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道学百问》第六章（143-166）——道教医学

什么是“巫师”、“巫医”？

       “巫师”，今人不解其意，多以贬之。原因是对中华古代文明认识上的不足及受形而上学的影响和束缚所造成的。其实，“巫师”在我国历史上不但相延时期长，而且对社会的诸多方面还都产生过积极、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这一文化现象，是深深扎根于中华土壤之中的，虽然未被现实所正视，但它的这一历史价值却是弥足珍贵的。相信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对中华古代文明的感召与回归，这一特“术”文化，必将得到时人的重新认识及尊重。

       关于古代社会的“巫师”及其历史贡献，笔者想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略论之，以斑窥豹。

       一、“巫师”，在远古时期被称为小宗伯或大宗伯。他们作为上天和人世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上为统治者服务以祭祀天地神灵、社稷、宗庙；下为百姓治病疗疾、导人向善”的职责存在，并推动着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维护着社会的安宁与稳定。

       二、作为记录国家大事、文书司案。通过观察天象变化，预测吉凶祸福以及战事，指导农牧生活、生产等。这在甲骨文中都能很清楚地看到。

       三、“言辞、歌舞以悦神”。“言辞”，即通过文书词赋这一特定程式，向上天申明祈祷和忏悔之意；“歌舞以悦神”，歌和舞，是远古时期巫师在祭祀中特定的一种歌诵、蹈拜仪式，以期取悦于神灵，降福于人间。这一言辞和歌舞传统，为之后发展中的音乐、歌舞以及诗词（指美学、神韵）等方面，奠定了基础。

       四、巫师作为“符咒”的创造者，他们通过这一神学教义，推动并促进了文化的多元与演变，特别是在“书画”艺术等领域的“灵感”与“创作”上，给后世以深远影响。

       五、巫师善于通过“术”来阐释教义，如医学的产生与发展，就是通过他们用药、禁咒等方式、方法，使百姓精神释然、身体上获得健康的。

       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远古时期，都是通过巫师的行为及作用，来维护封建统治、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心灵安抚，治疗疾病及心理疏导的”。 

       “巫医”即是巫师在行医时的别称，在古代“巫”与“医”是没有严格区分的，他们都是通过“术”来治病疗疾，济世利人的。今人为了区分其性质，才勉强把古代属于宗教层面的称巫师，属治病方面的称巫医。两者之间，实谓同出而异名，是二位一体的。

       关于巫师、巫医和人类发展及创造的关系，西方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说：“肯定没有人比野蛮人的巫师具有更强烈追求真理动机……作为总体来看，当初出现由这类人组成的阶层，确曾对人类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好处。他们不仅是内外科医生的直接前辈，也是自然科学各个分支的科学家和发明的直接前辈。正是他们开始了那以后时代由其后继者们创造出如此辉煌而有益的工作”。

       古代巫与医的结合，是早期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道教医学在其形成、发展中，更是直接继承、吸收了古巫医的各种方法、方术。故原始的巫术、神仙方术是传统医学和道教产生的共同渊源，这一种文化是上下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产物。

什么是道教医学及阴阳学说？

       道教医学是一种宗教医学，作为宗教与科学互动的产物，它是道教徒围绕其宗教信仰、教义和目的，为了解决其生与死这类宗教基本问题，在与传统医学相互交融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医学体系，也是一门带有鲜明道教色彩的中华传统医学流派。

       道教医学以黄老思想、阴阳五行学说，天人感应，以气为本和形、气、神三重结构的人体观，以及五运六气说、天地人周期、节律相关说等为理论基础。同时，道教医学还以五行、八卦、九宫、二十四节气、天干、地支等道教常用符号体系与人体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等相对应、相结合来进行阐述、发挥和临床应用。

       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要素构成，在这五种元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即所谓“五行相生”和“五行相克”的原理。古人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组成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

       另外，五行学说在中医方面还详细阐释了与人体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的五行属性。如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以五行的生克制化关系来分析脏腑、经络之间的各种生理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等。

       道教医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自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黄帝创医药，直至东汉时期道教的正式形成，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医学一直是和“道”文化交融互渗，密切相关，同步发展的。道教形成并在以后传播及发展过程中，历代高道大德又秉承了以医弘道、济世利人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医疗救助，精于探索医典药方，为中国医学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历史高道，更是以医学理论宏富、医德高尚、医技精湛而彪炳千古，享誉全球。

道教医学中的“天人感应”思想是什么？

       《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教把天地当作一大宇宙，而人身则是一小宇宙，所谓天中有地，地中有天，人中有天地。其中包含着天地人同源同构、互感互应、相互关联，共成一体的天人观。

       道教的这一天人合一哲学观，在历代诸多经典中均有阐述和发挥，如《三元延寿参赞书》中说：“天地之间人为贵，然囿于形而莫知其所以贵也。头圆象天，足方象地，目象日月，毛发肉骨象山林土石。呼为风，呵为露，喜而景星庆云，怒而震霆迅雷，血液流润而江河淮海，至于四肢之四时，五脏之五行，六腑之六律，若是者，吾身天地同流也”。

       道教天人合一观即天人感应思想，是道教医学模式建立的重要理论认识基础。如著名学者盖建民先生说：“道教医学模式是熔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精神信仰治疗和社会治疗于一炉的综合性、多元化医学模式。这一医学模式从人之身心内外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关联、协调的视角出发，强调理身、治心与医世的统一，道教医学模式的建立，有其深厚的宗教哲学基础”。

       天人感应，就是说人和天地是互感互应、同源同构、共为一体的。从医世的层面来说，人想要不得病、少得病，就必须依天地、四时、节令的规律，做到顺应自然、效法天地，积功累德、广种福田，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这对于人心浮躁、精神错乱、思想极端、行为失常，乃至勾心斗角、争名夺利的此类病人来说，可谓是一剂济世之良药，救命之偏方。

书“符”所用的材料及其作用是什么？

       “符”，即符咒、符箓。为上古时期，巫师、巫医所常用的一种治病疗疾方法、方术等。道教形成后，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方术，用于“辩症施治”的医疗救急之中，

关于符咒，据《祝由十三科》中说：“书符字用朱砂，研细写在黄纸上”。“朱砂”，性味甘、寒，归心经，有镇心安神，清热解毒的功效。对于心火亢盛所致的心神不宁、心中烦热、惊悸不眠、癫痫及疮疡肿毒、瘴疟诸疾有特殊疗效。《神农本草经》说：“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名医别录》则说：“通血脉，止烦满消渴……除中恶，腹痛、毒气、疥瘘、诸疮”。《本草纲目》中也说：“治惊痫，解胎毒痘毒，驱邪疟”。

       朱砂，颜色为红，故又称丹砂。为道门书符、治病常用之物，用时将其与酒相调，画于黄表纸上，以火化后服用。

       黄纸，是专用姜黄染色制成的专用符纸。“姜黄”，性味辛，苦温，入心、脾、肝经。具有行气破瘀，通经止痛功效。能治各种血瘀气滞、胸腹胀痛、胁肋刺痛、风痹臂痛、痛经、闭经、跌打损伤、痈肿等症。

       “黄纸”，又称黄表纸。为道门书符治病的必用之品，其功能很多，不但活血化瘀、消肿止痛，而且对妇科疾病、恶毒疮疡皆有奇效。据《祝由十三科》讲：“凡遇病人请符，审其病症，即起大慈救人心。朱砂书符以济人，其功甚大”。关于纸的功能及作用，《本草纲目》中说：“诸纸，甘，平，无毒；楮纸，烧灰，止吐血、衄血、血崩、金疮出血；草纸，作捻……最拔脓；麻纸，止诸出血”等。

       道医在为病人书符之时，要求首先辨别症状，根据病情缓急制作不同专科病符。如说：“如阳症用好米醋，或用井水。阴症用姜汁，或酒、或水。风疾用竹沥姜汁。外科症用符灰加水，或醋磨墨敷于患处……遇病施治，妙辨阴阳”。道医在这里所提出的“遇症施治，妙辨阴阳”，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曾高度赞赏：“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故证有阴阳，脉有阴阳，药有阴阳……没能明彻阴阳，则医理虽玄，思过半矣”。传统中医学认为，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阴阳失调。因此，调整阴阳，补其不足，损其有余，恢复阴阳之协调平衡，促使阴平阳秘，这是治疗疾病的根本原则。

       从以上可以看出，早期道医看病的方法，就知道用“遇症施治，妙辨阴阳”。也就是观察属虚症，还是实症，是热症还是寒症，病在表还是在里，属正病还是邪症等。然后再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书符时将药量进行适当加减，以期达到阴平阳秘、却邪扶正、表里平衡的功效。

道教医学对传统中医学有怎样的促进作用？

       “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重生、乐生、养生”，是道教的基本教义。为此，道教认为只有能够做到却病强身才可能延年益寿，从而达到“长生久视”。因此，去除疾病才是“益寿”和“延年”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因此重视养生、重生的道教就必然要同医药学发生密切的关系。

       如出自黄老道家之手的《黄帝内经》、方家之手张仲景的《伤寒论》。东晋著名高道葛洪的《抱朴子?仙药》、《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书最早发现并记载了“尸瘵”（肺结核），有病变36种至99种，并认定为传染性疾病。南北朝时期陶弘景撰著《本草经注》、《名医别录》、《效验施用药方》等，首创按药物性质分类法，改《神农本草》的上、中、下三品分类为玉石、草木等七部分类，并对药物名称、来源、产地、形状、药性、鉴别、功用、炮制、保管等进行了详细记述，为我国药物学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唐朝著名道教学者、医学家孙思邈则广泛搜集民间验方、秘方和偏方，并精心研究药物及治疗，写下了不朽名著《千金方》，对祖国医药学的发展及临床治疗贡献卓越，以致被后世尊为“药王”。

       道教医学除在医理、脉象、针灸、草药（包括植物类、动物类、矿物类）等之外，还对其它方面作出特殊贡献。如：

       1、解剖学。《黄帝内经》说：“夫八尺之士，死可解剖而视之”。关于此，早在魏晋时期道教就有解剖观察的记述及经典传世；而宋朝吴筠的《欧希范五脏图》和杨介的《存真环中图》，则被公认为是最早且详尽的“人体解剖图”。

       2、生理学。道教认为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的物质是“气”，故有“人在气中，如鱼在水中；得之则生，失之则死”的论断。并以此提出养生所贵必“宝精”、“爱气”，道教的这一种“元气论”，不但有助于养生、重生，而且还对我国传统医学的“病者观气，以知虚实”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3、经络学。在道教文化宝库《道藏》中，保留着许多有关经络学方面的著作，如《黄帝内经灵枢集注》、《黄帝八十一难经纂图句解》、《渊源道妙洞真继篇》，都是关于论述针灸及经络的理论及阐释。

       通过以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道教医学从一开始就在“仙道贵生”的教义下，积极探索、研究并在各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像《黄帝内经》、《抱朴子》、《本草经注》、《千金方》等名著，至今仍被国内外医学界、学术界研究、学习并广泛应用。 但值得深思的是，长期以来，道教文化由于受到西化的影响，一直处于鲜为人知或遭排贬的境地。正如著名学者卿希泰先生所说：“道教医学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曾做出过巨大贡献。然而过去学术界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和束缚，在论及中国医药学的史实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掩盖道教对中医发展的影响和积极作用，更有甚者干脆一笔抹煞道教医学的存在。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中国医学文化史研究中的一大缺憾”。

历代道教著名医学家有哪些人？

       纵观道教发展史，历代兼通医术的道教名士层出不穷，同时在道教史和中国医学史这两个领域中都享有盛誉和道教医家也不乏其人，可谓代代有之。其中董奉、华陀、葛洪、陶弘景、杨上善、王冰、孙思邈、王怀隐、马志、崔嘉彦、刘完素、傅青主、赵宜真、周履靖、刘一明等人就是道医中的代表人物。

       通过道教发展历史来看，道教医学家在其虔诚的宗教信仰驱动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医疗实践和种种对人体生命奥秘的探索，在人体医学、病因病理学、治疗学、食疗学、疾病预防学、药物学（本草学及化学制药学）以及性医学、卫生学等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的医学思想。

       盖建民先生说：战国、秦汉时期盛行的方士医学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方士医对传统医学的发展曾经做出过积极的贡献。据他统计，仅从先秦及汉入载《古今图书集成》之《医部?医术名流列传》的著名方士就有凤纲、沈羲、安期生、崔文子、李少君、安丘望之、韩康、葛越、王遥、华陀等人。

       方士医对我国医学的贡献巨大，据《神农本草经》记载，及至两汉，他们就发现并广泛应用于临床的用药就多达数百种，其中植物类药252种，动物类药67种，矿物类药46种。大大促进并丰富了我国传统中药的数量及用途。

魏晋南北朝都有哪些著名道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阶段，同样，医学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非常景象，可谓高道、名医辈出。据《古今图书集成》之《医部?医术名流列传》记载，魏晋南北朝的著名道医有封君达、董奉、负局先生、葛仙公、鄞邵、蔡谟、殷仲堪、葛洪、许逊、徐熙、徐秋夫、羊欣、刘涓之、徐嗣伯、顾欢、徐謇、张远游等人。此外，葛洪之妻鲍姑、茅山宗陶弘景皆精于针灸、医药和养生。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部制药专著——《雷公炮炙论》的作者雷敩也是精于医药的一位道教医学家。

       在这些道教医学家当中，他们各有所长，颇多建树，对推动传统医学医理、针灸学、本草学、制药学等各方面成就斐然。其中，雷敩的《雷公炮炙论》对后世中药制备的方式、方法，功能及效用影响深远。

       《雷公炮炙论》，是道教外丹黄白术的丹药制备技术与器具的专业论著。该书所载药物300多种，详细记述了古代制药学知识及各种药物的炮炙和加工方法。可以说，我们现今中药制备的炮制十七法，例如炮、煨、炒、煅、炼、制、度、飞、伏、镑、曝、露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医配制各种药物，即对《雷公炮炙论》的继承和发展。

葛洪对医学的贡献主要在哪些方面？

       葛洪，字稚川，东晋著名道士。著有《抱朴子内篇》二十卷、《抱朴子外篇》五十卷、《肘后备急方》四卷、《碑颂诗赋》、《军书檄移章表笺记》各三十卷、《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一卷、《神仙传》、《隐逸传》、《良吏传》各三十卷。内容丰富，涵盖了宗教、哲学、政治、伦理、教育、医学、养生等方面，以及大量的化学、炼丹及科学科技实践记录等内容。

       关于他的医学成就及贡献，据医学界和学术界研究并整理的相关资料来看，其贡献主要表现在：

       葛洪的医学思想和对医生的医德方面，他提出：医生处方用药要以“价廉、简便、灵验”为原则，选择和实施医疗措施要力求“救急、方便、实用”的临床治疗学思想。他的这一颇有创意及具针对性的治疗学思想，是以道教医学家们在继承《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所奠定的一些治疗学原则，诸如辨证论治、调整阴阳、扶正祛邪、因势利导原则基础上，在长期的济世行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并且以其独创性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医学的治疗思想，以及对医德、医风行为操守的规范，起到了历史性、建设性的作用。

       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他也取得了许多堪称世界一流的成果。在《肘后备急方》中，其对伤寒、痢疾、时行、时气（流行性传染病）、瘟疫、疫疬（急性传染病）、狂犬病、结核病、丹毒病、沙虱病、马鼻疽以及食物中毒等疾病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医学创见。他对天花流行的发病症状及治疗，比阿拉伯医生雷撒斯对天花的描述早了五百年；关于结核性传染病，葛洪已认识到这类病有极强的传染性：“其病变动，乃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恍惚默默，不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觉此候者，便宜急治之”。在这里他明确指出了患痨病的人“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因此告诫人们一旦患上此疾，不要害怕躲避，而应当及时隔离（避免传染）治疗。关于对沙虱病的认识及治疗，葛洪比日本医学界早了一千多年。1930年日本医学界经过深入研究，证实了他所描述的这种沙虱的幼虫——红恙螨将寄生体内的病原体——东方立克次氏注入人体，从而引起这种急性传染病。

       另外，葛洪在长期的金丹实验和济世行医活动中，十分重视五金八石等矿物性药物和以此为主要原料炼制的丹药。他在传统医学史上率先将金石类无机药物和用化学方法合成的各种丹药用于临床治疗中。例如以盐水用于霍乱、腹痛、伤寒、中风、胸膈上痰的引吐、疮疡伤口的清洗；水煮磐石渍足治卒死；炼矾石末贮囊中置腋下治狐臭；以水银、胡粉、猪脂合药治疮疱等。现在人们都知道“蛇怕雄黄”，而对这一认识也是他在《抱朴了内篇》卷17《登涉》中指出的，如说：入山随身佩带雄黄以防蛇咬。同时指出“蛇若中人，以少许雄黄末内疮中，亦登时愈也”。

       葛洪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道教学者、医学家、药物学家和炼丹家，他的医学成就和炼丹经验，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化学、冶炼、医药、科技等影响深远，被国际所尊崇。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针灸家是谁？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医学不仅在治疗学、药物学方面，而且在针灸、外科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发展。其中在针灸学领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针灸学家——鲍姑。鲍姑为东晋著名道士、医学家葛洪之妻，他们常在一起上山采药，之后炼丹制药，行医济世。据《南海县志》及《羊城古钞》记载，说她善长针灸，行医济世足迹遍及南海、广州、惠州、番禺、博罗等地。

       鲍姑是中国医学史上有确切史料记载的第一位女针灸家，她的针灸及医术对葛洪在医学研究上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葛洪《肘后救卒方》中载有医方109条，而其中绝大多数是灸方，达90多条，书中对灸法的医疗效用、施治方法、宜禁都有很系统的阐述，由此可以看出鲍姑的针灸水平及对葛洪的医学影响。

陶弘景的医学贡献主要在哪些方面？

       陶弘景，字通明，号华阳隐居。为南北朝时期道教著名思想家、医学家、博物学家和书法家。其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撰写了大量重要的道教著作，并在天文历算、地理方物、医药养生、金丹冶炼等方面都有论述。在医药方面，他的《本草经集注》、《肘后百一方》、《陶隐居本草》、《药总诀》及化学制药《集金丹黄白方》、《合金丹诸法节度》、《太清诸丹集要》等重要著作，对后世本草学、针灸学、化学、冶炼学的进展具有积极的重要推动作用。

       在治病辨症方面，他提出：要因人而异，即男女、老幼、虚实、环境的不同，病因、病理就有很大区别，应采取相对的诊断及治疗。对药物上的区分，他首次将《神农本草经》中的365种药物上、中、下三品，改为按照药物在自然界中的属性进行分类，即为玉石类、草药类、木质类、虫兽类、果蔬类、米食类、有名未用类等七大类。同时他又把药性酸、咸、甘、苦、辛五味，更细致地区分为寒、微寒、大寒、平、温、微温、大温、大热八种。他的这一举措，被誉为“是对五世纪以前药物学的一次全面综合和总结”。唐代官修本草《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分类法，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本草经集注》是陶弘景在长期采药、用药实践基础上完成的。他将《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共计七百多味药加以汇总和区分，完成并分类为包括药物炮炙和配制方法、诸病通用药、中毒解救法、服药后的宜忌、药物不宜入汤酒、药物畏恶等七情和四季药物相使等。此外，他提出“诸病通用药”名目，并列举出80余种疾病的通用药物，这不仅给医生处方用药带来方便，而且开创了按药物主治作用进行分类的先例。同时他还规定了丸剂、散剂、膏剂、汤剂、酒剂的制作规程，考订了药用的度量衡。

       陶弘景辩证法因素的药学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传统药物学理论的发展，他的本草学成就在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唐代著名道医及其贡献主要有哪些？

       据《古今图书集成》之《医部?医术名流列传》记载，唐朝著名道医有孙思邈、曹元、韦慈藏、孟诜、日华子、元（玄）珠先生、王冰、沈应善、紫极宫道士、陈寨、王彦伯等人。

       唐朝是道教历史上发展的鼎盛时期，道教的鼎盛，体现了华夏古文化、古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更是体现了大唐政权对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和继承。

       在医学贡献方面，唐代道医不仅在传统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整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有的还直接参与了政府组织的本草学著作的编修工作。其中道教著名学者李淳风就参加了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的编修和校对等工作。《新修本草》是我国医药学史上一部重要的本草学著作。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学典籍，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比欧洲著名的纽伦堡药典早了八百年。《新修本草》总共五十四卷，包括正经二十卷、药图二十五卷、图卷七卷，加上目录二卷，共载药物844种，比南北朝时期著名道医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多了114种。

       唐代道医在中医脉学上也有建树，其中以著名道教学者，斋醮科仪集大成者的杜光庭为最，他不但精通教义、科仪，而且还擅长医学，其医学著作《玉函经》，被后世医家视为瑰宝。《玉函经》共分为三卷，是一部专论脉学的医书，该书对脉理玄微有独到的阐述。清代著名医学家程林曾高度评价：“当与葛稚川（葛洪）、陶隐居（陶弘景）、孙真人（孙思邈）并驾”。

       在外科（理伤正骨）治疗方面，唐代道医也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蔺道人。蔺道人，唐会昌年间长安人。曾长期隐居于江西宜春一带，擅长外科，精于医道，常行医济世，远离仕宦。其著有《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方》一书，该书内容是总结伤科临床经验的理伤正骨专著，载有极为丰富的正骨经验及治疗方法，被后世医家视为中国传统医学史上最早最详尽的外科宝典。

       提到唐代道教医学，及其大有成就、贡献尤巨者，无疑当属“药王”孙思邈。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擅长阴阳、推步、通百家之学，崇尚老庄，精于医道及炼丹之术”。自注《老子》、《庄子》等书。并说他“不慕荣华，而隐于终南、太白等山林”。

       孙思邈一生精研医道，广泛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和唐以前的医学经典术论。著有《备急千金方》三十卷和《千金翼方》三十卷，以及《神枕方》一卷、《医家要妙》五卷、《千金髓方》二十卷等。

       他编著的《千金要方》一书分三十卷，计232门，合论5300首，内容包括传统医学的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及解毒、急救、食治、养性（涉及到居住宜忌法、按摩法、调气法、服食法、房中补益等道教医学及养生）、脉学、针灸等内容，被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千金翼方》是孙思邈晚年的著作，作为对《千金要方》的补充，内容涉及本草及临床各种，尤以本草、伤寒、中风、杂病、痈疽等论述最富特色。《历代名医图赞》说他：“唐孙真人，方药绝伦，扶危拯弱，应效如神”。

宋代著名道医及其贡献主要有哪些？

       据《古今图书集成》之《医部?医术名流列传》记载，宋朝著名道医有王怀隐、马志、李宁、甄栖真、曾若虚、郝允、黄冠道人、郑荣、郭照乾、章迪、章济、靳豪、杨大均、医扁肠毒道人、皇甫坦、吴源、戴煟、唐与正等人。

       两宋时期，是道教发展史上的又一鼎盛时期。在医学上，除对传统医学的继承和发微之外，在其它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巨大的成就。其中，太平天国七年，宋太宗命道士王怀隐与王祐、郑奇、陈昭遇等以国家名义编修大型医书《太平圣惠方》。据宋史记载，王怀隐，初为道士，宋州睢阳人，住京城建隆观，善医诊。因常给宋太宗治病，于是被诏令还俗，任命为尚药奉御。王怀隐对传统医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主编了《太平圣惠方》，全书共一百卷，是一部理、法、方、药体系完整的官修医书，临床应用价值很高。该书完成后，宋太宗亲自为之作序：“朕闻皇王治世，抚念为本，法天地之覆载，同日月以照临，行道德而和惨舒……令尚药奉御王怀隐等四人，校勘编类，凡诸论证，并该其中，品药功效，悉载其内。……今编勒成一百卷，命曰《太平圣惠方》，仍令雕刻印板，遍施华夷，凡尔生灵，宜知朕意”。可见，王怀隐及《太平圣惠方》的历史影响和在医学史上的地位之高。

       其它主要表现在中医“脉象”理论的研究和创作上，如被中医视为最具权威，脉理阐微者张伯端和崔嘉彦所著的《八脉经》、《崔氏脉诀》，则被奉为具有历史性的医学名著。

       张伯端，道号紫阳，宋代著名道士，养生家、医学家。张伯端在医学及内丹养生方面，可谓发微颇丰，创获犹巨。他的内丹著作《悟真篇》，被后世誉为能和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相媲美，尊奉为“丹经之王”。而医学脉象著作《八脉经》，则被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他的《奇经八脉考》中，大加赞赏：张紫阳《八脉经》云：“八脉者，冲脉在风府穴下，督脉在脐后，任脉在脐前，带脉在腰，阴蹻脉在尾闾前阴囊下，阳蹻脉在尾闾后二节，阴维脉在项前一寸二分，阳维脉在项后一寸三分。凡人有此八脉俱属阴神闭而不开，唯神仙以阳气冲开，故能得道”。濒湖（李时珍自号濒湖）曰：“丹书论及阳精、河车皆往往以任、冲、督脉、命门、三焦为说，未有专指阴蹻者。而紫阳《八脉经》所载八脉稍与医家之说不同。然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谬也”。

       紫阳真人所著的《八脉经》，对奇经八脉的分布、循行路径提出了新的、独到的见解，极大丰富了我国传统经络学说。通过李时珍对《八脉经》的评价，足能说明该书在中医脉学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

       崔嘉彦，字希范，号紫虚，南康人，著名道士、医学家。其著作有《崔氏脉诀》一书，在中医脉学上倡导“四脉为纲”学说。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0五《子部?医家类存目》记述其脉诀说：“夫脉者，天真委和之气也……但以浮、沉、迟、数为宗；风、气、冷、热主病，且如浮而有力者为风，浮而无力者为虚；沉而有力者为积，沉而无力者为气；迟而有力者为痛，迟而无力者为冷；数而有力者为热，数而无力者为疮。更看三部，在何部得之……更看五脏，何脏得之，六腑亦然，学者当以意会而精别之，庶无按寸推尺之诮”。

       崔嘉彦在其医书中强调，“以浮、沉、迟、数为宗；风、气、冷、热主病”，“ 更看三部”，“ 更看五脏”，他把脉象和三部及脏腑结合起来阐述脉证规律，建立了“四脉为纲”辨脉辨证新体系。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曾对他高度评价，并将其医学成就辑入《濒湖脉学》一书中。

       两宋道教医学，除在针灸、本草以及传统医学的内、外、妇、儿各科外还在养生、内丹方面，尤其在医学的“脉象”上可谓创获犹巨。这对中医通过脉象的变化与反应，以观病之轻、重、缓、急，以知虚、实、寒、热等对症下药，有效把握病情、病理、病势，产生极强的科学性、针对性及疗效性作用。

明清著名道医及其贡献主要有哪些？

       明代道教医学家入载《古今图书集成》之《医部?医术名流列传》的有韩、高道者、徐孟会、陈君佐、王尚、凌云、郑元厚、王金、李守钦、宋铨、陆厚、赵献可、孙钝、过龙、殷榘、贺良爵、松阳道人、刘一鹏、谢武、曹鹤征、焦桂芳、崔真人、李錞、戴思谦、顾颙、张鸣凤、徐待征、王锡、锁万言、葛天爵、祁嗣箓、王爱溪、黄昶、无名道人、郭琬、罗世颂、程伯昌、陈錞、葛万覃、刘嬾窝、冯国镇、张汝霖、蒋晓、汪显高、邢增捷、郭东、陈得祥、洪魁八、王禹道、董清教、王衎之、罗宪顺、程邦宁、姚应凤、陈治、吴邦宪、刘邦永、冼嘉征、陈凤典、祝尧民、张惟一、王名高、田养德、余正宗、余绍宁等人。《医术名流列传》所收录的医家名录止于明代，未收清代医家。据著名学者盖建民教授考证，清代著名道医很少，仅有傅山、周学霆、何潮元、愈坚，以及深受道教影响的徐大椿等人。

       下面，我把明清道医中有突出贡献、影响深远的数位高道做一简单介绍，以便通过他们来了解明清道医所为道教的发展、医学的进步及为人类保健医疗事业所做出的巨大成就及贡献。

       一、 赵宜珍，号原阳子，元末明初江西安福人。其少通经史，长习进士业，因久病不愈乃弃儒入道。赵宜真为忠孝净明道第四祖，精通医术，济世利人，被时人所重。在医学方面，其著有《仙传外科秘方》一书，共十一卷。该书开宗明义指出：“外科冠痈疽于杂病之先者，变故生于顷刻，性命悬于毫发，故也”。认为痈疽之名虽有二十多种症状，然而重要的是只有两样，即阴症和阳症而已。“发于阳者为痈，为热、为实；发于阴者为疽，为冷、为虚”。对各种痈疽的临床症状、病因及治疗作了详尽阐述，并强调对痈疽要及早治疗：“病之初发，毒必旁腐肌肉，苟治不早，则毒气透膜，膜透则元气泄，脏腑失养，精神枯槁，脉坏绝矣”。同时在治疗上，他列出了“卫荣还魂汤”，也有外敷用药“冲和仙膏”等。赵宜真的《仙传外科秘方》，是传统医学在治疗痈疽外科方面的专著，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历史影响。

       二、邵以正，自号承康子，云南昆明人。据《明史稿》记载，说他编著一部影响较大的道教医学丛书《青囊杂纂》，对道教医学经方的搜集、整理与传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青囊杂纂》共收有《仙传济阴方》、《徐氏胎产方》、《仙传外科集验方》、《小儿痘疹证治》、《秘传外科方》、《济急仙方》、《上清紫庭追痨仙方》、《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等八种医方书，并附有《秘传经验方》一部。该书汇集了大量临证各种单方、验方，对各种方剂的功用，主治、组成、用法一一给予介绍，在临床治疗上有重要价值及影响。

       三、兰茂，字延秀，号和光道人，云南嵩明县人。其自幼闭门潜修，读书好道，不求闻达于当时，惟心利济于将来。关于他的习医经过，乃因孝心所致。“兰子因母病，留心此技三十余年，其学皆探本穷源，得古人精奥”。此后给人治病“投入数剂，无不立愈”。

       兰茂不但精于医学，而且对道教内丹养生术、文学、戏曲、绘画、地理等均有建树，著述颇丰。除《滇南本草》、《医门览要》等医书外，还有炼养著作《性天风月通玄记》及《声律发蒙》、《玄壶集》等传世。

       兰茂的《滇南本草》是我国古代内容最为丰富、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地方性本草学专著。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在其名著《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中曾引用了《滇南本草》当中的七十条资料。

       兰茂一生誓以医药丹法济世利人，医道惠及滇南，生前就受到云南百姓的爱戴。他羽化后，乡民还建祠堂、道观等，以纪念这位仁慈的道士医师。

       四、傅山，字青主，号朱衣道人，山西大同人。其博通经史，工于诗文、书画、金石、精医道。曾有人这样评价他：“世人都知道傅青主的字好，但他的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生动地表明傅青主的医技和医德。

       傅山一生淡泊名利，著述甚丰，主要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傅青主幼科》等。其中《傅青主女科》分上下两卷，上卷列九症四十一方，内分带下、血崩、鬼胎、调经、种子五大类；下卷列四十一症四十二方，包括妊娠、小产、难产、正产、产后五大类。

       傅山一生行医济世，在中医妇科领域颇有建树，对推动、研究妇科疾病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刘一明，号悟元子，素朴散人，山西曲沃人。清代著名道士、养生家、医学家。

       刘一明在修道与习医上，主张并强调修道之人必须重医、习医。他认为习医不但可以治病救人，且可以自救。如他在《会心内集》卷下“去病歌”中说：“欲修道，先去病，浑身无病方延年。若还有病不肯除，犹如瞎子跳坑井”。

       刘一明是清代著名内丹家，精研易理与丹道，著有《周易阐真》、《孔易阐真》、《象言破疑》、《通关文》、《参同直指》、《悟真直指》、《指南针》、《悟道集》、《会心集》等著作。在医学方面，其潜心研究，著有《眼科启蒙》、《经验杂方》、《经验奇方》、《杂疫症治》等多种医书。值得一提的是，刘一明的《眼科启蒙》一书，对近代医学眼科的研究、治疗发挥了巨大作用，被誉为“眼科瑰宝”。同时他对道教在清时的发展也作出了卓越贡献。

道教医学名著主要有哪些？

       道教历代医学名著，浩如烟海，数不胜数。仅就当代医学界、学术界广泛研究、应用的也不下数十部。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道教医学名著都有哪些，今特别列出在历代传统医学上影响巨大而又意义深远的部分经典，以供喜欢道教医学读者们的参考。

应该指出的是，所选择的这些经典曾对我国医学的医理，针灸、脉象、本草（包括植物类、动物类、矿物类）、人体学、解剖学、经络学、生理学等方面；而在临床治疗上则囊括了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病、传染病以及各种疮疡毒症……；同时对于中医用药的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的制作规程，也起到了规范性等作用。这些经典医籍既是历代高道行医治病，济世利人的经验总结，又是他们呕心沥血、精究医道并广泛搜集各类偏方、验方、经方和单方的智慧结晶及成果。

       如果要从医学发展的层面来看历代高道所阐述的医学名著，大致可罗列为：上古时期，出自巫医之手的，即最早的医学书《祝由》科；战国、秦汉之际，由黄老道家著作而成的《黄帝内经》；东汉早期方士医师的《神农本草经》；东晋著名道士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金匮药方》、《肘后救卒方》等；西晋上清派魏华存的《黄庭内景经》；南北朝时期，陶弘景所编著的《本草经注》、《名医别录》、《效验施用药方》、《药总诀》，雷敩的《雷公炮炙论》等；隋代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唐代杜光庭的《玉涵经》，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千金髓方》等；宋代张伯端的《八脉经》，崔嘉彦的《崔氏脉诀》等；明代赵宜真的《仙传外科秘方》，邵以正的《青囊杂纂》等；明末清初傅山的《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傅青主幼科》；清代刘一明的《眼科启蒙》、《经验奇方》及《杂疫症治》等。

       通过道教发展历史来看，道教医学家在其虔诚的宗教信仰驱动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医疗实践和种种对人体生命奥秘的探索，在人体医学、病因病理学、治疗学、食疗学、疾病预防学、药物学（本草学及化学制药）以及性医学、卫生学等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的医学思想，对推动中华医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巨大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最早的医学《祝由》科，是如何治病疗疾的？

       《祝由》科，是我国上古之时治病疗疾的一种医术、方术之书。“祝由”之意，即是通过巫师（早期方士、巫医）向神灵叙说病人疾患产生的原因，并乞求神明的谅解、保佑，以期却病疗疾。如《黄帝内经》中就有上古之人运用“祝由”治病的记载：“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

       关于“祝由”治病之术，另据《说宛?辨物》中也说：“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管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初”。通过这一记载来看，苗父用草织成刍狗，作为祈祷之物，面向北方祷祝了十句咒语，来的病人就康复如初了。

       早期巫医除用“祝由”之术外，还善用“符咒”。“符咒”，是符法和咒语的合称。即书符疗疾时需要配合咒语来进行的一种方术。此外，他们在进行书符和祝咒时还必须遵循行法前的基本仪规，诸如斋戒沐浴、设坛摆供、焚香请愿、祈祷等仪式。可谓科式繁多，威仪殊胜，如《祝由医学十三科》这样说：“凡书符先念祝水咒，次念祝墨咒，三念祝纸咒，四念祝笔咒”等。以此说明，道医书符的程序是非常复杂的、严谨的，用水、用墨、用纸、用笔都要诚心持咒，将病者病情写明后，虔诚祈禳，使其灾消祸散，解除疾厄之苦。关于用“符” 治病，据《太上祝由科》记载的多种治病疗疾之法，如：治疗头风伤人用符的方法为“用乳香汤调下，日三服或久服更妙”，治眼科多泪且视物昏花用符的方法为“用熟地煎汤送下”，治疮疡肿毒用符的方法为“用轻粉和灰调涂”……。可见，早期道医已把“祝由、符、咒、药”有机的统一起来加以运用于行医济世之中。

       另外，早期的道医无论在书符时或在给人治病却疾时还常用“沐浴”法。其将各种香料、中草药煎汤熏洗，作用于辟邪驱秽，治病散瘟。如常用的“沐浴方”为：藿香、白芷、苓陵、茆香、桃皮等同煎熏洗。这些中草药的药性，据《本草纲目》说：藿香，主治风水毒肿，去恶气，止霍乱及心腹疼。脾胃吐逆为要药。助胃气、开胃口，进饮食，温中快气等；白芷则祛风燥湿，消肿排脓，有止痛、通鼻窍作用；苓陵可明目止泪，疗泄精，去臭恶气，伤寒头痛等；茆香能温胃止呕吐，疗心腹冷痛等；桃皮可治水肿、卒心痛、痧气腹痛、喉痹等症。

       此外，早期道医在行医治病时，还十分注重环境卫生，要求必须“洁净”，同时还要用醋熏等方法进行室内消毒：“于静室，毋令人往来，预期扫洁，临事时，以‘解秽符’用醋炭熏之”。

       用“醋炭熏之”的这一方法是进行室内卫生消毒的一种简便且非常有效的方法，能杀灭和抑制空气中的病毒，时至今日仍然是人们用来预防呼吸道疾病的常用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在早期医疗水平、理论尚不发达之际，古人就认识到了，即使是同一疾病，而症状多种，即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变化也是不尽相同。在辨证治病中，对药物的性质也要进行辨证分析，认识到同一药物会因不同病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产生相异的效果。如西汉初期的《淮南子》中就说：“人食鬻（yǜ）石而死，蚕食之而不饥。鱼食巴豆而死，鼠食之而肥”。

       通过以上的“祝由、书符、汤浴、用药”等一系列方法和程序，可以直观地了解古代道医在早期行医治病、预防等方面所使用的方法，作用及功效，是非常人性的、高明的。

《黄帝内经》是怎样的一部经典？

       《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至秦汉之际，为黄老道派人士所著。其医学思想特别是“治未病”的养生思想，对推动传统医学，尤其在养生学、食疗学、预防学……等方面，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特有的重大作用及影响。

       关于《黄帝内经》及“黄帝”本人，该经开篇即讲：“昔者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黄帝内经》在传统医学方面，其中《素问》记述并包括了诸如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等方面；《灵枢》则包括针具、刺法等方面的内容。

       《黄帝内经》充分汲取了阴阳学说及五行学说思想，应用于医学领域，形成了医学所特有的阴阳五行说。阴阳学说贯穿于中医学的各个领域，用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它是医学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论。五行学说与阴阳学相结合，渗透到传统医学后，主要是以五行的特性来分析说明人体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的五行属性：即以五行相生、相克的制化关系来分析脏腑、经络之间和各种生理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五行的乘侮和母子相及来阐释脏腑病变的相互影响。

       通过《黄帝内经》的核心思想，不难发现，黄老道派学者不但吸收了五行学说及阴阳学说，也把老子的《道德经》发挥于传统医学方面，且显功备尽致。如《道德经》第六十四章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的这一哲学思想对《黄帝内经》“治未病”的预防医学理论的确立有直接影响作用。《道德经》中有许多防微杜渐思想，如“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是以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故《黄帝内经》说：“是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黄帝内经》不但是医学专著，引领中国医学长达两千多年。它还是一部“治未病”的养生巨学。如在《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中说：“上古之人，知其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好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黄帝内经》的预防学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养生学的健康快速发展。其核心思想说明了养生的要诀在于“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即养生要取法于天地自然规律，顺应四时阴阳消长节律，从而使人体生理活动与自然环境变化的周期同步，保持机体内外环境的协调统一。

       《黄帝内经》开创了中国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在中医典籍中一直高居于“众经之祖”的地位。

中医经典十大名著之一《黄帝内经太素》的作者是谁？

       杨上善，隋代道士、著名医学家、道教学者。据《古今医统》载说：杨上善曾担任过隋大业年间的太医侍御，感其“能起沉疴笃疾”。《旧唐书?经籍志》说他著有《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等医书。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自《黄帝内经》问世以来，由于“其文古，其理奥”，加之唐以前的古籍，多为简书、帛书，历代在传写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佚失或损坏，造成文讹义失。杨上善有感于当时《黄帝内经》传本在内容和体例编排的繁杂，使究学医理者陷于茫然无序、问津无门的弊端，遂将《素问》、《灵枢》的162篇全部拆散，最后按其内容的不同性质，归纳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设方、九针、补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等十八个大类，并于每一个大类之后又分若干小类，详加注解，名之为《黄帝内经太素》。该书共三十卷，在体例上自成体系，有纲有目，子目章句秩序井然，使原书在理论上更具系统性，便于习医者掌握《内经》的理论及要领。这种对《黄帝内经》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补充和排序，杨上善实属历史第一人。他所著的《黄帝内经太素》一书，时至今日，仍被医学界视为中医经典中的瑰宝。

       除以上医学成就外，据《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杨上善还著有《老子注》二卷、《老子道德指略》二卷、《略论》三卷和《庄子》十卷等。

为什么说“医道通仙道”？

       “医道通仙道”、“医道同源”，这是对医术和道术相融、互渗高度统一的反映。明代医家龚延贤曾指出：“医道古称仙道也”，并说“今世之医，多不知此义”。那么，医学为什么能和道术相融互渗，并且长期共生发展呢？据著名学者盖建民先生研究认为：我国的“长生”信仰由来已久，随着医药学的进步，至迟在春秋战国时，人们便萌发了“长生”与“不死”的观念。此乃古人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经过逻辑推理得出来的。因为在古人看来，服用药物既然可以治病，可以使人不病，那么就可以延年，甚至长生不死。

       盖先生的这一研究论断，一方面解析了古代先民对“道”的信仰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另一方面也指出我国的医疗技术、理论等方面，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具有相当水平了。同时，通过该论断也得出之后“秦皇汉武”的求仙问道的这一心理活动和现实的精神诉求，是客观真实的，是敢于向死亡做斗争的有力回应及对长生久视的最大渴望。

       由于人们对神仙的崇拜，医道的希求，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神仙学说大兴，从而出现了许多以求仙、成仙为目的的各种方术，继而形成以求仙成仙为目标、修炼各种方术的方术组织——方仙道。方仙道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先民的神仙信仰和当时的医学有了进一步的碰撞，并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和精神上的又一转变及认识。

       医道同源的脉络主要表现在医、道两家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其中易学思想、阴阳五行说、老子哲学思想都是传统医学和道教各自理论体系建立的活水源头。如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就将医药与方术、方技并称：“当今居世之士，会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其养生”。

       如果从古代文献的分类内容来看，可以更多的得出医术和道术的历史渊源。如根据马王堆出土医书共十四种，其中帛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等十种；竹简出土2000支，分别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四种。按照《艺文志》的分类方法，它们皆列入《方技略》之中。而“方技”类，恰恰又是古代文献把医术命名为方技，医家经典著作入选方技传的一种分类法。这也就是历代所说的“医道同源”、“医道通仙道”的最好解读了。

为什么历代道教徒都有习医的传统？

       历代道教徒为何都善于医道，这似乎和其它宗教教义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自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黄帝制九针以来，三皇五帝皆以“道、医、易”为中华文化主流息息相关；二是道教强调内修必须与医学紧密结合，医理是道教内炼养生的理论指导和基础，即所谓“先明脏腑，次说修行”；三是医药的作用正是在于预防和治病，延长人的寿命，是道教的重要教义之一。掌握一定的医药知识和技能是道教徒进行“自救”并进而“济人”的基础和前提。因此，道教提出：欲修“仙道”，必须先精“医道”。

       道教与医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历史悠久的。道教从一开始，也可以说从先秦时期的方士乃至上古的“巫”时期，就一直和医学相互交融互渗，并借着以医传教、治病救人为宗旨。此正如盖建民教授所说“早期道教采取以医传教、借医弘道的创教模式，在宗教实践活动中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也是方术发达，所内蕴的医药及天文、地理等科技含量一直高居其它宗教之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道教于东汉末正式形成教团组织后，就提倡和承继“以医弘道”、“济世利人”的优良传统。如张道陵天师在《老子想尔注》中指出：“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这一信条长期以来为道门所尊奉。此外，道教认为修炼成仙必须做到功行双全，而医药济世则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式。道门将各种炼养方术统称为“功”，并认为在炼功的同时应广泛行善施仁积德，即所谓“行”，只有做到“功行圆满”方能得道成仙。

       东晋道教著名学者，医学家葛洪认为：人之寿命长短寿夭操之在我，可以通过药物来养身、方术来延命，改善身体状况，做到内疾不生、外患不入。故他提出：“为道者必须兼修医术”的主张。

       道教的宗教愿望，无论是长生还是济世度人，都离不开医术和方药，故说：“自医又复医人，医医不已；达道堪传妙道，道道皆通”。道教将医药作为“自救”与“救人”的前提，积极精究医道，从事炼丹实验，既扩大了药物的来源和品种，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又在医学思想和医学成就等方面，成为推动我国传统医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