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文化寻根与时代观照研究 （特邀主持人：杨金才）
（图源：弗朗茨·卡夫卡）
对卡尔·罗斯曼命名的解释
——论弗朗茨·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失踪的人》
阳凌艺
主人公的命名变换与其命运轨迹
从叙事动力的角度看，在追叙与顺叙之间存在时间反向形成的张力（江澜，2020: 49）。在小说开篇，主人公卡尔·罗斯曼（Karl Ro?mann）就介绍过自己来自“波西米亚的布拉格”（Kafka, 2020: 27）。自古以来波西米亚地区就被刻上流浪的烙印，这也正是卡尔一切漂泊生活的基因根源。尽管罗斯曼在无知的状态下不断被他人“推入”无穷无尽的险境，但至少目前他还拥有一个具体的名字。然而，后来当俄克拉荷马剧院（Theater von Oklahama）的招募人员询问他姓名的时候，他感到“报出自己的真名，有些羞愧”（Kafka, 2002: 402），因此他用假名“内格罗（Negro）”来替代“罗斯曼”进行登记。循着德国学者克林斯（Krings, 2011）的提示，“内格罗”的原型应该来自匈牙利犹太裔德语作家霍利切尔（Holitscher, 1912: 367）的游记《美国今日与明日》（Amerika Morgen und Heute）中一幅名为《俄克拉荷马的田园景色》（Idyll aus Oklahama）的图片。该图展示了一个滥用私刑的场景：两个黑人身上绑着绳子被吊在树上，他们前面站立着一些面无表情的白人审判员。显然，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内格罗（Negro）”——“黑鬼”被绞死了。此外，“黑鬼”还暗示着卡 尔 一 直 从 事 着 没 有 “身 份 证 明”的 非 法 工 作（Schwarze Arbeit）：从最开始在西方饭店里当电梯工，到成为布鲁娜妲的私人男仆，到最后沦落为俄克拉荷马剧院所谓的雇工，他始终不能证明自己合法的社会身份。讽刺的是，卡尔在小说中常常成为被引诱的对象，这个假名“黑鬼”与这位17岁男孩内心的无辜、不成熟、单纯似乎又形成了黑白对比的极大反差。
与此同时，回顾历史上黑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变迁，为理解自称“内格罗”的主人公在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中的命运提供了新的解释。根据美国时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1830年签署的《印第安人排除法案》（Indian Removal Act），密西西比河东部的印第安人必须迁往密西西比河西部，以便为美国白人腾出肥沃的土地。预计数十万的印第安人被迫迁往西部地区，这片所谓的印第安人领地正是今日俄克拉荷马州的所在地。在迁徙的途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印第安人以及跟随他们的美国黑人奴隶因劳累、疾病和饥寒而死去（Thornton, 1991: 75），这条路至今被称作印第安人的“血泪之路”。1900年， 俄克拉荷马州生活着将近九成白种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各自所占比例极少。19 世纪 80年代，该领地中的黑人主要是印第安人的前奴隶，10年后，来自周边诸州的黑人自由人大批涌入该领地。通常情况下，这里的黑人像白人移民一样意识到部落首领和联邦官员无力驱逐他们，因此也非法占用土著人的土地从事农业耕作。这当然引起了印第安人的不满，他们将黑人看作和白人一样的入侵者，强烈反对黑人非法占用土地（丁见民，2013: 29）。因此，美国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3个人种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土地占有问题上的激烈冲突可见一斑。基于上述历史背景，小说主人公卡尔·罗斯曼身份的复杂性与不兼容性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他不被剧场真正接纳的又一理由。作为出生于欧洲的白种人，他现在却想要以“黑鬼” 假名在俄克拉荷马剧场——印第安人的领地继续生活与工作，他的存在是否真的被允许？卡尔，既混杂着中欧白种人的基因，又试图利用所谓的黑人符号在美国流浪，此地的原主人当然不欢迎这位身份混乱不明的人，他的归属性因而被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否定与排除。
弗朗茨·卡夫卡于 1913年写了一篇名为《做一个印第安人的愿望》的短文。卡夫卡的这个愿望充满讽刺和矛盾，因为一方面印第安人本身遭到野蛮驱逐、背井离乡，即使成为他们的愿望实现，这与现实中犹太人背负的漂泊命运又有何异？另一方面，文中所描述的所有实现这个愿望的道具都相继不见：“因为没有马刺”“因为没有缰绳”“眼前只有被刈平的荒原”，而更加重要且更加危险的信息是“已经没有了马颈和马头”（Kafka, 1996: 32）。那么，马的脖颈和头颅去哪儿了？联想起“被刈平的荒原”可以推测，马的这两个躯体部分很可能也被切割掉了。这样看来，对于残缺的“罗斯曼”，他想做一个印第安人的这个愿望永远都是“虚拟式”的，更何况他已然是不完整的，他的存在也必然得不到这片领地的允许。
小说最后一章，在享用最后的晚餐时候，一张展示合众国总统包厢的图片被传到卡尔手中，包厢深处呈现出“一片暗暗的、闪烁着微红色光亮的空洞”（Kafka, 2002: 413）。这暗示出上帝对卡尔末日审判的结果——在前文中，装扮成“魔鬼”和“天使”的人员用“吹号”（Kafka, 2002: 389、393）模拟出“末日审判”的场景。包厢正面控制帘子的“拉绳”不禁让人联想起《俄克拉荷马的田园景色》那幅图中绞死黑人的残酷工具；“红光”“空洞”则呈现出阴间的幽暗幻象，这仿佛是对卡尔的召唤。当他踏入克莱顿（Clayton）地界后，他多次看到旧识，这难道不像是临死之人最后时刻的回光返照吗？不久后，以假名“内格罗”自称的卡尔与同伴坐上了前往俄克拉荷马的火车，“他们开了两天两夜”却始终没有到达，他最后消失在“如楔子般的山岩”（Kafka, 2002: 418、419）之间。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如同这部未完成的小说标题一样，卡尔·罗斯曼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踪的人”。综上，来自波西米亚的主人公从一个被抛弃的“罗斯曼（Ro?mann）”，变成一个被绞死的“内格罗（Negro）”，最终变成了一个“失踪的人（der Verschollene）”——他最初尚且拥有一个名字，后来只剩下一个“黑鬼”符号，最终连身份都完全失去。可见，卡尔命名的变换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在冥冥中暗示其命运一步一步走向沉沦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这条隐藏的线索与小说的主题及标题形成完美的照应。
《圣经》中的“马”与“人”
卡夫卡其他作品中“马”的母题
“罗斯曼”这个名称道出《失踪的人》中主人公“半人半马”的双重特性，这一特性也体现在卡夫卡短文《新来的律师》中名叫布采法卢斯博士（Dr. Bucephalus）的人身上。他曾是马其顿（Mazedonien）国王亚历山大的战马（Streitro?）。偶然地，一个头脑简单的法院杂役以“赛马场常客的行家眼光”见证了这一刻：那个律师“高抬大腿拾级而上，脚踩得大理石台阶噔噔作响”（Kafka, 2006b: 133）。卡尔·罗斯曼也曾透露出作为“马”的特性，在德拉马什帮助卡尔逃避警察追捕的时候就曾暗示过：“你本可以在旷野上（im Freien）像马一样奔跑”（Kafka, 2002: 286）。布采法卢斯博士和罗斯曼的共同点是：前者来自古老的历史，后者来自古老的大陆，他们由远古来到新的时间和空间，所以他们也并不真正属于目前所存在的世界。此外，亚历山大的战马未曾抵达“印度大门”（Kafka, 2006b: 133）——在犹 太人关于亚历山大的传说中，“印度”象征着“天堂的国度”（Kurs, 1989: 164）。与之相似，如前文所述，“罗斯曼”（Ro? und Mann）也未到达西奈，未能获得上帝颁布的戒律。
卡夫卡（2006b: 133）写道，“也许这的确是最好的方式，如布采法卢斯博士所做的那样，埋头于法律典籍”。这恐怕也是卡夫卡的一个反讽，因为“如今已经不存在伟大的亚历山大”——而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名字中隐藏着一个拉丁词“Lex”，即“法律”之意（Kurs, 1989: 166）。也就是说，在律法失落的现代社会，在人们迷惘地挥舞刀剑的时代，律师布采法卢斯博士看似文明化的行为是多么的虔诚而又徒劳。卡夫卡把战马布采法卢斯描述为“自由的”，他的“肋腹两侧不再受骑马者的腰部挤压之苦。在宁静的灯光中，远离亚历山大战役的喧嚣，一页一页地翻阅研读着我们古老的典籍”（Kafka, 2006b: 134）。疑惑的是，布采法卢斯 （Dr. Bucephalus）是否真的自由？他曾是亚历山大的战马，其名“Phallus”（阳具）所透露的欲望与侵略性或许只有在战场，在同“骑马者”的“挤压”与交合中才能得到释放。他如今却远离战场，远离自己的主宰。亚历山大已不存在，“没有人能够指明方向”（Kafka, 2006b: 133），因此这匹战马也不知往何处迈步，同罗斯曼一样，他也“在当今的社会体系中处境艰难”（Kafka, 2006b: 134）。关于方向的困惑，卡尔·罗斯曼同样碰到：他“随意挑了一个方向便上路”（Kafka, 2002: 127）。由此可见，不管是战马布采法卢斯，还是罗斯曼，他们都不知道各自未来的方向，因为他们均失去了最初的归属。
从人的理性角度看，罗斯曼缺乏反省自己的能力；从人的感性角度看，他也缺乏人的同情心。不可否认，在经历过无数次的不公对待之后，卡尔曾经萌发过逃跑的想法：他曾劝阻过罗宾逊放弃伺候布鲁娜妲的工作，认为这一切更像是不堪忍受的“奴役”；在竭尽全力反抗布鲁娜妲的时候，他也曾表达过自己要求解脱的强烈意愿。可是对卡尔来说，自由是怎样的？在与罗宾逊搏斗时，小说中描述到：“房间里似乎没有人了，德拉马什和布鲁娜妲可能都外出了，卡尔有了完全的自由”（Kafka, 2002: 321）。难道，卡尔的自由只是依附于德拉马什和布鲁娜妲——权威人物的不在场吗？卡尔试图搜寻钥匙来打开被锁上的房门，但作者在小说中给出的意见是“他这时本应该到了楼梯上，他本应不停地跑啊跑”（Kafka, 2002: 335）。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卡尔如何能够在不打开门的情况下逃脱？他的尝试失败了：“目前他完全不想逃跑了，他只想接近光（ans Licht）”（Kafka, 2002: 340）。也就是说，卡尔在肉体上逃出牢笼已成败局，但在精神上寻求自由尚存一丝希望。光代表着上帝，光是卡尔的另一条出路。他的自省意识很缺乏，怎样才能通往纯粹的自由，怎样才能接近上帝？“若卡尔能善于自省，他将不会盲目地抓起刀具去开门，而是把刀具对准自己的胸膛”（Krings, 2011: 414）。如此一来，上述提到的矛盾便迎刃而解。
卡尔同情心的缺乏从他对待特蕾莎的态度可以体现。在西方饭店的时候，特蕾莎给卡尔讲述了自己来到美国的故事，讲到自己父母在美国所遭遇的耻辱，这导致她父亲的逃跑以及后来她母亲的死亡。特蕾莎的母亲是被建筑支架砸死的， 这可以被解读为她母亲的自我了断，这是她逃离自己所在的社会体系的唯一方法。这个框架叙事（Biennenerz?hlung）也可看作卡尔·罗斯曼在美国的命运的某种再现，但遗憾的是，卡尔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唯一的方法。特蕾莎悲惨的童年故事既没有引起卡尔情感上的共鸣，也没有引起卡尔任何安慰的举动。小说随即来了一个转折——“在特蕾莎的房间里还有一些有趣的时光”（Kafka, 2002: 203）， 卡尔的注意力瞬间从特蕾莎母亲残忍的死亡转移到她房间中平淡无奇的教科书上。特蕾莎的叙述对卡尔毫无触动，她与卡尔之间的交流因而被认为是单向的、不成功的和不完整的。
综上所述，《失踪的人》主人公名字“罗斯曼”所含的寓意可以从多维度进行阐释和论证，因此探讨卡夫卡其他文本中“马”的母题也显得饶有趣味。在卡夫卡的寓言《启程》中，“马”承担了开启一段特殊旅行的角色；《乡村医生》中“非尘世的马”则充满神秘色彩，它们引导乡村医生经历了一段恐怖的奇遇。《启程》是卡夫卡写于 1921年的作品，起初主人吩咐仆人从马圈牵出马，但是仆人听不明白，于是主人自己动手给马备上鞍具。后来仆人在大门口拦住主人，问他究竟去往何方，主人答道“离开这里（weg-von-hier）”（Kafka, 2006a: 298）就是我的方向。马在这里的功能是作为逃离的必要工具以及逃离者的助手。逃离人世的目标只是纯粹而又空洞的一个启程的动势，这个动势由运送者释放，并且在孤独荒漠的无 限中不了了之（Borgstedt, 2010: 65）。行者的目的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是一段一往无前却又不知所终的行程。“Aufbruch”既是“启程”，又是“觉醒”。在小说《失踪的人》中，罗宾逊暗示过卡尔·罗斯曼其“马”的特性，若能把握这个内属的工具，卡尔或许也能实现“逃离此地”的愿望，然而可惜的是他从未“觉醒”。
《乡村医生》中“马”则在《启程》的基础上发挥了更进一步的作用。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解读《乡村医生》文本中的人物角色关联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参考。德国学者法尔克（Valk, 2003: 356-358）指出，强暴侍女罗莎（Rosa）的马夫（Pferdeknecht）与髋部带有玫瑰色（rosa）伤口的男孩均是乡村医生不同的人格镜像——罗莎脸上的“两道牙印”（zwei Zahnreihen ）甚至预演了男孩伤口上“两道斧子的砍痕”（zwei Hieben der Hacke）（Valk, 2003: 369）。实际上，马夫象征医生的动物性、被压抑的性欲的人格层面，男孩则代表医生另一层被压抑的神秘性内省、纯真至净的人格层面。此外，男孩髋部上的伤口与耶稣受难后髋部上的钉痕形成了某种形而上意义的照应（Valk, 2003: 372）。
在阐明文本中的人物镜像关联之后，我们再来探讨“非尘世的马（unirdische Pferde）”在“马夫 －医生 －男孩”三重人格角色的互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Kafka, 2006c: 139）。第一步，“众神”送来的马匹将“不知所措（zwecklos）”（Kafka, 2006c: 134）的乡村医生瞬间带到召唤他的病人身边，这意味着马在指引医生从 其原始性与社会性的负累关系中脱离，帮助其接近宗教性的内省世界。第二步， 马的嘶鸣提示医生发现了男孩那“矿井（Bergwerk）”般的伤口。“矿井”母题在浪 漫派文学中常常象征着人类灵魂的深层内在（Valk, 2003: 363）。所以马在这里近 乎担任了传递宗教神启的角色，目的是为了让医生听懂男孩的呼救：“让我死去 吧！”他看到，病人伤口中密密麻麻的蠕虫朝着“光”（ans Licht）蠕动（Kafka, 2006c: 135-138）。这难道不就是卡尔·罗斯曼曾经想要接近的“光”吗？此外， 面对男孩伤口上斧子的“砍痕”，医生可又意识到这也是在暗示对自己尘世罪过的 某种惩戒？
治疗伤口与拯救男孩的方法，即让自我得到终极解脱的出路其实就是死亡。在《乡村医生》问世之初，卡夫卡写道：“认识开启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希冀死亡”（Valk, 2003: 361）。这一“渴望死亡”（Todessehnsucht）的主题再次从反面呼应了《失踪的人》中卡尔·罗斯曼对于寻求肉身解脱的无思与无知。与罗斯曼的懵懂相同，乡村医生既没有领悟到马匹所传递的信息，也没有触及这一关乎存在与自由的根本命题。最后，相比来到病人身边不可思议的顺利，医生的“回程”则变得坎坷无比：“缰绳松散地拉着，一匹马（Pferd）无法与另一匹马套在一起，马车则迷惘地跟在后面……我们慢得就像老人（alte M?nner）一样穿过雪原”（Kafka, 2006c: 139）。“我们”在这里显然包含了马匹，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可以理解 为“马”与“人”再次消失了。在某种程度上，从整个主题结构来讲，同卡尔·罗斯曼所经历的断篇式的结局一样，乡村医生驾着马车在寒冬长夜的冰冷与虚空之 中也失去了踪迹。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授意他协助管理所有的造物，如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上帝还赋予亚当命名的权力，所有的动物都因他而得以赐名。起初，纯粹的亚当带着与生俱来的能力将一切管理得井井有条，他能与神的造物有意识地交谈，与蛇的对话就佐证了这一点。但由于触犯上帝的戒律，他被剥夺了与神对话的天赋，如同被从树上采摘下来的禁果，他不再受到上帝的恩泽与供养。犹太教的基本思想——如神对人的驱逐与惩罚、命定的审判、世界的无法被拯救以及弥赛亚尚未实现的预言均是建立在这个《旧约》神话的基础之上，由此人的生存状况在“宗教的视野下，作为原罪之后的生活”而展开（Kwon, 2006: 206）。卡尔·罗斯曼重蹈亚当的覆辙，作为一个有罪之人，他也被剥夺了与上帝沟通交流的能力。他被上帝逐出伊甸园，被父亲逐出家门，可是他却没有学会自我反思。不管是在舅舅身边，还是在西方饭店、在布鲁娜妲那里，卡尔不断陷入“接纳与驱逐”的循环模式（Heimb?ckel, 2003: 142），上帝的身份一再被新的权威人物所接替。在人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上帝在园子的东边派驻了一位天使，他手握利剑守卫通往生命之树的路。这把剑象征着惩戒与监视。当卡尔·罗斯曼踏上美国大陆时，他所见到的自由女神像也握着一把剑。这意味着，卡尔的罪，即使在自由大陆上也依旧不能被赦免。在经历了无尽的苦难之后，卡尔·罗斯曼消失在楔形的山岩与呼啸的山涧之间，在这个寒气凛冽的地方，他怀着天真而无知的期盼进入了一个棱角锋利的超验场所。正如在《小寓言》（Kleine Fabel）中的老鼠所面临的进退维谷、无处可逃的困境——即典型的“卡夫卡式困境”（kafkaeske Situation），卡尔离开这里，又该去向哪里？我们可以推测，卡尔无论如何都将面临没有任何出路的绝望局面。故此，卡夫卡索性让其失踪, 这大概也是小说之所以更名为《失踪的人》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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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对卡尔·罗斯曼命名的解释——论弗朗茨·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失踪的人》发布于2021-04-18 14: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