的耕地面积，转而种植罂粟的行为，会使得粮食的匮乏积蓄巨大的势能，足以将他们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19世纪初，罂粟扩散进中国境内之前，全国人口迎来了迅猛且持久的增长。

顺治十八年，即1661年，全国人口只有区区1900多万，到道光二十九年，即1849年时，全国人口已经暴涨到4.249亿多，膨胀了22.3倍，而耕地面积却不可能同步扩大20多倍。

全国的人口压力也非常大，顺治十八年，全国人口平均密度是每平方千米4.9人，19世纪40年代，全国每平方千米人口已经到了78.7人。

人口密度暴增带来的压力连身处皇宫的皇帝都感受到了，嘉庆就曾表示：“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价腾贵，游手之民，不遑谋食。”

对于清朝中期的百姓来说，要想正常生活，需要大概4亩左右的耕地，然而随着人口无节制地增长，道光十三年时，全国人均耕地不足两亩，万千黎民都挣扎在勉强维持生存的底线之上。

就在这样的匮乏中，罂粟出现了。

1839年6月，

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烟

1858年之前，清政府对罂粟种植的管制尚且严格，私种罂粟者斩，可即使刑法严酷也无法抑制罂粟的蔓延。

后来，鸦片对人精神的绝对控制以及它带来的丰厚利益，使得清朝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们也不得不接受事实，渐渐转变了对罂粟的态度。

1858年，清政府为了筹措经费，对鸦片的态度由禁改征，罂粟种植的管制因此大为宽松。

这虽然给朝廷带来了大量的税款，但无异于火上浇油，幅员辽阔的清朝，从朝廷官员到民间百姓，无不被鸦片熏燎得迷醉不已。

在鸦片枪弥漫的迷离烟雾中，身穿官服的朝廷大员和衣衫褴褛的贫苦民众抱在一起手舞足蹈，烟灯的火苗妖异地跳跃着，照得万千黎民的脸庞越发阴沉闪烁。

就这样，罂粟的妖艳之花逐渐开满神州万顷农田，本就已经极度紧张的耕地面积被不产粮的植物大量侵占，这时候，只要农业生产稍有不测，巨量的人口就会犹如雪崩般垮塌。

深受罂粟毒害的云南便是典型的例子，因为罂粟的泛滥，云南的粮食产量极度匮乏，无法自足，不得不硬着头皮从缅甸和越南买粮食。

边境省份尚且可以从邻国买粮以勉强周济，那内陆的百姓呢？如果他们在忙于种罂粟的时候遭遇天灾，从而造成粮食减产，他们又该怎么办呢——死……

“上帝之子”  

大约在两百多年前，位于东太平洋赤道地区的渔民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每隔几年，东太平洋地区海域的水温会明显升高，沿海地区的鱼群会神秘消失，海鸟也会随之大量死亡。

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气候也变得诡异起来，飓风海啸、暴雨洪涝、高温干旱、极寒暴雪等极端现象频现。

由于这种奇怪现象往往会在圣诞节前后发展到最高峰，所以当地渔民就称之为El Ni?o，意为“上帝之子”，中文音译为“厄尔尼诺现象”。

厄尔尼诺现象示意图

1875年，“上帝之子”再次降临东太平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全球迎来了历史上少见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仿佛西方的上帝要亲手埋葬东方的帝国。

这一年，清朝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打击之后正努力恢复着元气。

当时的清朝距离甲午惨败还有大约20年，清政府和西方国家保持着暂时的和平，太平天国和捻军（捻军，一个活跃在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与太平天国同时期，活动时间为1853—1868年）也已被镇压，恍惚之中，清王朝仿佛有了一丝回光返照的迹象。

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罂粟几十年来所积蓄的匮乏势能已经处于决堤的边缘，一场中国近代史上的恐怖灾荒就要袭来了。

光绪初年的清朝并没有完全从两次鸦片战争的余波之中恢复元气。

如前所述，在鸦片的精神依赖性和高额回报下，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山西省，无数的农民出于贪婪而大规模地种植罂粟，这使得本来就已经极其紧张的粮食储备更加紧缺。

就在这时，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开始在华北地区，尤其是山西省显现，一些地方文献开始出现粮食歉收的记载。

1876年，旱情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山西的一些县城由于粮食歉收，已经有人开始吃树皮、草根饱腹，但对于这场灾荒来说，这才仅仅是个开始。

1877年，山西各地迎来了全面旱荒，粮食大面积绝收。

一些有逃荒经验的民众知道，如果留在当地，多半是九死一生，大灾临头之际，老百姓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当地知府得知老百姓要逃荒，立即赶赴现场，苦苦哀求百姓不要离开家乡，并且承诺一定会赈济百姓，老百姓见状，哗啦一下跪倒一片，说：“多费知府大老爷好心，念我们饥寒，就是每家与我们三两斗麦子，能吃几日？”百姓们知道，现在趁尚有体力时，逃跑是上上之策，要是跑到了有收成的地界说不定还能活下来。

于是，百姓四散一空。

匮乏带来的恐惧在华北各地迅猛蔓延，逃荒渐成大势，有的地方官员因为无力阻止百姓逃难，绝望之下悬梁自尽。

在灾情最严重的山西，当时的太原府的人口从100多万骤减至5万。

这场灾荒蒸发了太原府95%的人口，太原几乎成了一座鬼城。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对这场灾荒的描述是，地狱也不过如此了。

这场灾荒从1876年持续到1879年，又以1877和1878两年为甚，这两年分别为丁丑年和戊寅年，所以这场光绪初年的灾荒也被后世称为“丁戊奇荒”。

曾国荃画像

最悲观的估计认为，丁戊奇荒中被波及的人口超过一亿，一千多万人被活活饿死，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灾荒连绵不绝，然而，人们在描述光绪初年这次华北灾荒时，却特意用了“奇”这个字以作形容，足见这次灾荒给时人留下了怎样极端的印象。

造成这场灾荒的原因有很多，气候恶劣、人口繁密都是重要因素，然而，当时的众多清朝官员都对造成这场灾荒的主要原因给出了相似的解释，在他们看来，万千黎民饿死，分明是过分种植罂粟所致。

曾国荃表示：

《申报》则更加直白，报道中甚至用了质问的口吻：“山西自广种罂粟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其拙，此尚谓害而不由罂粟，其谁信之？”

是的，罂粟进入中国后被广泛种植，逐渐挤占了大片产粮耕地，致使匮乏像大坝后的洪水一样不断地积累着势能，直到一场旱灾袭来，匮乏的力量倾泻而下，横扫华北，以致千里无人烟，万民转沟壑。

很多年前，当第一株罂粟花被种在清朝的国土上时，有人能想到太原府后来会因此成为一座鬼城吗？

很多年前，当第一根燃着迷离香气的鸦片烟枪被某个中国人举到嘴边时，有人能想到后来华北会因此变成一个狼群游荡的亡者之乡吗？

在匮乏最深重的地区，吹起的风是黑色的，鸦片的颜色也是黑色的，这是巧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