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而不争：道家的领导艺术

我国古代日常人伦、社会管理、政治运作以儒释道为三大支柱。其中道家以其鲜明特色在管理、政治生活中成为以儒家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所谓道家，是指包含《老子》《庄子》《淮南子》《文子》《黄帝四经》等经典所彰显的哲学思想，一般分为老子哲学、庄子哲学及黄老思想。据传身为东周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老子西出灵宝函谷关时，为关令尹喜所求著《老子》五千言，尹喜自著《关尹子》九卷。二书主旨相似，旨在论述修身治国之道，奠定了道家政治哲学的根底。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论述其治国理政思想。这句话就出自《道德经》第八十一章。全文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作为《老子》五千言的收官之作，本章末句“为而不争”，概括了老子政治哲学的根本特征。宋苏辙评论此章说“凡此皆老子之所以为书，与其所以为道之大略也，故于终篇复言之”。“为”与“不争”看似矛盾的组合，但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对做好领导和管理工作有着积极启示。

“无为”作为道家哲学的标签，其含义历来为很多人们所误解。英语世界早期将之翻译为noaction，即没有行动。这种理解显然是不符合道家本意的。《淮南子》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可见在汉代，就有人认为“无为”是一种僵死不动的状态，因而引来淮南王刘安的批评。

道家的“无为”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之上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皆“务于治”，所论旨在探求治国方略。儒法名墨农阴阳诸家思想最终皆指向社会政治建构问题，道家概莫能外。所不同者，道家站在“以道观之”的视角，力图宏阔地评判诸家之“为”的弊端，认为仁义礼法术势等治国手段都是戕害本真人性的。道家对人性自然、性情本真有强烈的信心，认为其自然呈现就是至高的、最美的，任何人为的有意行为都是伤害人性。人性本真是对所有人的要求，如果每个人都自然显现本心而不造作，这个社会就会呈现和谐状态。

老子多次说“为无为”，即无为也是必须“为”的，只是这个“为”与一般人理解的不同。“无为”并不是不要去做仁义礼法等行为，而是说这些动作如果不是出自自然而然、带着目的的故意的为，不仅效果不好，甚至会异化而起反作用。因此，真正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应该出自人的本真性情，而不是形式化、标签化的仁义礼法。到了黄老道家那里，出自人心或因循自然的仁义礼法才是无为的表现。黄老道家特别提到“因循无为”，即遵从自然的“为”就是一种现实的“无为”。

第一，无为是顺势而为，尊重规章制度、尊重自然规律，不妄为。所谓妄为，是对领导者来说的。领导者具有安排他人他事的权力，如果不尊重他人、不尊重权力，外在又没有制衡这种权力的机制，权力就很容易被滥用乱用，强制干预他人他事。古代皇帝拥有绝对权力，并具有不同的领导风格，既有唯我独尊的秦始皇，也有善于纳谏的唐太宗，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有异，治理王朝的结果也有不同。当今世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领导人的不同态度、不同治理管制方式，带来的迥异结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领导者要尊重权力，尊重科学之势，顺应自身文化之势，才有可能实现一个国家或单位的有效治理。

第二，无为是公正而为，尊重他者，尊重人民，不私为。《文子》说“所谓无为者……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淮南子》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从己出”即“私志”，即是从自己的私心出发，为自身利益、家族利益制定政策。领导者不能有自私自利之心，要具有公正之心。明朝之亡，与崇祯及众大臣的自私有直接关系；崇祯作为朝廷最高领导，认为自己皇家府库财产不能用作国库开支，而各大臣也是力图保证自家财产安全。“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皇帝尚且如此，大臣更加自私自利，此王朝焉能不败？《老子》第四十九章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这里的“无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无私欲利己之心。“圣人”是领导者，领导人不能有自己的私心，而要考虑普罗大众的意愿或见解。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个“无我”就是夙夜在公、勤勉为民的工作心态。其二，“无心”还指没有主观成见。把下级分为“自己人”“别人的人”，或者做事之前不调查就拿以往经验生搬硬套，都是主观成见。领导者应该保持公正之心，按照下级的工作能力与态度公平对待，多听下级、百姓的意见，做事公平公正，才能得到他人的支持。

第三，无为是自然而为，尊重人心人性，不思为。必须承认人性都是有弱点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领导者不能以“全人”的态度要求百姓、下属及自身。现实中人的才能、德性很难做到完美统一，必然是在某些方面有优势，某些方面有弱点。领导者要看到别人的优点，多加鼓励；也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在正确的方向上以合适的方法有所作为。无为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一种工作态度。一方面，工作做事必须勤勉奋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科学地做好规划。另一方面，要有“不思为”的态度，即踏实做事，依据科学的计划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其结果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做事不能只盯着目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良好的结果是瓜熟蒂落而非勉强而为。我们在扶贫攻坚上尊重百姓意愿与经济规律，在抗击疫情上尊重科学全民防控，治理结果的有效与社会的良善治理自然而然就达到了。相反某些国家虽然“无所不用其极”，尽管有更高的科技水平或经济实力，但违背科学规律及社会法则的有意识的“用力而为”反而适得其反。需要注意的是，“不思为”并不是不思考，而是说不能在错误的轨道上强力而为，当然也不能因循守旧。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说道家无为“以因循为用……时变是守”。“时变”即是说根据时事情况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回应，有因循有革新。因此，领导者制定工作规划要健全法规制度，因时而变， 随机应变，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良好的结果。

“无为而无不为”作为道家提供的领导原则，“无为”是方法与态度，“无不为”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效果。

《老子》第六十八章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本章中的“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对如何做领导很有启发。真正善于用人之人，对待他人应该是低姿态的。“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引来天下贤士归心投奔。刘备三顾茅庐引得孔明终生辅助。为上者礼贤下士，方能引来能人辅助。刘邦自知能力平庸，却知人善任，让比自己能力强的韩信、萧何、张良、季布等人各司其职，且不与下属争功，方才取得天下。

首先，不争是不争辩。建功立业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仅仅解释、辩解效果未必明显，需要放下争执，躬身实践，在实践中修改理论，以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使得事业蒸蒸日上。当年面对“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以“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纷争，让理论上的争辩在改革开放中验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突发事件也是如此，尽管某些掌握话语权的国家在国际舆论上处处甩锅，但我们群防群控有效治理，防疫取得一次次阶段性胜利，治理效果孰强孰劣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不争指不争功。老子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事业的成功，在于领导者相信百姓，依据百姓的需要少干涉，充分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事业成功的主要功劳在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又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前者是一种心态，注重事业的成功与否而非功劳在身。后者是一种责任，领导者要勉力而行。各级领导干群依据自己的职责行事，良好的结果自然呈现，所有人尽自己的职分，“功不唐捐”，其成果不会白白浪费掉的。

“不争”是老子领导哲学的主要观念。“贵柔”是老子哲学的总体特征，老子认可的是柔、弱、虚、静、退、辱、屈、拙、讷、脆、损、曲、枉、洼、蔽、少等具备柔性倾向的行动方式或价值；对于争、为、知、欲、事、恃、尚贤、自是等具有刚性倾向的方法或价值基本上是反对的。也就是说，不争是一种行事态度与方法，而不是目的。因为“木强则折”“暴雨不终朝”，永远刚强的力量是不长久的，就如同没有永恒的霸主一样。“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因此要“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进而复归于“婴儿”“无极”“朴”。强势方知道自己力量，为保持长久与整体结构的稳定，需要保持弱者姿态。这种姿态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如同“婴儿”一样，柔弱形态不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主观行为，而是本就已内在的。

这种“不争”不是消极反抗或者权谋手段，而是一种领导智慧。汉儒董仲舒说：“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为官者不与民争利，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安徽桐城至今流传着“六尺巷”的故事：清代礼部尚书张英家人因修路与邻居争执，张英赋诗曰“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诗后，让出三尺空地，邻居见状，亦礼让三尺，由此两家的围墙之间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小巷。大至治理国家，小至管理一个家庭、单位，都需要这种谦让不争的心态。老子说“大国者下流”，即强国大国不以强大自居，面对小国时要足够尊重，那么“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就会服从大国。然而，“不争”并不只是大国的专利，“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小国也保持不争，则也会得到大国的尊重。如此大小国家都能不争，则取得天下和谐的结果。因此，“不争”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无论领导还是下属、百姓，都应该相互尊重。

不过，不能误用“不争”。如果凡事退缩、过度谦让，就只是“乡愿”、老好人。明代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俭，美德也，过则为悭吝、为鄙啬，反伤雅道；让，懿行也，过则为足恭、为曲礼，多出机心。” 过分节俭就是吝啬，过分谦让则是骄傲。任何良好美德的实行都需要适宜适时适度，过犹不及，“不争”同样如此。

看似矛盾的“为”与“不争”联系在一起，并不是轻易能做到的，领导者必须加以修持、增强功夫才可能达到。道家提供了各种修养身心的功夫，旨在使人不能局限于外在，而关注自身内在的本己需求。老子主张少私寡欲、知止不殆。领导者不能只求自身私欲的满足，对自己的所得应该知足。公仆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成为共产党人领导的楷模。近些年来一些领导不知足，忘记了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走上了享乐贪污腐化的路子。须知物欲、权欲是无止境的，领导者要去私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此外，修炼身心还有助于训练自身的领导能力。“每逢大事有静气”，面对重大事件临危不惧，从容应对，才能做得一个合格领导。

修炼的目的在于保持宽容的心态。宽容是道家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老子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句话不是说无原则地相信他者，而是在面对他人他事时，首先要具备积极心态。领导者面对能力、性格各异的下属、百姓时，应该相信、引导，而不能居高临下，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地全权指挥。领导者必须练就宽容谦和的心态，听得见不同声音。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对于有建设性的、积极正面的建议，哪怕刺耳，领导者也应该虚心接受、改善改进领导风格。

如果仅仅要求领导者具备完美的心态还不够。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单位，还需要有明确、健全、公正、文明的规章、制度、法律、道德体系等。这些体系还需要随着时事情境的变化而进行革新。改革因地制宜、随时而变，不能因人费事、人走茶凉。“萧规曹随”，曹参看似完全继承了萧何的规章制度、没有任何作为，从实际效果上看，反而是最好的“为”。

“为而不争”：“为”是一种弱势的作为，是无为之为，“不争”是一种态度、境界。作为《老子》一书最后的“四字箴言”暗含了最根本的治国方略与领导哲学。其实，“无为”或“不争”都不是目的，治理的最终目的在“和”，即身心和谐、家国和谐。就现在而言尤其强调单位和谐。领导者通过“为而不争”的管理方式，使得本单位各成员群策群力做事，实现群体和谐与个体和谐的统一。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研究道家哲学的正面价值，并不是说道家哲学就完美无缺或至高无上。道家领导哲学作为一种学说，从辩证法角度看，必然有正面价值也有负面影响，领导者应当取其正面舍弃负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加以利用。

责任编辑：王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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