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社会是一个无比生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一个地位特殊、阶层广泛、且包含有一部分贵族在内的政治集合。他们与各级宗法贵族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春秋时期政治舞台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当时的贵族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就是春秋社会中的——国人。

春秋之国人不仅参与当时上层贵族所领导的拥护或反对与其利益、愿望相悖的国君、贵族的政治斗争，而且还积极地以他们的政治舆论影响国家政治的决策。他们既是维持国脉延续的卫士，又是主持正义的化身。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与之密切相关。

国人的三个成分属性

1、国人是居于国中之人

这表明凡是距王城百里以内的区域都可称之为国中。而这也是王畿国中的划分。诸侯国最初由于其封土的狭小，因此其国的范围亦较狭窄。至春秋时期，随着诸侯国随着疆域的扩展，其国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有的甚至与西周王畿之制不相上下。

由于国是贵族统治者所依赖的基本势力范围，也即史籍中所记载的“六乡”或“三乡”的所在地。因此依赖国中的居民，来统治鄙野之氓，是自周初以至春秋贵族所谓的“城市支配农野”的最主要的政治格局。这也是国人居国的目的所在。

在当时，由于国人在国中所居的区域的不同，因而随其所有的政治、经济地位也有有远近的不同。一般而言，国人中的上层即一部分大夫及士居于国都中的里内，而其族人则居住于国都的廛（chán）中。这也即《周礼·地官·载师》所谓的“以廛里任国中之地”。

由于国人中的上层居于国都里内，因此其族人亦即与其血缘较近者居于都中的廛内。以此推之，与其血缘较远者，当移住于郊内。可以说国都中则居住着国人的大部分人口。

2、国人并非完全由来自同一宗族或同一血缘关系的居民组成

上面说到居于国中之人为国人，并且往往都是有血缘关系的，然而事实上，国人并非都出自同一宗族或同一血缘关系的成员。

我们都知道，成周是西周王朝的东都，同时它也是殷民聚居的地方。西周立国后，以置“三监”的方式来统治殷民，结果出现了“三监”之乱，在遭到失败后，如何以“小邦周”来统治众多的“殷顽”，遂成为西周统治者的头痛之事。

于是，吸收、同化殷民及其它部族就成为周王朝的治国大纲。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周人迁殷民居于洛邑，并吸收其优异之士参加统治，而这一事实也造就了王都中异族国人的存在。《尚书》云：

“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赍尔。迪简在王廷，尚尔事，有服在大僚。”

又《诗经》云：

“殷士肤敏，裸将在京。”

很显然，从上面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殷人有田、可以出任周王朝的官吏甚至是重要的官吏（大僚），而这其中的殷人居于国中者，至少有一部分应是属于国人。

另外根据在周公《多士》中的告诫可知，其居于国中者，多是原来殷贵族及其宗族或家族成员，自然也应包括许多殷自由民。他们与周人疏远的宗族成员几处于同一水平。而这一事实也被现代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上面我们说到的是周天子所统辖的地区的一个情况，再放眼到各诸侯国（同姓或异姓）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同姓诸侯国

在同姓诸侯国如鲁、晋、卫等国中，国人中的异姓成分也是显而易见的。《左传》记载，在鲁、卫、晋等建国之时，被分别赐予了“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及“怀姓九宗”等，并命令他们“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以法则周公”，而成为了鲁、卫、晋国人的一部分。而这些都表明了他们的国人身份。

2、异姓诸侯国

我们知道齐地本是殷人的统治区域，因此自然也会活动着大量的殷民。《左传》记载齐国都城临淄最早为爽鸠氏居地，后依次为“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逢伯陵与薄姑氏都曾为殷诸候。既然殷之一部薄姑氏居于临淄，则齐国国中殷人的存在也是不可免的，必然会有一部成为齐之国人。

通过上面我们可知不论是周王朝及其同姓诸侯国，还是异姓诸侯国中的国人，其并非是由出自同一宗族、同一血缘的居民组成，其中的一部分与封土内的统治贵族有着不同的血缘关系。因而，国人中是存在着异民族成员的。

3、国人是一个随历史发展的特定的阶层

上面我们说到，国人是居于国中之人，又而且往往又是由不同部族或氏族所组成的集合，因此国人组成的阶层的广泛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据记载，在国人存在的早期阶段，还包括卿大夫阶层，至少在春秋中期以前还是这样一个情况。

至春秋中晚期，国人的成分构成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动。由于贵族爵禄制度、等级制度的日渐消亡，宗法性之士纷纷沦落到了平民庶人的行列，于是国人从以士为主一变而为平民庶人为主的状况。于是，国人地位下降，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沦落到了服劳役的地步。

在不同时期，这一集团中的主体有所不同，各阶层的权力、地位也有所不同，但都是贵族统治所依赖的基本政治力量。

国人对贵族政治的影响

由于国人是贵族统治者所依赖的基本政治力量，因而，这也是在周王朝与诸侯国的许多重大活动离不开他们的原因之所在。国人的各种活动有机地构成了春秋时期社会历史及贵族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对贵族政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主要集中地表现在国人的议政、参政等活动方面。

1、询国事

国人的大部本是脱离氏族制度不远的与统治者有一定血缘联系的阶层，在他们的意识中，国君的统治与大的氏族长的统治无别，所以，凡国家大事，都仍循着氏族习惯的旧制去主动询问，并发表看法，来影响决策。《周礼·秋官·司寇》云：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的“三询”是贵族统治者定期向国人了解、询问政治情况的方式，然而由于其局限性与被动性。因此，国人很多时候并不满足于“三询”的方式，而是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贵族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施政的详情。

比如通过“乡校”等公共活动场所，来了解贵族“朝夕”之决策的信息，并评议其当否；从蒙冤或到不公平待遇的贵族的呼声及怨言中了解国情、政情等。

《左传》记载襄公二十年陈公子黄受到庆寅、庆虎的威逼，在奔楚临行时，便宣言于国说：

“庆氏无道，求专陈国，暴蔑其君，而去其亲，五年不灭，是无天也。”

这一说引起国人对公子黄的怜悯，很快舆论倒向公子黄，并增加了国人对庆氏的憎恨。此后不久，庆氏在筑城时因暴虐而被国人所杀掉，而这显然与公子黄事件不无联系。

又《左传》记载：

“哭而过市，曰：‘天乎！仲（公子遂）为不道，杀嫡立庶。’市人皆哭，谓之哀姜。”

鲁国公子遂杀嫡立庶，文公夫人归齐之时，由于国人同情哀姜的不幸遭遇，最终在宣公十八年，鲁人终逐东门氏，而这也与国人的好恶不无关系。

通过这些途径，国人便可了解贵族政治的得失，以确定自己的参预方向，从而也就对贵族的政治施予了正面的影响。

2、参与政治斗争

在当时，国人不仅参与立君、纳君的活动，也参与弑君、废君、出君的斗争。《左传》记载昭公二十年：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国人弗顺，欲立著丘公之弟庚与。”

在蒲余侯的策划下，废郊公而立莒共公庚与。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国人废君事件。此外，徜若国君无道，在贵族政治伦理允许的前提下，国人也会义不容辞地参与到“弑君”的事件中来。

同时，如果国君违背国人的意愿，国人还会驱逐国君。反之，即便是某位国君被贵族所逼出亡，而当国人拥戴他时，也可以亡而纳之。正由于国人参与了立君的活动，因此许多谋立国君的秘密活动，事前，国人便都知道。

国人除了参加反对国君的斗争外，且常常还参与贵族间的政争。《左传》记载昭公十年，陈、鲍二氏与栾氏、高氏“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栾施、高强来奔，陈、鲍分其室。”而陈鲍二氏的胜利，就是依靠了国人的力量。

由于国人力量的重要性，使得上层贵族往往都寻求国人的支持，为此，他们不得不“礼遇”国人。《左传》记载文公十四年：

“子叔姬妃齐昭公，生舍。叔姬无宠，舍无威。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

骤施于国的作法，便是多次向国人施舍财物钱粮，以争取国人的支持，而求得君位。

另外《齐世家》云：

“舍之母无宠于昭公，国人莫畏”

当时的商人在舍无威的情况下，遂争得国人的支持，最终杀舍，即位为齐懿公。无独有偶，宋公子鲍礼于国人，也以同样的手段礼遇国人而取得君位。所以，在激烈动荡的春秋时期，一些卿大夫为了长久地保其禄位，也不能不“礼遇”国人。

国参与贵族的政治斗争，并非是想彻底摧毁旧的贵族统治，而不过仅仅想有个“好国君”，或“好执政”，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的权益得以保护，使其官职或者田产不至于失去。

所以在国君或贵族的行为对他们造成危害时，在贵族政治伦理道德的限定范围内，解决他们与国君及贵族间的矛盾，有时也不得不采取一些过激的政治方式如“弑”或“出”的办法。但是一旦他们的愿望稍稍得到满足，利益得到某些补偿，其斗争也就宣告终结，因此其斗争的局限性也是较大的。这与打击贵族统治、领导奴隶反对贵族统治的斗争有着本质区别。

写在最后

国人与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宗法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关系或联系，这使得他们有参与贵族政治的必然性与主动性，但是由于其组成的主体是下级贵族及自由民阶级，因此其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参政的消极性。

在当时当的那种错综复杂而又风云多变之时，他们为了其家族利益的士和为个人生活与生存的自由民，不得不介入由上层贵族所领导或发动的各类政治事件中来。更由于国人是国中上层贵族依赖的主要的力量，因而凡事也不能不“询问”他们。

当时，贵族虽有吸收一些奴隶参加其政治斗争的可能，但主力、最可依赖的力量仍然是国人。因此，与其说国人参政制是原始民主制的遗存，不如说是贵族政治斗争的需要，或者是贵族僭越政治的产物。

参考文献：《史记》、《左传》、《西周、春秋时期“国人”的社会角色》、《论西周时期"国人"的政治影响》、《西周春秋时期的"国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