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张树剑：对经络理论史研究的讨论——评张建斌《经络千古裂变——理论演变与临床应用的断代研究》

摘  要

全书分6章，将经络理论的演变分为了6个时期：先秦两汉：经脉起源与理论固化；汉末晋唐：多元发展与理论汇聚；北南两宋：经络体系与理论重构；金元共识：治病当先识经络；明清两季：运用深化与理论诠释；清末民国：援释、汇通与质疑、回归。

按照作者的论述，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已经完成了经脉理论的雏形勾画。以《黄帝内经》为标志，经络理论就已完善并已经基本固化了。前汉名医仓公淳于意已经可以熟练地应用经脉理论诊断病情，由此，作者推论出经脉理论是由仓公所构建。《内经》时期的理论模式主要有十二脉、十一脉与足六经模式。最后由《灵枢·经脉》篇固化为十二经脉理论，又由《难经》补充与发展了奇经八脉理论，成为后世所有经脉理论的渊薮。

汉末晋唐，经络理论呈现出有两个不同的学术方向，一是文本的传承和诠释，一是侧重于临床运用，尤其注重病候的归纳。前者以《太素》《甲乙经》为代表，后者以《脉经》《诸病源候论》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经脉理论与脏腑理论有了较为深度的融合，脏腑-经脉-腧穴呈现出一体化趋势。作者说：“经脉和脏腑的这种高度融合和一体化，应该是古代医家认识人体和疾病的两个视角而已，过度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异、甚至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都不是早期中医理论的思考”。[1]75

两宋时期，经过了晋唐时代经脉理论的分流与变异，此时官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确立了以经络统腧穴的学术模式，循经考穴开始趋于规范。《圣济总录》将十二经脉按照营气流注罗列，将经穴、络脉、经筋及其病症归属于十二经脉，并且将以“脉有奇常”将十二经脉与奇经八脉理论相统一，“当代经络理论阐述和系统框架构建，大多源出于此”。[1]147

金元时期沿袭宋代以来经络理论的规范化成果，医家对经络理论作了发挥与应用，药物归经理论生于此时。时至金元，经络、脏腑理论完全融合成为一种浑然一体的临床思考工具，所以，张子和提出“治病当先识经络”，成为中医学格言。《十四经发挥》则确定了十四经模式，其循经考穴的方式被现在的针灸书全盘接受。

明清时期，传统的经络理论发展至十分成熟，医家可以娴熟地应用经络理论进行临床辨证。楼英《医学纲目》完成了经络辨证体系的集成，分经诊疗思想贯穿于各部位的病症分析中。赵宜真《外科集验方》、薛立斋《外科发挥》《外科枢要》，以及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等将经络理论应用于外科疾病的辨治。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大变局。按照张建斌的说法，这一时期经络理论经历了“援释、汇通与质疑、回归”4个过程。王宏翰、陈定泰、唐容川、朱沛文等人尝试从生理解剖学角度去理解与解释经络，并试图汇通中西，而部分医家如朱琏、余岩则基本上对经络理论持否定态度，承淡安早期亦对经络理论质疑，但在其晚年，则重回支持经络理论的探索，经过中医药教材的统一化，经络理论成为针灸学理论体系的核心。

由上可见，作者基于对针灸历代基本文献的细致梳理，得到了一个较为清晰的针灸理论演变的图谱。本书的最后，作者周到地附录了一个“经络学术年表”，上至先秦，下至1958年，将经络理论的发生，历代的补充与变异，到最后进入中医院校教材，成为修习中医学的核心内容，以时间为轴，作了纵向的呈现。

作者用词比较谨慎，一直在讨论“经络理论”，而很少直言“经络”，这就与实验室中的经络研究者与临床上的针灸医者有了很大的区分。如今，一谈到经络，往往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深信经络的存在，相信人体在正常的循环之外尚存在另外一个经络的“循环”系统，其分布与走向记录于古典医书中，这一观点在中医界内部尚有很大的市场，与针灸教科书中暧昧的表述有关；一种是对经络的存在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是无稽之谈，多是具有现代医学背景的医学工作者。或许有人想在张建斌先生的书中寻求到答案，结果不免会令人失望了。本书没有回答经络是什么，作者或许根本就不在乎经络是什么。黄龙祥先生曾经有一个类似的表述：不要去问经络是什么，而是应该问经络学说说什么。[2]建斌先生在书中反复申述“经络理论”，就避开了“经络是什么”怪圈，而是去解读历代医家对经络理论的“解读”。其实，在经脉理论形成之后，尤其是经脉与脏腑理论融合之后，经络就演变为一种理论形态了，追求其形质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消解了。

本书的后记中说：“以临床为视角，是解读经络理论的不二选择”。作为一个始终不缀临床的针灸研究者，张建斌对经络理论的理解与纯粹的针灸史学家与理论家还有所不同。所以，在书写本书时，始终在观照临床。

正如本书所讲到的，从晋唐始，对于经络理论，就有了文本分析与临床解释两个方向。作者在对经络理论作梳理时，对历代医家的临床解释尤为注意。对张仲景“经络受邪”与“传经”理论作了阐述，《伤寒论》六经理论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而从临床角度出发，将六经归结于足六经理论模式，是有慧眼的。王叔和在病候学视角下汇集了十一脉病候，补充了奇经八脉病候，从寸口脉辨经脉病候。一般认为《脉经》是脉诊的经典著作，建斌将其对经脉病候的阐述集中摘要出来，是基于经脉临床的一种考虑，同时，亦从病候学角度阐述了《甲乙经》中对经脉“受病”与“经脉变动”的认识。从临床角度说，病候实际上经脉理论的核心。病候学是从病候（症状）出发理解经络，某种程度上比较实际，而病源说则开始了理论阐发，将经络作为说明病机的工具了，张建斌总结了《诸病源候论》中的经络损伤的病理。金元以后，经络的临床解释完全与中医脏腑辨证相交融，建斌先生择其要而阐述之：刘完素倡病症的分经辨治；张元素提出经络辨治与药物归经；张子和说“治病当先识经络”；胡元庆对外科痈疽分经诊治；朱丹溪补充了十二经病候，并提出“合生见证”；李东垣分经随病制方；楼英是分经诊疗的集大成者；陈实功等外科医家运用经络理论治疗疮疡痈疽等病症。

及至晚近，承淡安对待经络理论的态度从质疑至回归，其基础亦是从临床角度出发：“从有机体的一部与远隔部的病灶和病理相关的关系上来讲，以通常所认为由于血流等的媒介关系的事例来考察，把这些关系看作是经络的走向，而后详细地去体会它，反而能够接受经络学说的必然性”。[3]

本书对经络理论演变的回顾基本廓清了一个脏腑与经络理论的融合过程，这是本书一个匠心独具的亮点。书中阐述，在中医学发展的早期，经脉理论与脏腑理论是相对独立的，《内经》中部分篇章出现了经脉与脏腑理论的联系，《灵枢·经脉》篇中的经脉具有“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的功能，这一经脉与脏腑之间的理论联系在《脉经》中被强化，王叔和具有了经脉-脏腑一体化的思维。及至《千金方》，提出“脏腑之脉”的表达，提示了经脉的本质与脏腑有关，是属于脏腑的外络部分，同时五输穴与俞募穴通过经脉联系与脏腑相关，由此，脏腑-经脉-腧穴，具有了一体化趋势。《外台秘要》中以脏腑为立场，图文并举，诠释经脉理论。金元医家刘完素、张元素等构建了以经络脏腑为核心的临床辨治模式，基于经络理论，创新药物理论和组方理论，提出了药物归经和引经报使学说。这样，脏腑经络理论完全融为一体了。

建斌对针灸学科的体系化一直有一种近乎保守的坚持，这是他数年来一以贯之的一种学术情怀。在本书中，论述历代经络理论的同时，作者一直不忘针灸学科体系的建构。从《内经》中的7种经脉理论的模式，到《难经》的十二经脉理论固化与奇经八脉理论形成，《甲乙经》针灸学框架下的经脉理论，再到《十四经发挥》中成熟的经脉理论系统，作者在叙述中一直持有对针灸学科框架的构建思考。

经络理论研究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一直以来也属于“政治正确”研究领域。不过，放眼针灸学术界，真正从事经络理论研究的学者却很少。这固然与研究难度有关，更多的则应归咎于学术评价机制。理论研究，尤其是理论学术史研究，在大多数学术机构的评价体系中很难得到应有的鼓励。多数研究者热衷于从事探索经络机制的实验研究。然而，如果没有学术史的细致梳理，实验研究所依附的理论基础则十分脆弱，常常经不起追问。更有甚者，根本不顾及理论研究的成果，直接将古人的论述作为学术定理，引用几句《内经》的话作为研究依据的搪塞之辞。好在，当前已经有数个优秀的研究团队，在针灸理论与学术史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优秀成果。建斌先生的这一部结构简明、内容详实的经络理论史研究著作即是其中之一。也或许是缺乏理论研究支持的针灸实验研究遇到越来越多的瓶颈，科学家们也自觉地向理论研究领域瞩目了。近年来，针灸理论与学术史研究也渐渐有了一定的热度。学术领域的开拓就是这样，经过数代学者的接力，往往从乏人问津的荒野变为硕果累累的沃土。

具体到经络理论的研究，更应该有历史的方法与视角。正如赵京生先生所说：“经脉理论的产生基础、运用及其特点，没有因历史环境的变化而消失，而是不同程度的遗留、反映于发展着的医学理论和方法之中。对其理解、诠释和认识，也就需要有历史的观念与研究方法的把握。”[4]《经络千古裂变——理论演变与临床应用断代研究》一书，可以说是这一观念与方法的示范应用。

本文原载于《中国针灸》 2019 年 1 月第 39 卷第 1 期，版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