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道学百问》第三章（77-93）——中华“道”文化

西周时期的姜太公是如何体现道文化的？

       “道”的特性，是由“阴、阳”两种自然属性所构成的，它能“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如把它用在人事方面则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概莫能外。

       殷商时期，纣王暴虐无道，杀人成性，只知道攻城掠地，贪淫享乐。各方诸侯心存不满而未有与之抗衡之力。而周文王（西伯姬昌）心胸宽厚、体恤民力、爱护百姓，因而深得天下人的爱戴和拥护。文王之后，武王又在姜尚（即姜太公）的协助下，打败了纣王成为各方诸侯的盟主。建立了大周天下，而姜尚也成为了历史上最早的以“道”佐人主者的典范、著名军事学家。

       姜尚，名望，字子牙，东吕乡人（今山东日照市）。相传其先世为贵族，后家道中落，沦为平民。但姜尚少年时即有抱负，虽贫寒但不能夺其志，刻苦用功。长大后曾在商朝为官，但纣王昏庸无道，他遂辞官隐居，潜心修炼。数年后，姜尚得知周文王施行仁政，社会清明，民心淳厚，便决定西行助文王夺得天下之心。遂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来到了渭水之滨（今陕西境内）的西周领地，终日垂钓，待机出山。

       他的钓鱼方法很奇特，即短竿长线，且线系直钩，不用诱饵，钓竿也不放在水里，反而离水面有三尺高。别人嘲笑他不会钓鱼，他却说：“曲中取鱼不是大丈夫所为，我宁愿在直中取，而不愿在曲中求。我的鱼钩不是为了钓鱼，而是钓王与侯”。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谚语典故的由来。这表明他的入仕不搞阴谋、不曲意逢迎，而是以“道法自然”的心态去应对。

       不久，文王在  溪与正在钓鱼的姜尚相遇。通过谈话，文王发现其不但学识渊博，而且通晓历史时势、治国安邦之策，遂恭请出山相助。文王去世后，武王姬发继位，封姜尚为“国师”尊为“师尚父”。公元前1062年，武王在姜尚的协助及军事指挥下，一举击败纣王，终将灭商而建立了大周天下。

       姜太公的治国、军事等经天纬地之才，在《封神演义》中被描绘、发挥的淋漓尽致，体现了“道”文化在他的一生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而他本人也在后世道教的形成和发展中，一直兴盛而不衰（全国各地均建有太公庙、祠等）。如在道场（法事）活动或驱邪避秽等，即写“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或“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等，以此来净化坛宇、祈吉保安。

为什么说老子是“道”文化的集大成者？

       “道”文化自伏羲（和神农，轩辕为上古时的三皇）演画八卦（当时只有卦象，而没有卦辞），历经黄帝（其继承上古“道”文化，并崇拜神仙信仰，将其礼仪化），文王（将卦象根据阴阳变化、四时更替、写出卦辞文字）一脉相承数千年以来，从“实存”而“无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第一章），到东周（春秋）时期，老子撮其精要，集其大成，将数千年的“道”文化，进行总结和归纳，最终写出了令古今中外叹羡的《道德经》。《道德经》的问世，标志着“道”文化的正式“定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和形成（道教的前身、指道家）。至此，“道”才被世人所认知。

       老子是博古通今的大圣者，自古及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孔子说：“吾闻老聃（老子）博古知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

       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指老子，曾为守藏之官吏），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

       英国科技史专家、皇家学者李约瑟先生说：“老子是世界性的”。

       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说：“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甚至预见到了未来人类文明即将达到的状况。”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道德经》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

       中国著名学者张景志先生说：“老子思想不仅对我国古代的哲学、政治、军事、宗教、医学、养生、气功和武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作为文化基因渗透到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各种文化观念。”

如何看待鬼谷子的军事思想？

       鬼谷子，姓王名诩（xǔ），世称“王禅老祖”，公元前390-320年，河南淇县人。战国时期著名隐士、思想家、纵横家、阴阳家、养生家、历史上第一位开设军事院校的奠基人。

       相传王禅老祖，最早学习道家及阴阳学术。擅长天文星象、易经八卦之学。之后又研究《太公兵法》及养生长寿之道，终而有成。世称奇才、全才。其一生著有《鬼谷子》一书，影响深远，为后世兵家所推崇。

       王禅老祖，一生不慕荣贵，不求仕途，甘愿清心寡欲，笑游方外而常年居于鬼谷洞修炼及传授阴阳之道、纵横之术，时人称之为“鬼谷先生”。他的门徒众多。但在历史上有影响的则为苏秦、张仪、庞涓、孙膑，数人而已。

       关于他的军事思想，包括治军、用兵、战争（战争哲学及处世观）等，从各方面来看，都可在《道德经》中找到很多的出处和答案。如老子说：战争不是好事情，老百姓都厌恶它，有道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假如不得已而为之的话，则要做到“胜而不美”。打了胜仗，不要自鸣得意，不要大搞庆功宴会，应以“丧礼处之”为好，为什么这样呢？老子说：因为战争太残酷“杀人众多”。同时指出“兵强则不胜”的哲学观，骄兵必败的教训给我们阐明了他的这一历史答案。

       老子说，作为一名政治家、军事家、应该尊天道，顺人道、效法自然、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处世，更不能靠武力去夺取、征服别人，逞一时之强、贪一己之利。“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如果以“道”治国的话则民可安，以“道”作战的话则能“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关于用兵之事，老子认为如果以自己强大的国力、兵力逞强于天下，则会很快得到报应的“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并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相反“不知常，妄作、凶”。还会更让事态复杂化、甚至带来灾难。

       在“道”的视野里，没有高低、大小、强弱之别。故老子提出，大国与小国之间、强与弱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包容、理解和诚信。“两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为下”。为此，他提出了“大者、强者”更应处下的主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走向世界和谐、和平的大同世界“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战争是相互的，双方的、残酷的、但为了不让战争产生正面冲突和造成重大伤亡，老子主张以军事谋略取胜，如提出“将欲歙（xī）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同时他又指出战争的祸端与根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从而又打出比方“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於郊”。可见当政者“有道”或“无道”是给百姓（天下）直接带来“幸福”还是“灾难”的主宰着。

       王禅老祖在效法“道”的“无为、不争、处下、谦让”的思想下，也由此育人授徒。如《孙子兵法》最为突出的观点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道德经》也主张以“道”取胜，方使人口服心服。从“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以及“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哀兵必胜”的道家军事思想，和后世兵家所推尊的军事哲学及主张，都是不谋而合的，又是一线贯穿而来的。

       在今天的河南王禅老祖故里，淇县云梦山（道观），现存有他的许多圣迹，其中鬼谷洞前的山门上有一幅楹联写道：“出水帘跨扶青牛，执拐杖驾起祥云”。说明古时人们就把他奉为神仙朝拜了。晋代郭璞《游仙》诗更说：“清溪千仞余，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生窗户里。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

历史上注释《道德经》最有影响的人是谁？

       《道德经》自老子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诸家无不环绕而敬仰之，一时注家蜂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时都又对《道德经》曾为我国历史的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艺术、养生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均是肯定的、一致的。

       如安徽大学哲学系孙以楷教授指出：“道家哲学为中国古代哲学提供了本原本体论基础，提供了辩证的思维方式，提供了道德、太极、阴阳、有无、理、气、心、性……等一系列基本范畴。儒、墨、法、名、阴阳各家都在这本源论基础上，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共同造就了具有无比宏富博大的中国哲学之树。”

       著名学者李德建先生说：“老子的‘道学’对老子以后的诸子百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百家之祖。”

       那么，谁对《道德经》注释的起点高、有深度、有影响而被大众所公认呢？纵观历史上数千家的注释论著，或“引文而释”或“引文自诠”者，当首推《河上公章句》。可见河上公的《老子注》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是巨大的。

       河上公，史称“河上丈人”，道教尊为“河上真人”。据《史记?乐毅列传》所载，他当生活于战国末期，他的著作《老子注》则流行于汉代。关于他的身世，据《太平御览》卷507《逸民部七》引皇甫士安《高士传》说：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国人也。明老子之术，自匿姓名，居河之滨，著《老子章句》，故世号河上丈人。当战国之末，诸侯交争，驰说之士咸以权势相倾。唯丈人隐身修道，老而不亏，传业于安期先生，为道家之宗焉”。另据《神仙传》记载说，汉文帝对老子的《道德经》推崇备至，不仅自己熟读它，还要求王公大臣们也必须诵读，且不通其经义者不得入朝。尽管汉文帝喜读老子经言，但因深奥玄妙，常有不得其解处，为此他常派人四处寻访高道，以期开悟明示。后得知河上公道全德备，遂即派人前往请教。来使见到河上公后，毕恭毕敬的把汉文帝不明白的地方说了一遍，河上公听后，微微一笑说：“道尊德贵这么严肃的事情怎么能够通过别人来代问呢？”于是汉文帝亲自驾临他所居住的河边小茅屋。河上公看到他来后，也不出来迎接。这时，汉文帝有点不高兴，就说：“《诗经》讲过，普天下哪一片土地不是君王的，四海之内又有谁人不是君王的臣民。老子不也说，‘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吗？君王属于这‘四大’之一，你即是有道行，可不也是我的子民吗？为何如此自高自大，将君王不放在眼里？”河上公听罢，又微微一笑，突然纵身一跃，稳稳地悬在空中，俯首说道：“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又不为人之所累，怎么能算你的子民呢？”汉文帝知道真正遇见了高人，连忙下马躬身下拜，说：“我实在是无德无才，承蒙祖上福荫，才继承了帝业。我深知才疏学浅，恐怕不堪重任。虽然我忙于治理世事，可我一心向道，但由于我的愚钝无知，对经中许多地方仍有疑惑，希望您能给予我教诲。”河上公见文帝言真意切，遂取出两卷经书给他，并告诫他须认真研读，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汉文帝自从得此真经后，每日恭读研习，并以此号令天下，遂有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出现。

       《河上公章句》，为后人学习和研究老子及道教提供了重要依据，它有力的宣扬了“道”的思想，推动了道教的传承和发展。

中华道文化在什么朝代全面鼎盛？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自老子提出“道”这一最高哲学命题后，百家无不环绕而敬仰之，一时注家蜂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时都又对《道德经》曾为我国历史的政治、哲学、军事、文化、宗教、艺术、养生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均是肯定的。

       随着“道”文化的传承、衍化和发展，到了东汉末年，张道陵充分吸收、继承古“道”文化和中华民族固有的“神仙信仰、鬼神崇拜和宗祖祭祀”以“道”而就，正式创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道教”。

       “道教”的创立与形成，标志着华夏古文化从民间的、思维的、散落的，正式成为了有信仰、组织、体系的上层建筑。之后，在历史的推动下，“道教”伴随着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的发展，最终形成并达到了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道教的鼎盛，体现了华夏古文化、古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也体现了大唐政权对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和继承。有人说：“道教盛，则国必强，国弱则道教必衰！”以此来看，这一论断是很有深度、见地的。盖道教为中华传统文化，国家重视它，必然是国泰民安、社会清明之时；相反，道教衰弱之际，也肯定是内忧外患，江河易主、政治、文化颓败之时。

       大唐盛世，以道教为国教，以中华文化高于一切外来文化，以华夏文明为骄傲，以民族精神、民族气节为中华脊梁。全面继承和发展祖国传统文化，同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政治、文化、贸易等全面交流、互通，以此达到了四夷咸服，十方来朝的“大唐盛世”。

宋、元、明，“道”文化的发展状况怎样？

       宋、元、明时期，统治者均尊重和支持道教并视“道”为本位文化，故道教在整体上发展较好。在这一历史阶段，教内可谓高道辈出。如宋时以陈抟老祖的“太极图”及“阴阳学说”等，直接推动了宋“理学”（即新儒学）的形成与鼎盛。金元时期以王重阳祖师为代表的全真“三教合一”思想，推动了道教的变革与发展。丘处机大真人，不远万里去给成吉思汗讲道止战，他的“一言止杀”大功大德，使道教一度延为国教。明时以张三丰祖师所创立的“太极拳”及“养生功法”流行全国（之后逐渐盛行、风靡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明后期道教中出现了一些不良风气。即：有心术不正而攀附权贵者、有装神弄鬼敛人钱财者、有不学无术而欺世盗名者。这些现象的发生，直接导致了教内矛盾的突出、统治者的疏远，致使道教呈现停滞不前及下滑趋势。

中华“道”文化为什么在清朝衰败？

       大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他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的中央政权。纵观大清两百多年的历程，从它的昌盛到没落、从建国到结束，虽然是历史发展性的必然，但也从中可以看出，多有人为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如我们能直剖深层，以此去探讨这一问题则会发现，有很多令我们值得去深思、去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和工业文明的冲击，大清王朝在梦想以外来文化、外来文明巩固和加强他的统治政权的时候，曾采取了一系列相关的方针和政策。这些措施的实施，最终历史证明它是错误的、极左的，也是自我走向灭亡的选择。下面几项为清末亡国的政治策略：

       一、亲满抑汉。大清是以满人建立的统治政权，其唯恐汉人不服、处处设防。在政治上满人（八旗子弟）独霸朝纲、飞扬拔扈，欺辱、排斥汉臣。致使许多饱学之士，宁愿归隐乡野也不愿与其效力。

       二、精神丧失。为了大清江山稳固，统治者不去提倡大汉文化，却鼓励和推行自己的满族文化，甚至在全国强行推动他的“剃发令”。同时为了泯灭汉文化和民族凝聚力，极力贬低、压制、排斥本位文化，致使国学衰败、传统丢失，民族精神荡然无存!

       三、丧权辱国。当西方借用强势“外用武力、内用文化侵略”之际。统治者不敢把枪口对准西方列强，却瞄向了自己的同胞。如大清末期签订的一条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基本上多和西方洋人的传教士强行传教，而老百姓奋起反抗、抵御，或杀教士、起义有关。

       统治者对外卑躬屈膝，除了赔送黄金、白银外，还要割地求和以自保；对内（老百姓）则手段强硬，毫不留情，动辄抄家、充军、杀头，甚至还要诛连九族。

       四、自酿苦果。当大清江山摇摇欲坠之际，皇帝依旧不忘淫靡享乐，而大臣们则贪污腐败、相互倾轧。

       中华文化、民族精神的丧失；对忠良、有志之士的排斥和压制。最终导致了大清王朝只能在东躲西藏如同丧家之犬一样的生活中结束。

       大清王朝的结束，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由于统治者对外来文化的屈从和重视，而中华“道”文化又长期的被压制和排斥，最终导致了极度低迷和衰败。

为什么说“中华文化已沉睡百年”呢？

       历史推动了清王朝的结束，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由于大清统治者长期压制和排斥本位文化，致使传统丢失，道教陷入极度低迷衰败的状态。

       随着西方工业化的进程和文艺复兴的思潮，中国传统道教再次陷入低谷。为什么会这样呢？即当时的风潮是，能奔赴海外留洋是莫大的荣耀（诚然，借鉴、学习新的知识、事物很好，但不能“数典忘祖”），故纷纷效仿。回国后，穿起来的是洋装、说的是洋话，连吃饭都不会用筷子而必须更换刀、叉了。同时视西方文化为旨归，崇拜西方人最文明、连西方的月亮都觉得比中国的圆。相反，把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视为糟粕、落后、迷信，把百姓视为愚昧、无知。故已故国学大师陈撄宁老先生曾针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这一思潮，深刻指出：“吾人今日谈及道教，必须远溯黄老，兼综百家，确认道教为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寄托，切不可妄自菲薄，毁我珠玉，而夸人瓦砾。须知信仰道教，即可保身；弘扬道教，即可救国”。也就是说，道教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支柱，是中华名族抵抗外来文化侵略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

       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但这一“挟洋自重”的“崇外思想”和“全盘拿来”主义，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得以结束。但好景不长，以江青、王洪文为集团的四人帮搞的“文化大革命”,再一次把中华文化推向了万丈深渊。他们把传统文化视为糟粕、宗教视为牛鬼蛇神，加以丑化和鞭挞。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贯彻和落实宗教政策，开放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活动场所，为受迫害的宗教人士、干部平反昭雪。

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全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消费水平快速提高。就在这一片形式大好背后，在我国学术界的部分人员当中，“崇洋媚外”的死灰又有复燃之势。有的视“洋文化”哪怕是别人不用的“洋垃圾”也捧着、供着，还“洋洋得意”不可一世。也有的仅靠“一把剪刀，一瓶浆糊”相互抄袭（文章）、大肆鼓吹；有的不懂历史，仅凭“个人好恶、主观臆断”，做出所谓的“专家论断”；更有以“要想出名靠绯闻、要想出书靠骂人”的信条，来给自己涂点粉、添点彩。由于认识上的、学识上的问题，故在这一阶段，中华文化没有新的、大的进展和成果。

       相反，当西方的工业文明走到死胡同的时候（认为“物质、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300年的黑色文明，最终导致了世界性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耕地锐减、粮食短缺、水荒、干旱威逼、森林消失、草原萎缩，以及两极冰帽融化、地球加剧升温，以致疾病、瘟疫盛行……）此时，西方学者都转过身来，重新审视东方、认识中国。并说：“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文化；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先了解道教文化”。并一致认为“二十一世纪必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如英国天文学家沙里斯在他的《新科学的诞生》一文中说：“前进的唯一道路是转过身来重新面向东方，带着对它的兴趣以及对其深远意义的理解离开西方的污秽，朝着神圣的东方前进。”英国皇家学者、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则更从老子智慧中发现其伟大的世界意义，那就是“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对于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民族精神、气节、素质的快速提升。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德治国的战略实施；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坚强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必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类、文化多元的大环境中率先崛起。

        “百年国耻、百年沉睡”，炎黄子孙已觉醒，华夏民族已振奋。相信，并祈愿人民未来的生活更幸福、未来的明天更美好、未来的祖国更繁荣，未来的世界更和谐、更精彩。

为什么说“道”无国界呢？

       《道德经》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第二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第十三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指做出榜样）……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第二十八章）。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第二十九章）。夫乐杀人者（指借用强势兵力于天下），不可得志于“天下”（第三十一章）。执大象（道），“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第三十五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第三十七章）。万物得一（道）以生，侯王得一（道）以为“天下”正（第三十九章）。“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第四十六章）。修之（道）于“天下”，其德乃普……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第五十四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第五十七章）。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第六十七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第七十六章）。

       以此看出，在老子的眼里，是没有大、小、贵、贱之分；男、女、老、幼之别；高、低、前、后之嫌，更没有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不同。在"道"的视野中，天下万物是没有区别的，本是一体的（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同属于宇宙、自然的一份子。

       道教承袭了这一教义，并视这一教义为准则，加以践行和发挥。两千年来，“道”这一命题，已成为了人类对阴与阳（观察世界、事物的两面性）及其最高标准和最低界限的两个明显的衡量标准。

       如：常把好的帝王，称为“有道”的明君；相反则为“无道”的昏君。治国称“治国之道”；军事则称“用兵之道”。当官称“为官之道”；经营则称“经商之道”。常言，对人要“厚道”；对老人要“孝道”。男人要行“正道”、女人则守“妇道”，千万不能走“邪门歪道”等。创事业有一套，称他懂“致富之道”；劝穷人不要气馁，应“安贫乐道”、多学一点“门道”等等。做人要讲“道德”，办事要讲“道理”，处事则讲“处世之道”。鼓励别人说“天道酬勤”；劝人则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干事业应放眼长远，要有“发展之道”；管理要会“用人之道”。宇宙间有“天体轨道”、天地间有“阴阳之道”，人世间则讲“和谐之道”。

       世界上除语言的发音表述不同外，其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和看法均是相同的。就连各大宗教（具有一定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这一致性。如：无不把修行好、德行高的人称之为“有道”。“有道”的人“仙逝”后（指去世），往往则又称为“得道”或“成道”。同时都又把宣经传教活动称为“布道”、“传道”等。

       在武术方面也是如此，如把摔跤称之为“柔道”，散打称之为“空手道”、“跆拳道”等。李小龙则根据道教的阴阳学说，创造了一套威震世界的功夫，“截拳道”。人们又善于把锻炼身体，气功等称之为“养生之道”。把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则称之为“替天行道”。同样，喝茶的称“茶道”，弹琴的称“琴道”、行医的称“医道”……等。

       “道”是衡量善与恶、是与非、真与假、美与丑。它既是人类对真、善、美的最高尊称及信仰，同时又是鉴别恶、假、丑的唯一标准和评价。故说：“道”人人都需用，而且都在用。所以要想堂堂正正、风风光光的做人、处世、成事，那就必须“信道、守道、用道”，“依道而行”、“尊道而贵德”。唯知“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才能完善品格、完善人生！

为什么说“道教”是“道家”一脉传承下来的？

       在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研究道教的部分学者，持道家和道教是两码事的观点。他们的依据是，老子提出了“道”，但是没有创立教派（指道教），故不具有宗教性质，认为不能混为一谈。

       当然，这一种声音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文化、素质、阅历等层面的不断提高，这一些学者基本上改变了看法，认识到了这一问题。

       其实，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不正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吗！如果没有“三皇五帝”的古文化、古文明，就没有《道德经》。没有《道德经》，哪有“道家”思想。而恰恰是有了《道德经》，有了“道家”思想，才有力的促进和推动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而道教的形成以及信仰、教义等也正是禀承了这一古老传统才得以建立的。其实这一文化传承现象，也正像家族血脉传承式的延续一样，没有祖父、哪有爷爷。没有爷爷，哪有父亲、哪有自己？

       所以说，“道家”和“道教”乃至上古时期的“道”文化，以至后世道教及宗教衍化和传承都是历史现象、必然现象、自然现象。这是任何一个具有民族自尊心理、懂的历史发展，客观审视文化传承现象的基本认知和规律。这是任何人不可否认的。

       正如安徽大学孙以楷教授所说：“道教因‘道’而得名，他们把老子奉为教主，又以《老子》为经典。因此，道教与道家的联系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浙江大学孔令宏教授说：“老子的人生态度深刻影响了道教人士仙风道骨的品格，使其形成与世无争、淡泊名利、乐善好施、博爱济众，超迈脱俗的主流风格”。

为什么说“儒、道”文化本一家？

       中国社科院教授胡孚琛先生说：“中国三皇五帝时代的文化是元始的道文化，它为人类留存下大同社会的文化基因。”

       道学文化自三皇五帝起始，延续、传承，直至东周（春秋）时期，老子撮其精要、集其大成，所著一部令世人叹羡的《道德经》之后，诸子百家无不环绕而敬仰之。至此，“道家”思想成了先秦“百家争鸣”局面中的主流。这正如著名学者杨宪邦先生所说：“老子创立的道家文化一直在中华悠久文化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主干作用”。

       而孔子的“儒家”思想，要比“道家”较晚，且在当时诸侯争霸的大环境下，中肯的说并不为“显学”。故有孔子问礼于老子之后的“犹龙之叹”。这也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指出的“老子与孔子同时，且为孔子的先生，在吕氏门下的那一批学者也是毫无疑问的”。两汉之际，“文景盛世”即以“黄老”无为而治，达到了历史上第一个“清平盛世”。这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开疆拓土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财力、物力基础。

       值得提出的是，“道家”思想，是“以民为本”来作为政治基础的。如指出：“圣人（指统治者）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就是要统治者必须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同时还告诫统治者“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为什么老百姓饥饿、贫困、难以治理，甚至反抗（不怕死）。就是因为官吏们贪污腐败，只知道纵情享乐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所造成的。为此，他还深刻的对统治者提出了批判和教育。说：“我（以下均指统治者）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情，而民自清”。这些尖锐的批评，对于统治者一心想独断朝纲，唯我独尊的诸侯乃至皇帝来说，无疑是削弱他们的政治权利。故从汉武帝开始，实行了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而“儒家”的“三纲五常”唯君独尊的思想，正迎合了统治者的胃口和政治需求。著名学者胡孚琛教授曾精辟论断说：“道学文化是母系氏族共产制的大同社会形成的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尽管周文王、周公旦、孔子、孟子倡导的父权家长制儒学文化后来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每到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仍有不少拯危扶颠的民族精英到道学文化中汲取再生的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亡而复存，衰而再起的根本原因”。

       关于谈到“儒学”和“道学”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从哲学、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影响及贡献上。英国皇家学者、《中国科技史》作者李约瑟教授指出：“中国历史上科学的起源和发展是和道家、道教而不是和儒家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是科学人道主义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在古代，儒家提供了人道主义，而道家提供了科学”。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我的良好的精神状态也要归功于阅读孔子，而主要是老子。”我国著名学者黄友敬老先生指出：“我从道儒佛医武诸家理法，溯流而上，探索到它们的源头—《老子》；同时从文学、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而循流索源，走到它们的源头—《老子》”。中国著名作家、学者林语堂先生在他的《中国哲人的智慧》中说：“在孔子的名声远播西方之前，西方少数的批评家和学者，早于研究过老子，并对他推崇备至”。

       不管“儒”前，还是“道”先，也不论影响，贡献大小、多少。儒道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都是一个母体文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不难发现，从先秦时期的“儒、道”文化兴起，直至近代，其间都是贯穿着“儒道”互补、互济、甚至有“共兴”或“共辱”的特性。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有人要问我们应该去学什么、做什么？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教授在他的《想戴博士帽先过<老子>一关》中说到：“基督教国家的学生要求读《圣经》，伊斯兰国家学生要读《古兰经》，中国学生要读什么？应该读《道德经》和《论语》。让博士生读《道德经》、《论语》，有三个好处：培育民族责任感、锻炼形象思维能力和学会如何做人。”

台湾道教发展是怎样的概况？

       台湾道教，据清代杜臻《澎湖台湾纪略》说，唐代著名道士施肩吾率族至台，始有道教。之后，茅山、正一、清微、全真等派也相继传入台湾广大地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与日本帝国签订《马关条约》，将宝岛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日本侵占台湾后，为了消灭汉民族的文化意识和破坏民族凝聚力，曾大肆毁坏道教庙宇，限制道教发展等。但由于台湾民众的极力反抗，日本统治者才不得不放宽政策。

       1949年，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随国民党同达台湾。至此，台湾道教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较快的传承和发展。张天师为了使台湾道教更加规范和有效的管理，遂成立“台湾省道教协会”（后改为中华道教会），并在各市县也相继成立分会和支会。同时还积极筹备和成立了香港、菲律宾、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驻外办事机构。

       台湾道教，宫、观、庙、堂、祠、社、院、坛等场所众多。据1992年1月2日安维芬《台湾庙多》说：“台湾各种宗教寺庙教堂约15000余座。其中道庙6518座，佛寺1588座，基督教堂1721座，而且尚未准予登记的神坛还有4820余座。数字显示，台湾民间信仰以道教为最盛、佛教次之，基督教排第三。”

       台湾道教供奉的神灵以“三清道祖、玉皇大帝、妈祖（天后、天妃）、吕祖、张天师、真武大帝、财神、药王、土地、城隍、保生大帝、文昌帝君、开台圣王等为最。台湾信徒众多，根据调查，信仰道教的民众占全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之多。可谓村村有庙，家家礼神敬祖，体现了炎黄子孙，崇拜华夏祖先、古贤圣哲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

香港道教发展是怎样的概况？

       香港道教，据记载在清时便建有轩辕祖祠、天后宫、侯王庙等。公元1842年，清廷被迫与英帝国签订《南京条约》，英国占领香港大部分地区。1860年，清廷与英帝国再次签订《中英北京条约》，香港南九龙半岛被英国强占。1898年，清廷再一次被迫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北九龙（新界）被强行租用，租期为99年。

       公元1967年，香港道教界共同发起成立了“香港道教联合会”。“道联会”所辖宫、观、祠、堂、阁、坛、馆、洞、院、园、舍等一百余座活动场所，会员多达数十万。该会宣称以“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为立德基石，以“劝人向善、怜孤恤寡”为宗旨。同时兴办社会公益活动和慈善事业等。

       香港道教著名宫观主要有：“圆玄学院、蓬瀛仙馆、青松观、啬色园（黄大仙庙）、云泉仙馆、省善真堂、竹林精舍、竹林仙馆、飞雁洞、纯阳仙洞、蓬莱阁等。主要信奉的祖师、仙真有：“三清道祖（以太上老君为主）、黄大仙、吕祖、妈祖、财神、太岁、药王、土地神等为最。

       在香港道教各庙中，尤以黄大仙庙香火最为鼎盛，每日香客云涌，朝拜进香，祈愿、还愿者不绝于道。青松观则为了弘扬道教传统文化，曾先后在美洲、欧洲、澳洲、新加坡等地建有多处道观等。蓬瀛仙馆除和其他宫观一样建有多所安老院、学校、诊所外，还建有电视频道、道教资料库、道乐团等宣教机构。

       总之，香港道教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在内地八十年代之初，有很多宫观惨遭文革破坏而无能力修复时，香港道教界同仁积极支援。除修复多处大的宫观外，还帮内地兴办公益事业，诸如修桥铺路、捐建希望学校、敬老院等。充分体现了道教济世利人、助危扶贫的优良传统。

澳门道教发展是怎样的概况？

       澳门道教，明代初即有妈祖阁，清时正一、全真等派相继传入。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廷被迫与葡萄牙签订了《和好通商条约》又称《北京条约》，澳门被侵占。

       现今澳门地区主要的宫观有：妈祖庙、吕祖宫、医灵庙、紫阙玄观、云泉仙馆、哪吒庙、康真君庙、关帝庙、女娲庙、太清观、北帝庙等。

       信奉的神灵有：三清道祖、妈祖、真武大帝、东岳大帝、北岳大帝、土地神、城隍、财神、文昌帝君、药王、吕祖、哪吒、女娲娘娘等。

       澳门道教与香港、台湾相比，则庙少、人也少，发展较慢。1999年，随着澳门的回归、“道教协会”的成立，澳门道教开始与内地及港台道教界进行广泛的联系与交流，现已呈现出发展较快的新景象。

道教在国外有怎样的影响？

       随着我国历史上大唐盛世社会的发展，政治、文化、贸易等，对外相互交往、交流，中国道教也随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韩国及东亚等国。

       其中，越南、朝鲜、日本传入的较早。在越南，史学界均认为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之际，道教就传入并影响了其文化的发展，并对越南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道”这一哲学思想，在越南文人的作品中，可以说随处可见。同时文人在仕途上失望、无能为力时他们都用“道家”的无为、清静、抱朴等来表现他们超然物外，追求宁静自在的情怀。“柔弱胜刚强”的道家哲学，也成为越南人在处世层面的指导思想，引领着人们的生活、生存方式。

       而据朝鲜史籍《三国史记》记载：公元3世纪时，老子《道德经》、《列子》已在百济、新罗社会中流传。唐时，道教正式传入朝鲜。道教在朝鲜除吸引了大量的信奉者外，同时它还对朝鲜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日本和道教可谓历史渊源流长。道教的长生乃至成仙信仰，可直溯至我国的先秦时期，多少位方士去深山采药、大海中探险。其中，方士徐福就率三千童男、三千童女远达日本。即今日日本乃有徐福墓、徐福纪念馆等遗迹。在日本的习俗中，特别是在对“道”的崇拜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如他们把摔跤运动，称之为柔“道”；把散打称之为空手“道”；把高于一切的民族信仰则称之为武士“道”精神。

       而韩国在医学方面，则受“道教、道家”，经典、养生、阴阳学说，医学等影响深刻。

       在其它国家，随着华人的外出和文化上的交流，道教在世界各地分布也十分广泛。但道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

       一、不是教职人员外出传教（更没有强行传教的先例），而是历史上国外使节、商人等将道教带回自己的国土进行了不自觉的传播和信奉；华人、华侨远赴国外，往往将带着对祖国的眷恋和热爱，带着对祖先的崇拜、神仙的敬仰，而修建宫、庙、祠、堂等，加以供奉和朝拜。故有学者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庙宇；有庙宇的地方，就有道教信仰”。

       二、道教尊崇“道法自然”的思想，以“处下、不争、谦让、慈俭”为教义。对外、对内不求张扬但“得”柔弱（柔弱不同于字义上的软弱和懦弱）。这一教理和教义正和中华民族的性格“不强势、不霸权、不欺弱”相一致。

       三、在世界各地，对道教信仰的角度、层面均有所不同。如：有信仰道祖、神灵，以期护佑吉祥、如愿的；有将道教视为哲学，加以学习和研究的；有将“道家”思想，作为政治、军事范畴，加以探索和运用的；有学习道教养生、气功、太极、强身健体的；也有学阴阳五行、中医治病的；也有将道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艺术去追求和体验的……。

       总之，国际学界公认为“道教文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可以说，每个人只要走进道教，不管是否有信仰、有何信仰，都会有收获。这也正如著名学者邓华祥、肖忠生所说：“《道德经》讲的是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讲的是人类大悟性、大智慧、大超脱、大解放、大无为、大超越、大认识，是一种恬静的精神境界”。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孚琛教授则说：“道学文化是拯救世界的文化，是改变地球船航向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文化，是海纳百川的文化，是弃旧创新的文化，是开拓前进的文化，是积极进取的文化，是无往而不胜的文化，是走向未来大同世界的文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内地道教与世界各国道教界联系极少，对世界道教缺少了解和认识。而在台湾的第六十三代张恩溥天师，则一直努力、从事着向国外宣传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工作，并且联系十分广泛。据1952年台湾《中华日报》编印的《世界要览》及台北“嗣汉天师府”驻海外办事处调查统计（注：仅和天师府有联系的道观）：北美洲设坛或庙54座、南美洲85座、欧洲98座、非洲54座、大洋洲130座。亚洲，包括日本12座、韩国11座、泰国9座、缅甸7座、印尼4座、印度2座、菲律宾258座、马来西亚135座、新加坡198座。同时天师府还在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等国设有办事机构。（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人再做过统计，现在的数量将远远超过以前的数字）。

       随着国际上对道教文化的认识和重视，二十世纪初及至七八十年代，世界上拥现出一大批热衷于研究东方文化的专家和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及影响，有力的推动了道教的传承和发展。这些国际著名学者主要有，日本：小柳司气太、武内义雄、吉冈义丰、福井康顺、洼德忠、酒井忠夫、石川忠久、蜂屋邦夫、三浦国雄、吉田纯等教授。英国：李约瑟、彼得龙、鲁桂珍(英籍华裔)等教授。法国：葛耐、马伯乐、石泰安、康德漠、施舟人等教授。美国：韦尔奇、西文、斯特里克曼、萨梭、顾立雅等教授。加拿大冉云华教授、澳大利亚柳存仁教授、瑞士霍曼教授、德国赛德尔教授、荷兰威舒尔克教授……。

       在各国的著名学者中（注：近现代又出现了一批新的专家和学者，因篇幅有限，故未录入），公认为日本学者“人数多、成果丰、有深度”，而受到同行者们的青睐与关注。

为什么说“道”是宇宙间的“和谐”之音？

       道教是因“道”而得名，故谓之“道教”。道教尊“道”而贵“德”，以“处下、不争、柔弱、谦让、慈俭”为教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主张“互敬、互爱”。在道教的教义中，可以看到处处体现着“积极”的理念，这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所说的“道教关于和谐、善意、合作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了当前国际社会的基本理想，也是联合国努力促进，不同文明间对话与合作的出发点。”

       当今世界，本应是文化、种族等多元的、二十一世纪文明的，共同发展的社会。可是事实证明，世界不太平。诸如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种族歧视、军备竞赛。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相互攻击、诋毁，甚至战争。无节制的对自然、资源进行浪费、开采，引发的生态恶化、空气污染，以此诱发的干旱、洪涝频现，疾病、瘟疫盛行……。

       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都把关注人类、关注自然的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道教。如黎明大学陈水德教授说：“老子是人类能够参与自然和谐过程的导师，是人类命运日趋衰落的救星，老子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同时是人类铲除邪恶破坏自然完美的有效利器。”美籍奥地利物理学家卡普拉在他的《非凡的智慧》一文中指出：“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在他的（《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一文中则说：“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甚至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人类文明所将达到的状况。”

       道教倡导以“道”治国，以“德”治国，甚至提出了，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的政治主张。只有充分认识到“处下、不争、谦让、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哲学底蕴；不以“兵强天下”、“不霸权、不欺弱”，才能够为“社稷主、天下王”，而“诚信天下”、“誉满天下”。

       道教注重人格修养。要求以“道”修身、以“道”处世。对上不谄媚、对下不粗横，而是对内对外不卑不亢、淡泊宁静。道教的这一种人格修养，正如俄文学家托尔斯泰所称赞的“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浙江大学孔令宏教授则说：“老子的人生态度深刻影响了道教人士仙风道骨的品格，使其形成与世无争、淡泊名利、乐善好施、博爱济众，超迈脱俗的主流风格。”

       道教尚科学重实践，反对不切实际、弄虚作假。道教追求健康、长生的科学精神，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提炼、实践的诸如炼丹、养生、太极、中医……，就是为全人类所做的重大贡献。宗教讲科学，是道教的一大特色。正如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所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而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关于科技成果及其智慧，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对道教推崇备至，说：“道家有一套复杂而微妙的概念，他是后来产生的中国一切科学技术思想的基础”；并断言“在中国文化技术中，哪里萌芽了科学，哪里就会寻觅到道家的足迹”。

       道教倡和平反战争。《道德经》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军队是用来维护和平、维护稳定的。如把军队看作是强权、霸权、扩充、侵略的利器，那是不吉利的，不得人心的，是违背“天道”的。老子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敢进寸而退尺。”同时指出：“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只要搞侵略、搞霸权、是得不到好下场的，结果必然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总之，“修之（“之”均指“道”）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只要信道、用道，无论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是无往而不利的。有鉴于此，笔者以为：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必然是一个迷失方向的国家；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必然是一个短命的民族；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必然是一个堕落的人。

       道教文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以老子之道入世可以修养治平，以老子之道出世可以超凡入圣。得大道之滋润，用大道而生辉。大道文化，光昭日月，福泽群生。其必然是二十一世纪全人类乃至宇宙之间的“和平”之声、“和谐”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