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的变法却或多或少的都夹杂着除变法主派之外的其它各派的思想。可以说是一种混合的变法。而唯独地处关中西部的秦国却只接受了法家的主张，走上变法图强之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答案是：秦国的现实状况决定了秦人需要一种务实有效的治国之术。而且必须是法家才能完成秦国崛起的使命。

秦国变法前的现实状况

可以说，秦人真正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是西周末年到东周初的时候。当周幽王被杀死在骊山下，各个诸侯共同把周幽王的太子立为天子，这就是周平王。周平王继位以后，猖獗于周王畿和关中地区的戎、狄势力有增无减，面的这种状况，周平王无奈决定将国都迁往雒邑。

当周平王仓皇逃走时，秦襄公率领秦兵也参加了护送队伍。因此，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并把岐以西之地赐给秦，并准许与其它诸侯通聘享之礼。这样，秦就由大夫上升为与齐、晋等国地位平等的诸侯。从此，建立了秦国。也开启了秦人发展的新篇章。

外部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铁工具和牛耕已经在广大地区使用，水利灌溉事业也有迅速发展，结果就使农作物的产量显著提高，生产的发展反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也是在这种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和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奴隶社会已经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原地区初步确立起来，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一些重要的诸侯国内掌握了政权。

那些新兴的地主阶级掌权后，在各诸侯国里，都先后程度不同地进行政治改革，建立了封建国家。直接推动各国不断前进。

当时的东方齐、鲁、晋及南方的楚国等重视文化发，培养出了许多学者。齐国有晏婴, 孙武、孙膑等；鲁国有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 墨家代表人物墨子, 历史学家左丘明等；韩国有申不害、韩非等等......,然而这一切都与秦国无缘。在东方各国眼中, 秦人是野蛮落后的, 与夷狄无异。不但秦国没有一个文化名人。而且文化名人的足迹也很少印在秦地。

内部环境：

然而，在这样的打好形势之下，秦国却远远地落在其它诸侯国的后面。当各诸侯国内封建制已经确立、开始进行封建改革的时候，秦国国内却仍旧维持着奴隶制的旧制度。尽管从秦穆公以后奴隶制就在秦国开始衰落，但一直到战国之时，秦国的国和“野”的界限却依旧还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显得它确实是落后了。

由于奴隶社会的旧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所以，使得在战国诸侯争霸以及戎、狄的斗争中，显得愈来愈弱，最后形成被动挨打的局势。尤其是当魏国通过李悝变法慢慢变强大以后，对秦的威胁就更大了。

从公元前四一三年(秦简公二年)起，秦国就受到魏的攻击。而且每一次基本都是以秦国的失败而告终（虽然此间秦也有过小的胜利，但是都是微不足道的）

与外部斗争失败的同时，秦国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加剧起来。尤其是新旧两种势力一直进行着的明争暗斗。最终在不秦献公即位之前，终于以废立国君的形式爆发出来了。这就使秦国出现动荡的政治局面。

虽然在秦献公即位以后，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但是，秦国的旧制度在很多方面都不适应于封建制的发展。必须对奴隶社会的旧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才能使封建制确立下来。于是由献公开始，秦国就正式开启了变法的序幕。

秦献公废除人殉制度、编制户籍、迁国都、推广县制等等，很快就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在军事上慢慢取得一些重大胜利。然而军事上取得的初步胜利，并不足以表明秦国真正强大起来了。因为在秦国最根本的社会制度还没有得到改革。因此有必要再来一次变法，而且是彻底的。于是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继承人秦孝公的身上。

法家，秦国崛起之推手

上面我们讲到了秦国选择法家进行变法前环境，面对上面的这些困境，秦孝公必须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式来实现秦国的强大，那怎么办呢？由于当时的秦国地处西部边陲，缺乏治国之能才。于是秦孝公最终下招募令，希望各国人才入秦，来帮助他实现秦国强大的目的。

最终，很多的人才也都进入了秦国，他们有儒家、法家、墨家等等学派的人。但是最终秦孝公却选择了法家。原因就如上面一开始提到的那样。

先说法家：

法家，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个以法治为核心的思想学派。其思想是由儒家和道家分化发展而来的。其核心在于它否定了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而是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 。毁弃诗书 ，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

而这些观点和主张，对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地主阶级批判旧式贵族来说无疑是起到了理论武器的指导作用，也对新兴的封建制度起到了推动发展的作用。由于法家重视。’法治”，反对“人治”。特别重视发挥法律的作用和强调加强法制的重要性，这对分裂割据和保障封建经济的发展等方面，无疑有着很大的成效，最终对秦的强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商鞅作为秦孝公时，变法的设计者，在其观点中，首先驳斥了”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认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将变法的锋芒直接指向旧礼的改革。他指出必须按照时代的要求社会现实和民情风俗来更礼变法。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形式是“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时代的要求不同不能恪守旧规。商鞅将法律看作是称轻重的权衡，量长短的尺度，是判断是非功过和行使奖罚的公平标准。

再说必然会选择法家的条件:

在秦国，尤其是下层老百姓，由于从建国一开始就为生存做着与周人、西戎等做着斗争，因而其传下来一种很重农尚武的风气。在《诗经·秦风》中写道：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是秦人慷慨激昂的战歌。宋代理学家朱熹解释这首诗时说：

“秦人之俗, 大抵尚气概, 先勇力, 忘生轻死, 故其见于诗如此。?? 其民厚重质直, 无郑卫骄堕浮靡之习”??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 非山东诸国所及也。”

这足以见得，厚重质直的秦人是非常重耕战的。而重耕战的传统与法家的主张却不谋而合。经过商鞅变法更加强化了这一传统，并加以制度化。并且以利益驱动、法律制衡为主要手段的治国思路恰合他们的需要。非常适合来解决彼时秦国的困境。

其次，法家教化百姓的准则是：

“民之欲利者, 非耕不得; 避害者, 非战不免。境内之民, 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

而且他们的信条是, 以法治国, 不能把民众想得太好。因而强调：

“以良民治, 必乱至削；以奸民治, 必治至强。”制定法律的时候， 要设想人人都有犯罪的可能。执法要严， 处罚要重，即所谓的“严刑峻法”。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实践证明，这种民众观指导下的改革措施，确实可以在短期内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这也是秦的统治者所愿意看到的和希望的那样。

再者，作为秦国的上层统治者，很是希望落后的秦国尽快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来的侵略，最终统一天下的目的。

而儒家的仁义，道家的无为，墨家的兼爱， 都被秦的统治者视为远水不解近渴的迂阔之谈，独有法家的学说正中下怀。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商鞅初见求贤若渴的秦孝公时，先对他讲王道， 孝公昏昏欲睡， 听不进去。最后讲到霸道、强国之术时孝公就特别有兴致，连续几天都听不够。

按照秦国要想由一个落后的诸侯国很快成为强大的国家，当然首先是抓经济。而在当时，法家重耕战无疑是一套非常行而有效的方式。这无疑深深打动了孝公。法家还有另外的一种理论，即：

“民愚则知可以王, 世知则力可以王。”“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 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 服其力也。”

彼时，文化落后的秦国要对付文化先进的东方诸国，只能凭借其力量而不能以其智。因为东方之国自西周初年就开始了文化的教育。因而秦人不得不选择法家， 最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政治大舞台，最终演出了一幕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历史悲喜剧

获   取   不  靠  谱  的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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