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阐发民族之义，可谓精深，而立论无定，如其以葛岳并称，又以关羽之死归咎于葛，后又否之。葛氏无论矣，曾国藩之为汉贼，而亦论之无定也，既曰曾国藩汉奸，民贼，批其“渴于富贵，以造鸱枭破镜之逆谋；既狃大戾，始效泰西船械以自封。”称曾李二凶，柔煦小人，而许太平天国义师，以洪王与葛岳并论。又称曾左英雄，曰：“曾、 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服来之民，以破强敌。宗棠又能将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逆，则上度皇甫规蒿，下不失为王锋、郑畋，命以英雄诚不虚。”为曾国藩之镇压天国辩护曰：“湘军之夷洪氏， 名言非正也。洪氏以夏人挞建夷，不修德政，而暴戮是闻，又横张神教以轶干之。曾国藩、左宗棠之起， 其始不过卫保乡邑，非敢赞清也。当是时骆秉章、向荣独知向义，……湘人虽蔑骆秉章，又甚恶向荣为人，卒不能干正义，故其檄书不称讨叛，独以异教愆礼数之。洪氏已弊，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虏而流大汉之岂弟，是以没世不免恶名……”
曾国藩之刻船山遗书，则曰悔过，又曰攘胡：“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衡湘间士大夫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余终不敢信。最后有为国藩解者曰:‘夫国藩与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于攘满洲者，国藩缓于攘满洲者。自湘淮军兴，而驻防之威坠，满州人亦不获执兵柄，虽有塔齐布、多伦阿辈伏匿其间，则固已为汉帅役属矣’。自尔五十年，虏权日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伦，时抗大命，乔然以桓文自居。巡防军衰，而后陆军继之，其卒徒皆汉种也。于是武昌倡义，后四月而清命斩，夫其端实自国藩始。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遂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
噫！何其言之自相牴牾若此也，曾左固有才者也，而其才也适足以济其恶，洪氏起义，专意覆满，所暴戮者率多满人及其帮凶也。曾氏以汉杀汉，天京一役，死者五十万，其他杀戮更何可数也，纵部下屠城，曰：“使民之畏我远甚于畏贼！”颂索虏之德，比于文武，何非赞清？其于反清者赶尽杀绝，曰使“不留余孽”，其于湖南天地会如此，岂徒太平天国哉？以洪杨举光复之旗，遂以卫道保教之名相抗耳，以讨叛名，岂能服其思汉者之心？夫曾氏既为满清助虐，戕灭无数同胞，负汉奸民贼之恶名，复欲反清，亦如吴三桂而已，义不足也，与天国相杀过烈，力亦疲矣。曾氏之受世诟，世人之疾曾，非为其不反清复汉也，在其为满屠汉甚酷也。
且夫文化之与种族，孰重？种族固重于文化，洪杨虽用异教，固为反满复汉，曾胡虽标儒家，而甘为满虏鹰犬，儒名污矣。当文化种族之争同时，先种族而后文化，则联洪杨以反满，为大义，若以卫道之旗可盖助虐屠杀之恶，以文化之争，而甘为异类之伥相残，则皆为曾胡之徒，而中国恢复救亡何望哉？国共之争也，当日寇之侵，亦相争无止，置日寇于其次乎？如此，则中国亡矣。蒋介石安内攘外之论，固为天下义士所非，终联共而抗日也。文化种族之轻重不辨，则有许衡、曾国藩之伪儒臣异类，为异类伥，而以变夷卫道自标也。
若夫曾国藩之刻船山遗书，非所谓悔过，亦非自道其志，按曾国藩之序船山遗书重言礼，而以礼维持满清之统治也，亦以对抗天国之上帝教乎！虽推崇船山，至于船山之言华夷种族文字，多所删改，反清非其志也，而彼之所讳。曾氏之刻船山遗书，衡以船山之论，实天假不义之徒而传大义之言也，何太炎臆想过多乎？至于汉族大臣之崛起，卒亡清室，乃太平天国之摧击，使满虏不得不用汉人，天国虽败，而民族之声愈炽，并流及湘军，胡清藉汉兵以杀汉，及其成功，乃薄待之不如猪狗，故其后汉兵亦欲反满，其端起于天国，非自国藩也。而胡清元气已伤，犹延近半百之命，则曾氏延之也。曾氏之老也，谓幕僚赵烈文曰：“吾忧见社稷之陨。”盖胡清一覆，己身不免恶来之诛，数其为伥之罪，必祸及身家，攘胡之于曾，固无半毫者也，彼之所惧也。太炎之论，何其牵强乎！太炎晚年之论，未知其定否。
今之人或反满，而又崇曾，实为大义不明也，虽知驱胡之义，而究以文化重于种族，则洪杨者虽举种族大义，欲驱满复汉，以其用异教，贬儒道则深惎之不忘，而置胡清之恶于其次，曰天国之害更甚于胡清，曾氏平灭天国，为卫道之义举。此其所以反满而又崇曾也。此大义不明，使彼生其时，亦为曾胡之徒，为满清助虐矣。日寇之侵华，共用西夷之马列，亦专意剿共而不顾日寇之患矣，甚乃甘为日伥以屠共矣。为汉奸矣，为民贼矣，而彼犹曰：“吾卫道也。”在于种族文化之轻重不辨也，在于种族大义之不深明也。于曾氏天国之争议，可定其汉民族主义之真否也。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驳章太炎之曾国藩卫教攘胡论发布于2021-07-06 10:2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