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得不说，对于李鸿章这样的评价往往都是很片面的、很不公正的，它放大了李鸿章所接触或者说其所处理过的事情的消极面，而忽略了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如果我们排除其个人的消极影响，首先要说的是李鸿章是一位“变法”论者，在他的思想里，“内须变法”是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纲领性口号，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变通“祖宗之成法”这样触动时忌的措施，要求把具体的洋务的兴办与某种程度的“改革”结合起来。
我们都知道在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清政府的腐败，最早发出“变法”、改革呼吁的是在鸦片战争期间一批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如魏源、龚自珍等人。尤其是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和改革弊政的主张。更是激励了很多改革派，但真正把有近代意义的“变法改革”首次提上议事日程的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而在这些洋务派官僚体系中，在主张借法自强的洋务派首脑人物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一直站在这股潮流前面尽力呼吁变法的只有李鸿章一人。
1、力主变法、改革
李鸿章之所以力主变法，进行改革，是因为他个人对当时的时局有着最清醒、最深刻的认识。众所周知，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欧美列强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后，对外掠夺殖民地的时代。而彼时雄踞远东，早已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经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的洗礼，更是将其推上了更加危急的关头。这也使得它成为了掠夺殖在远东地区争夺的主要对象。
面对国内外这种对国家不利局势，李鸿章并没有象倭仁等顽固守旧派一样，盲目自大，抱残守缺，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中国不可能再与世隔绝，而外国“强兵列器，百倍中国”，必须正视现实。以至于他在写给朋僚的一封函件中，发出了“外国猖獗”、“千古变局”的感叹。
在同治十三年给当时的朝廷上奏《筹议海防折》的奏折中，他对当时世界的变局作了很重要的论述：“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他浅层地比较了彼己之长短，认为西方诸国船坚利炮、工商发达、国力强大，而清王朝军事窳败、财政枯竭、国力疲弱。而这些已大大超过了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中国彼时已经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如果仍拘泥于成法，固守旧章，前途将不堪设想。而面对民族危机如此严重，李鸿章的回答是：自强御侮
2、变革实践
面对国内外的危机，李鸿章主张针对时弊，全面改革
a、变易兵制，整顿军备，加强国防力量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以及绞杀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使李鸿章比较早地、清楚的看到了八旗、绿营旧军的腐败，意识到改革军事、加强国防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尤其是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方面远逊于洋人。“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威整，实非中国所能及。”
李鸿章清醒地看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这种中外武器装备对比的悬殊差别更促使了李鸿章改革军事，整顿军备。因此，他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
“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则可敛手。”
从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出，中国要自强，要对付外国列强的欺侮，就必须首先在军事上的“师夷长技”，而这也就是李鸿章改革军队建设的根本动因。
因此，从1863年起，李鸿章首先为淮军各营聘请了外国教练，又去上海等地大批购置西方新式武器，装备淮军。此外他开始在上海、苏州两地成立洋炮局，选雇洋员，仿制西方新式武器。到1865年冬，李鸿章的五万多淮军全部换成了洋枪。
与此同时，在着手淮军西化的同时，李鸿章又提出了“变易兵制”的主张，要求对清军的编制、装备和训练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
从1864年开始，他要求对占清军多数的绿营进行切实的整顿；还要求建立一支能守卫海口的新式水师。主张向“兵制”开刀。但是，由于清政府和清军内部积习很深，军事改革很难推行。到70年代，绿营兵仍有60多万，使用的武器仍是刀矛弓矢和抬枪鸟枪，内部腐朽不堪。
但是李鸿章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其主张，于是在1874年，李鸿章再次从必须改变“祖宗之成法”的角度提出“易兵制”的问题，对陆军训练和装备表示极大的关注。
这一次，除了对陆军进行整顿、装备外，李鸿章认为还要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海防力量，建立海军，这从北洋舰队的建立过程便可以看出：
1875年，李鸿章和沈葆桢开始负责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着手近代海军的创立。
1879年，沈葆桢死后，海军之规划专属于李鸿章一人
1881年，李鸿章奏请丁日昌为北洋海军提督，北洋海军初步建立
1895年，北洋海军已拥有军舰20余艘
1885年，海军衙门正式成立
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建成，有22艘舰船，总吨位达4万多吨，接近当时日本海军的水平
1891年，北洋舰队举行了建军后第一次大会操
到这时为止，从建制、章程到海港、船坞、炮台、水师学堂等各方面设施都基本建设完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比较完备的海上武装力量。中国海军从无到有，李鸿章的作用不可低估。他运筹帷幄，广购战舰，建立威海卫、旅顺口海军基地，拟定北洋海军章程，终于建立起中国近代史上堪称强大的北洋海军。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李鸿章实为中国近代早期军事改革的推动者，对晚清的军事改革和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
b、“外须和戎”
在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事实面前，李鸿章把“外须和戎”作为对外交涉的总方针。因为他心里很清楚的知道当时中外实力对比之悬殊。他认为：在比较客观地估价了中外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后，李鸿章承认中国的防卫体系落后。然而他却过分地夸大了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而忽视了人、体制等因素，这是他所犯的很重要的一个错误。
因此他认为中国应尽量避免与外国作战，因为即使暂时胜利了，最终也难免失败。这种观点导致李鸿章不敢作积极的抗争，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他在奏折中写道：
“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两国相交，全靠条约，条约如何可以改变？”李鸿章认为半殖民地的现实已无法改变，只要遵守“和约”，便可共处。而正是这一点，也使得时人及后人认为李鸿章的按条约办事是怯战乞和、妥协投降，是迎合了外国侵略者的侵略要求，心甘情愿地承认列强在华的非分权益，不敢有任何非议。
从表面上看来，这种观点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研究和思考，却不难发现，李鸿章的按条约办事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当时的清政府不管从哪一方面的实力来看，想要取消这些条约，是不可能的。既然不能取消，就只能遵守，我们可以在按条约办事的原则下，只要不许侵略者享受条约规定以外的权益和特权。就可以利用条约与侵略者进行合法的斗争。
在李鸿章的对外交涉中，我们其实能清楚地看到，其所主张的“外须和戎”，并不是消极的妥协投降，“外须和戎”只是在当时情况下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希望求得和平的环境，徐图“自强”，不断增强自己的势力与洋人抗争。而且他在与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没有完全的丧失民族意识。
比如在中日甲午战争这一问题上，后世人们在谈论这一事件时，一般都认为李鸿章在此次事件中是退缩求和，指责他到处乞怜列强调停而不作丝毫认真备战。这其实是有悖于历史的真实。
因为历史的事实是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是第一个指出备战方案，第一个着手准备应战，第一个派出军队迎战日军，他麾下的北洋诸军一直是清军在各个战役中的主力部队。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极个别比较特殊的情况，实际上李鸿章在更多的场合表现的还是主和，也是由于他的主和，损失了中国许多不应损失的权益。李而鸿章的误国也正由于此。后世对其批判也是在此。
随着李鸿章对西方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军事工业的开办和经营所带来的原料、经费等困难的日益严重，使得李鸿章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军事工业的发展需要有完整的的一个工业体系，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产生了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思想，提出改变传统的思维方法和生产方式，注重商务。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
“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濬饷源，莫如振商务。”
他强调应该扩大利润的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商战。主张“购器设局，自行制造”，从而达到“敌洋产”，“收利权”，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交通、资金饷源的匮困。为此，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航运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矿务局等等。从“自强”到“求富”，从仿造枪炮轮船到仿行铁路、电报、开矿、纺织，这就在向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道路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在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求富”便不得不面对和外国侵略者“争利”的局面。当时中国沿海的航运几乎全被外轮所霸占，以纱、布为大宗的洋货正以日益增长的势头涌入内地，而且侵略者还贪婪地觊觎着在中国开采煤铁矿产，经营铁路电报、兴办纺织等工业的利权。主权不保，利源外泄，是中国日益穷蹙的根本原因。而李鸿章对此是看的很清楚的。以至于他在创办轮舰招商局时，就指出：
“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所见”，“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在1877年筹办开平矿务局时，他也指出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为了“开发利源”，他力劝山西、台湾等省地方当局开采煤铁各矿，并且强调“借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也不准洋人入股。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的手工业的纺织等，他也很重视，他认为自从和外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是日增月盛，而出口土货年减一年，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
为此，他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纺造布匹。当时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纺织企业，它的创办，开中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之先河。为“求富”而“争利”、“保权”，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这就在最重要的方面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作用。d、改革教育、大量培养和选拔人才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开展，李鸿章清楚的认识到了各方面都需要适用人才。而要培养适用洋务的有用人才，改革育才用人制度是当时最为紧要的。他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节省冗费，讲求军实，造就人才，皆不必拘执常例，而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为了改革育才用人制度，李鸿章通过考察中西教育制度，对西方的教育制度表示钦佩，对中国八股取士制度深恶痛绝，斥为无用且有害。为了培育有用人才，李鸿章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改革科举考试的科目，把洋务、西学也作为进取的一格。
因此，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正式向朝廷提出了两条建议：
1、变通“考试功令”
2、设立“洋学局”
显而易见，李鸿章要求对封建科举考试制度作某些改革，把培养人才作为中国自强自立的根本，作为改革的核心，这一主张应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为了办理外交和洋务，李鸿章最感迫切的是外语人才的培养。他说有了自己的翻译人才，在和外国人交接时，就可避免外国翻译的“偏袒捏架情弊”。于是，1863年，他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成例，在上海、广东等地区增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此后，在天津、上海、福建、广东等地，无不兼设学堂。他强调在向西方学习时，重要的是要“觅制器之人”，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给以优厚待遇，甚至还提出以功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鼓励士子们入“洋务”科馆学习，这的确是李鸿章的创举，是他的“洋务”思想对科举八股取士的渗透和冲击。
1870年，李鸿章接受留学生容闳的建议，和曾国藩联衔专折奏准选派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学习技艺，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官费留学之始，也是对夜郎自大的封建清王朝的冲击。
据记载，从1872年到1886年间，李鸿章等洋务派先后向欧美派遣了共计200多名留学生出国学习外国的技术。李鸿章高瞻远瞩，提出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要求联系实际，实地考察，探求“秘钥”，“精通”各国制造、驾驶、水师兵法，操练成才，为国防“储备人才”，而这无疑是对愚昧、锁国的封建教育的巨大冲击和改革。容闳
写在最后：
李鸿章作为晚清握有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的封疆大吏，以图强御侮为目标，为排众议，悉心改革，不失为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人们常常因他在对外交涉中执行妥协求和的外交路线和残酷镇压过农民起义而一笔抹煞他的改革主张和改革实践，这是不公正的。
李鸿章的改革主张和实践，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是李鸿章的前辈们敢想而不能为的，也是李鸿章的同辈们所不能及的。综观李鸿章的改革主张及实践，虽有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面，但其主要目的是图强御侮。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局限，他的改革意向始终囿于一隅和浮于浅表，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全面深刻的变法思想。因此，他的改革成就并不显著。但是我们不可否定，他的改革的成果在反对外资入侵包括军事和经济的斗争中，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参考文献：《李文忠公全集》、《刘状肃公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