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在《三国志·吴志·孙权传》中就说到：

“臣松之以为权馒谏违众......非有乃用万人，是何不爱其民，昏虐之甚乎? ......此役也，非惟暗塞，实为无道”

裴松之认为“此役也，非惟暗塞，实为无道”，是表现了孙权的“愎谏”和“昏虐”。而紧跟的后世学者也往往以“刚愎自用”评论此事。并以此认为改件事的发生开启了孙吴衰亡之端倪。由此可见，这一事件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全面、客观的看待这件事情呢？

报聘辽东的始末

据《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记载 , 在汉末军阀混战孙吴时期，公孙度于中平六年占据辽东地区 ， 随后，经其子公孙康、公孙恭，至其孙公孙渊等人于景初二年被曹魏灭亡，共传三世四主，历时50年。

彼时的辽东乃偏鄙之地，就当时的历史状况而言，本无关大局的。但是，恰在此时，孙吴亦崛起于江左。而辽东与东吴横隔着一个强大的敌对政权——曹魏，

于是，作为孙吴政权统治者的孙权曾频繁越过曹魏，渡海与公孙氏政权交往，同时又带动了与其近邻高句丽的交往。据记载，从公孙度据辽东开始，孙吴与其交往始末次数有七次，分别是：

第一次：由于记载的缺失，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但是后世学者认为是在建安年间

第二次：黄龙元年的五月，《吴志·孙权传》载：“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这也是孙权称帝后做的第一件事。从而形成魏、吴双双争取公孙渊的局面（先前曹魏已经在争取了，封当时的辽东统治者为辽东太守）

第三次：嘉禾元年的三月，据《吴志·孙权传》载，此次出使辽东分先后两批，第一批是由周贺、裴潜所率，随后是由葛都尉所率。在这次出使中还发生了一件事，《魏志·田豫传》记载，当曹魏得知吴人通公孙渊后，立即派田豫督青州诸军讨之。田豫设伏于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角

第四次：嘉禾二年的三月，辽东派出的使者返回辽东复命时，孙权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人率领数万人，带着金宝珍货也一起前往辽东，这一次去的目的是册封公孙渊为燕王。这也是孙权派往辽东最庞大的一个使团。但是，也是这一次，使得孙权与儒学朝臣发生激烈的冲突，造成了一次很严重的统治危机。因为当张弥、许晏使团到达辽东后，公孙渊突然反目，用武力劫杀使团，使团几乎一网打尽。

第五次：嘉禾四年，正式遣使通高句丽

第六次：嘉禾五年，孙权又派遣使者胡卫等人出使高句丽

第七次：赤乌二年，派羊衜等人往救公孙渊。张弥、许晏事件以后，孙吴与辽东关系中断。公孙渊与曹魏关系亦日趋紧张恶化。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除去建安年间之外，孙权通辽东主要发生于其称帝后的十年中，其中以前四年最为集中。

那么当孙权所派出的使团被曹魏军队以及公孙渊“绝杀”之后，为何还要继续更频繁地派人出使辽东？这时候如果仅“刚愎自用”来解释的话，或许就说不过去了？似乎这背后还有更多的原因值得去寻找。

报聘辽东始末之背景、动机

作为汉末分裂时期的统治者，面对曹魏的威慑 ，孙权频繁通使辽东，这应当时魏、蜀、吴三国关系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孙权想借助其他割据势力以共同对抗强敌，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了吴蜀两国结成联盟的成功范例。

我们都知道赤壁之战前后，孙、刘联盟抗曹，但是后来由于孙、刘对于荆州的争夺使得这一联盟一度遭到破坏，孙权为了夺回荆州，调整了自己的外交策略，由联蜀而改为卑事曹魏。在袭杀关羽之后，孙权夺回了对荆州的控制权，随后的夷陵大捷后，使得蜀汉退守三峡以内，再也无力东向与孙权争夺荆州。

但是，从当时的大的环境下，吴蜀交恶、孙吴联魏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吴、蜀在对魏方面有着更多共同的利害关系。此前的吴蜀之间可以说是一种平等的联盟关系，但是后面的吴魏之间则是不平等的联合。面的这种不平等的联盟关系，这种联合肯定是不能持久的。

因此，当孙权解决了荆州问题后，便再次调整外交策略，重新恢复了吴蜀联盟，继续实行共抗曹魏的方针。当孙权称帝时，吴蜀之间已建立了比较巩固的联盟关系，蜀使陈震吴赴祝贺，双方订立盟约，中分天下，《吴志·孙权传》记载盟曰：

“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

当吴、蜀联盟的再次确立的时候，使得这时孙权已经消除了西顾之忧，因而得以主要精力来对付曹魏。这时，如果能与东北的公孙氏政权联合的，就能形成对曹魏的包围形势。这也孙权在战略上牵制曹魏的一个重要步骤。

其次，这也是其统一天下的愿望的反映。孙权自建安五年继吴主位，至其称帝前后已有三十年，且年已半百， 渐呈暮气， 这时他的内心急于统一全国的。

当孙权得位不久，周瑜便推荐鲁肃，鲁肃为孙权描绘了规划天下的远景，其战略步骤有三：

第一步：鼎足江东

第二步：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

第三步：是君临天下

此后，孙权也基本上按照这一建国方略以贯彻执行，一直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即便是大将陆逊建议“宽赋息调”时，孙权也以天下未定而拒绝。他不以“守江东”为限，而以“定天下”为职志，溢于言表，言之凿凿。

尤其是当其收回荆州后，又与蜀汉建立了较为巩固的联盟关系，也就基本解除了西顾之忧之后，到这时也基本上完成了第一、二步计划，接下来便开始实施他的第三步计划。而恰在此时，偏居辽东的公孙渊“称藩”，这大大增加了孙权图天下的期望，以为“普天一统，于是定矣”。这也使他认为这个宿愿终于可以实现了。故其不顾群臣反对，在称帝以后的头一件事，便是派以张刚、管笃为首的派庞大使团出使辽东。而出使辽东，也正是说明了孙权不以“限江自保”为囿。企图统一天下的愿望。即便是通使辽东有很大冒险性。

再者，孙权通使辽东，可以通过海上途径从辽东地区获取大量的战争资源，尤其是马匹。我们都知道，在令兵器时代或者说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马匹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这在其此前所在的秦汉时期是能佐证的。

由于孙权所在的江左地区缺少马匹，这对对其军事力量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其面对的主要敌人——北方的曹魏政权，却有充足的马匹。因此，孙权一直千方百计从四面八方觅取马匹。而辽东地区“多马”。据《吴志·陆瑁传》记载陆瑁上疏孙权说：

“国家所以不爱货宝远以加之者，非嘉其德义也，诚欲诱纳愚弄，以规其马耳”，“夫所以越海求马，曲意于（公孙）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匹对于其与曹魏抗衡“以图天下”的意义是不言而的。这也是孙权为什么执着报聘辽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动机了。

总的一点，孙权通辽东绝不是一时胡涂和冲动，而是有深远目的的行动。

功与过

虽然说孙孙权报聘辽东，使当时东吴政权蒙受到一些损失，付出了代价，但是，它对于历史的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

1、开辟了从江左直通东北地区的海上交通

在孙吴以前，虽然北部沿海的航线已经分段开通，也有由江浙沿海至山东半岛的航道。但是，由于当时的江左地区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中心和大都会，因此这条航道的来往并不频繁，其价值也不是非常的大，而且还没有开通从江左直达辽东半岛的航路。

而当孙吴立国江左后，这里已经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政治中心，同时，经济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以建业为代表的大都会，因此，这时候对于进一步开通北部航海运输的愿望或者说需求也越来越大。

孙权频繁通使辽东，使江左与辽东地区的直通航线得以开通。而这条航道的开通，大大便利了江左地区与东北地区的交通，以至于《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书》说：“吴虽在远，水道通利，举帆便至，无所隔限”，可见这条航道开通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此后，历东晋南朝，这条航道便日益繁忙起来，成为六朝时期江左地区与东北地区交通的重要线路。出现了“乘舶泛海，使驿常通”的情景。正是有了这条海道，使得东晋南朝时期，得以越过北方的胡族政权，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朝鲜半岛诸国建立了交往。

2、加速了江左与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

通过这种使团形式的交往，孙权除了从东北地区得到战略物资以外，双方还各以“方土所出”进行互市。《魏略》载：

“比年已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

通过这种交往使得双方的经济交流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此外双方还互赠特产，据记载，当时辽东方面向孙权“献貂马”。孙权也以金宝珍货等赠送给公孙渊”。与此同时，高句丽也曾向孙权贡貂皮、鹖鸡皮等，孙权也则向高句丽赐衣物珍宝等等。

这种交往，对于两地的物产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以至于晋人孙楚在遗孙皓书中说：“昔公孙氏承藉父兄，世居东裔……不供职贡，内傲帝命，外通南国，乘桴沧海，交酬货贿，葛越布于朔土，貂马延于吴会”。江左地区以纺织品为代表的物产文化传到了东北，东北以貂马为代表的物产文化传到了江南。这对于加快两地人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后来，江左的蚕桑也是通过这条海道传至辽东地区的。

总之一点，孙权对辽东的经略，就与其浮海求夷洲一样，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从这方面来看，其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孙权把触角伸向东北，与燕王公孙渊联合，蕴含着一统天下的战略构想，是与蜀联合的继续。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有过各种各样的曲折历程， 但是在这一战略中，孙权一直充当主要角色。这是吴国向外发展的需要，具有深刻的战略思想，不能因为公孙渊反覆无常而抹煞了孙权于嘉禾二年报聘辽东联盟公演孙渊的战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