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篇放在一起学习，都是关于重庆谈判的问题，《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是毛主席前往重庆前两天起草的党内的通知，《关于重庆谈判》是从重庆回答延安后，在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从这两篇中，主要体悟两个点，一是战争性质的问题，一是弱势一方该代表谁的问题。
1、关于战争性质
从这一前一后两篇文字中，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一点，就是在这个谈判的问题，关键问题是争夺舆论上的制高点，谁也不想被扣上发动内战的帽子，尽管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还未结束时就不断制造摩擦，但面对各方希望和平的愿望，他也不敢贸然发动全面内战，承担这样一个罪名。
吴起讲有五兵：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
这定义了五种战争性质，禁暴除乱，拯救危难的就叫义兵；倚仗自己兵多势众而征伐侵凌别国的叫强兵；因个人忿怒而兴师动众的叫刚兵；背弃礼义贪图私利而用兵的叫暴兵；不顾国乱民疲而发动战争的叫逆兵。
吴起还认为，针对不同性质的用兵，各有特殊的方法，在其兵法中也有具体阐述。
很多人认为，《孙子兵法》最大的缺陷就是缺少对战争性质的定义，而我则认为，这与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孙武子所处的春秋末期，他的军事思想应该与老子的思想一致，即战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任何战争对国家对人民来讲都是一种破坏，因此要慎重。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老子思考社会清平的方式是“小邦寡民”，孙武子思考社会和平的方式是运用好自己的力量以战止战。
吴起为什么定义战争性质，大概是因为他有儒家学习背景的缘故，他不仅可以为将，还可以为相，从其经历可窥一斑，他早年跟曾子学习儒学，因为母亲去世没有回去，被曾子逐出师门，他改学兵学，最初在鲁国为将，后到魏国，创建魏武卒，晚年又到楚国为相变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战争的需要，逐渐有了对战争性质的定义，包括许多战争檄文，都从道义角度将对方绑架起来，使对方变成非正义的一方。
国民党自从抗日战争开始，就处处被动，关键在于私心、私利太重，在民族存亡之际许多不作为，许多犹豫不决，将其不断推向“反动”，甚至今天台湾的他们依然残留这种思想，以致于他们继续败退。
重庆谈判前，他们自以为我党不会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很多谈判相关工作都没有准备，没想到我们做出很多让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谈判的准备工作不充分，许多内容都是我们准备的，他们也只能按照这个进行了，这注定了他们在这一局，以及后边的工作中越来越被动。
或许也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不适应中国当下的形势，而他们对这个形势缺乏准确的判断。
从这个角度讲，内战的性质决定了最终的结果。
2、弱势一方应该?代表谁
文中反复强调，我们等于人民，我们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国民党老早就定了主意，要消灭人民的力量。
就是说，我们党代表人民，这是一个站队的问题，将对方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推向希望和平、希望民主的人民的对立面。
不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凡是小企业都代表消费者，他们更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和痛点，然后去满足消费者，以从大品牌那里抢夺市场，如果与本领域的强势品牌打舆论战，也是从自己代表消费者这个角度去说事。
而某个领域强势的品牌，他们则更多从发动渠道资源开始，对于消费需求变化的敏感性越来越差，这与组织庞大有关。
这种站队的方式几乎是弱势组织成功逆袭的基本套路，当然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发动大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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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读毛选：从战争性质到弱势组织的通用模式，学习重庆谈判前后二文发布于2021-07-01 11:4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