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周总理有哪些影响？

一个民族的伟大人物，一定是吸取自己传统文化的孝子，同时又是吸取全人类文化的智者。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他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地位无出其右。儒学积极方面择其要者：积极人世、爱国主义、民本主义、人和为本、中庸、重孝、守信、重气节、重名誉、修身、自立等等。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对中国几千年的士人、平民都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对周恩来的影响自不待言。他在13岁时，回答老师的提问就能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4岁时，少年周恩来在那篇著名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提出“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的使命。16岁时，和几位好同学策划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同年，在《尚志论》这篇作文中开篇讲“立功异域，封万户侯，班超投笔从戎之志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武侯忠心事汉之志也。”同年又多次讲演、撰文、鼓吹储金救国。在一篇作文中又写道：“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周恩来这种积极参与，以国事为人生第一要义的事不胜枚举。

西周末年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把对“和”与“同”的不同态度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和”类似现在人们讲的包容、宽容、吸纳、融通，“同”是贬义的，类似现在的同流合污。《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天地万物才有了自己的秩序和发展。儒家在追求这种“致中和”的理想状态，认为做事要不偏不倚、不狂不狷和不走极端，这一点是符合辩证法的。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接见日本前众议院议员横路孝弘时说：“中年嘛——尽管不乏未老先衰者——为确保中庸是十分必要的。”显然，周恩来不畏惧有人说他中庸。

儒家主张“俭以养德”，“廉者，清不滥浊也。”周恩来一生秉持了勤谨治国、清廉为政的道德。

儒家称赞人性中的“侧隐”，兼有此德才能成为君子。少年周恩来受儒家道德濡染，那种侧隐同情之心就体现得超乎寻常。1914年，写了《射阳忆旧》一篇文章，回忆9岁时的一件事：看到一个受害人的孩子，在杀害自己的父亲的仇人面前哭泣甚哀。旁观者皆泣下数行。而周恩来：“余不知何故，见彼童子哭痛，亦随之失声而号。如此情况，为余幼年所未经。”恻隐之情溢于言表。

孝道是儒家的重要道德标准之一。据卢再彬、孙智悦著的《少年周恩来》一书介绍，在两位母亲先后去世时，周恩来是呼天抢地的痛哭，泪水和哀伤交织在一起，令人无法卒读。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是1942年7月在重庆去世的。好多文献记载了周恩来痛哭父逝的悲绝场面。他刚刚做完手术出院，脸色苍白，在逝去的父亲灵前放声恸哭，一边哭一边埋怨别人没及时给信，然后三鞠躬，每一次鞠躬都泪如雨下。他守灵一夜，第二天也没有回去休息，一直守到下午起灵。安葬好父亲之后，周恩来于7月15日《新华日报》广告栏中为父亲去世登载了“讣告”。说：“比于昨（十三日）日遄归，方知已弃养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据说，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唯一一位为自己父亲去世而登报发布“讣告”的人。后来，他把父亲遗像装在贴身衣袋，一装就是七八年之久。我总觉得，周恩来对父母亲的深爱，不是物质回报的层面上的行为，是一种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他父亲几乎是不能养家糊口的这样一个平庸的长者。周恩来对他父亲如此痛哭哀伤，这是以儒教为核心中华传统孝道的精神承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