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爆发于武汉的新冠肺炎，在全国人们的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相信很快就会被战胜了。
中医药在这一次与新瘟疫的斗争之中，有很多优秀的表现，历史似乎无意之中，让中医药偶然显露了一下优秀的身姿，也许很快，中医药就会被淹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里。
中医药与中华民族生死相依，血脉相连，共同走过了几千年。但是，中医即使再优秀，也有可能被忽视。
目前有些观点，已经表露出某些可以遮蔽中医药成就的苗头，比如，专家说新冠肺炎属于“自限性疾病”，这就预设了“不治疗也可以好”的前提，事后再说中医药的作用，也许与没有抗病毒药的西医一样，甚至还不如西医，仅仅依靠隔离、消毒和流行病学调查，就能解决疾病的流行问题。世卫组织派来的外国专家就说中国战胜疫情，靠的是“古老方法”与行政的力量。中医的作用，一下子就被淡化了。
有的西医专家认为，如果实验室可以证明中医药的作用，就可以上升为可以证明的经验，才能进一步推广。这也很堂皇，但是证明中医药具有抗病毒作用是很困难的。能被证明可以抗病毒的中药，主要是固定剂型的中成药，双黄连被辟谣就说明即使在实验室里被证明之后，没有临床循证医学随机双盲对照的研究，也不能被认定为有效。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中医内部存在严重的学术分歧，像一个嘈杂的自由市场：有国家局推广的方子，也有很多省市推荐的方子，如何确定哪个好？病名、病机，是伤寒，还是温病、瘟疫？是寒湿，还是温热？且不说五运六气是否可以预测，中药能否预防吗？就是治疗方面，也是让人眼花缭乱，谁说了算数？
过去就有过前车之鉴，65年以前中医治疗乙脑，有石家庄郭克明的经验，世界第一，卫生部表彰。但是，此后在北京推广的时候，一度“失灵”，蒲辅周先生出来经过加减变化，又效果很神奇，但他常用的方剂几十个，就被人说没有规律性，而不被重视。
2003年，中医药治疗非典表现很优秀，西医力量很强的香港也请中医去帮助治疗SARS，却在2006年迎来了“取消中医”的反中医思潮沉渣泛起。
这次新冠肺炎中医的认识和行为，用“西眼看中医”，也“很不规范”，且不说病名、病机的看法分歧，就是治疗规模和效果很有代表性的“清肺排毒汤”，它组方的依据何在？尽管它是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四个国医经方的基础上组合起来的，但是，它与六经辨证是什么关系？它组合成方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它是最好的？还是很一般的方子？
武汉的民间中医张胜兵，在一个月左右，用几十个方剂帮助了上千例患者，都在三副之内见效，据说没有一例发展成重症；另一位民间中医李跃华，用穴位注射救治很多病人，而且是自己依靠这样的方法，是在几乎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取得的。处于尴尬地位的民间中医，他们迎头撞上“狡猾瘟神”偷袭的这个疫情，与在医院里被感染而倒下的西医，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不幸之中的万幸，由于一开始很慌乱，西医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曹丽蓉依靠自学的中医药知识自救成功；西学中的长沙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医生詹涛，用了很多个温病学的方子在病房里治疗了40多位病人，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他归纳的病机是温燥伤津和少阳郁火；另一位陈娟医师原来在中西医结合医院“治未病科”看杂病，这一次主要依靠麻黄为主和麻黄附子细辛汤，以此为基础治疗了30多例新冠肺炎病患，她总结出来的病机是寒湿。
缺乏统一的理论引领，刀枪剑戟都有效，偶然之中有必然。如何认识中医的有效性的原理？
习总书记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瘟疫过去之后，我们期待在中西医并存、并重的现代条件下，能说明中医药所以有效的根据何在？
理论反思，非常重要。理论研究，不是文献整理。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习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这一论述，并进而明确地提出：“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这一论断揭示了民族复兴与理论思维的深层关联，将理论思维空前地提升到了民族复兴的层面和高度；同时，也将全民族理论思维素质和能力的提升作为一项重大的、亟待解决的迫切任务鲜明地提到了全党和全社会的面前。
中医的伟大复兴，更离不开理论思维和理论进步。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结业报告上，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批示
尚昆同志:
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毛泽东期盼的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现在有些人看不起理论研究，认为那应该是“大人物做的事情”，所以就以此为借口，否定年轻人对此进行研究。
这是很错误的“妄自菲薄”，也是在西医压榨下的自卑心理作怪，或者就是虚无主义思想严重的表现。
希望人们重视中医外感热病理论创新，不要让中医处于永远说不清楚的尴尬地位。
中医药在与瘟疫传染病的斗争之中，积累了深厚的学术理论与各种各样丰富的具体经验，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称之为“战胜非典的武器库”，这不仅在2003年防治非典的过程之中得到了验证，在这一次的新冠肺炎（NCP）瘟疫的诊治中，已经初步显现其独特的优势，并将被历史再一次证明它的优秀特质完全落在西方医学的目光之外。
中医的理论创新迫在眉睫，这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也不是“事后诸葛亮”的文献整理，而是需要大家沉下心来，认真研究有关著作，形成能够避免混乱、引领未来的路径和模式。
理论创新的结果，就是让每一个一线的中医，面对新瘟疫病人的时候，就能毫不犹豫地开具方药，不用再担心伤寒、温病、瘟疫的路径问题，怕开错了方药，因为教科书说它们“病因、病机、病证、治法、方药”方面完全不同。
解放中医一线人员手脚，不再期待国家专家组出具“通治方”，也不害怕再犯“离经叛道”的罪名，让中医药堂堂正正走向世界，不再是混乱而失语的中医，不再背负“不科学”的污名。
时不我待，就在当下。
邓铁涛先生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以中医学特有的几千年的深厚积淀，在西医学刚刚找到冠状病毒这个病原微生物，一无疫苗、二无有效抗病毒药的紧急关头，大声地发出了中医界的声音：“战胜非典我们有个武器库！”
非典过去了，曹东义主编的50万字的《中医群英战SARS》，2006年1月在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邓铁涛先生欣然题词：
“历经突发的SARS之战后，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
历经这一次新冠肺炎新的瘟疫，希望大家不应该仅仅是感谢中医，应该像张仲景说的那样，要补补课，“精究方术，留神医药”，这样做是为了“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在经历磨难之后，在很多传统学术被打倒之后，中医学依然顽强挺立着，推而不倒，摧而不残，顽强地为中华民族保守着这个“当代和氏璧”，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坚信，大家一起推动“西医中国化，中医世界化”，就可以造福于天下苍生。
中医养生，中医，中医药，命理中华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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