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出版《国语》新点校本平议

郭万青

(唐山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国语》作为一部先秦要籍,从民国时期就不断有新式整理本出现,但以旧式点断方式标校者多,新式标点标校者多为选注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上海师大校点的新式标点本《国语》,开启了《国语》新式标点整理本的风尚。此后,又诞生了六部新式标点本《国语》,或仅出《国语》本文,或兼附韦注,甚至附有校勘记。但从影响度上而言,都未及上海师大校点本。

关键词:《国语》;点校本;上海师范大学;李维琦;鲍思陶

自20世纪20年代,学界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以来,以新式标点整理古书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学术活动。

《国语》作为一部先秦要籍,从民国时期就不断有新式整理本出现,但以旧式点断方式标校者多,新式标点标校者多为选注本。1978年,上海师大校点的新式标点本《国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开启了《国语》新式标点整理本的风尚。此后,又陆续出现了几种《国语》的点校本,都未能如上海师大校点本影响深远。今胪列辨析如下,以使读者略知其始末。

一、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本

《国语》是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负责点校的项目之一,具体时间不详,虞云国编著《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1973年”下云:“仍在二十四史标点卒,从事《宋史》标点。先后参加标点了《宋史》《尉缭子》《荀子简注》《国语》等,尤以《宋史》标校用力最多。”[1]从这个表述来看,《国语》整理工作大致在1973年前后。

(一)出版说明

1978年,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的《国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说明云:

《国语》相传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所作。全书共二十一卷,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公元前967年——前453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原书保存史料比较丰富,所记史实也比较详细生动。

汉朝以来,不少人对《国语》作过注释三国时期,吴国的韦昭(204年——273年)的注本是现存的最早注本,它保留了今已亡佚的东汉郑衆、贾逵,三国虞翻、唐固等注本的片断,有助于阅读原书。校点时也吸收了一些前人的校勘成果,略加案语,以与原书相区别。

《国语》现存的版本,有宋代刻印的两种本子,一种是明本,一种是公序本。现据《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为底本,参校了《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整理出版,供读者研究、参考。

本书是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和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历史组共同校点整理的。

一九七八年二[2]

该书1981年又经整理完毕,出版说明最后一段改为:“本书于一九七八年二月由吴绍烈、马伯煌、徐光烈、陈九思、商韬、程应鏐、叶芳炎、刘秉彝、颜克述、魏建猷、罗君惕(以姓氏笔画为序),分卷校点。由徐光烈、商韬通读。此次重版时,由徐光烈复看上册,吴绍烈复看下册,作了部分修订。一九八一年三月。”[3-5]出版说明

今检几位整理者的履历如次:

(1)吴绍烈(1921-2002),字静康,安徽望江人。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参加校点《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唐诗三百首注疏》《笠云山房诗文集》等,著有《风雨诗词誊稿》《风雨诗词剩稿》。

(2)马伯煌(1913-?),辽宁海城人。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上海东吴大学教授、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学和经济史学研究,参与校点《宋史》《国语》,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等。

(3)徐光烈(1918-2000),北京人。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学历史系,曾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为宋史,曾参编《历代职官词典》《中国历史辞典·宋代卷》,著有《续资治通鉴长编选译》。

(4)陈九思(1901-1998),别号挹芬,浙江义乌人。192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长于诗词创作、书法刻,曾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语文教学法教研室主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参加点校《国语》《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樊榭山房集》,著有《转丸集》等。

(5)商韬(1920-2005),山东郓城人。194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先后任教于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上海师范学院,参加校点《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国语》《商君书》《论衡》等,著有《论元代杂剧》《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等。

(6)程应鏐(1916-1994),曾就学于燕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54年以后任教于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历史系,创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发起宋史研究会,居功至伟。长于魏晋南北朝史、宋史研究,著有《南北朝史话》《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代卷》,参加点校《宋史》《尉缭子》《荀子简注》《国语》等。

(7)叶芳炎(1909-1982),安徽黟县人。1927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曾在苏州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听讲。1937年参加革命,1949年以后相继在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法院、上海市司法局任职,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长于文史,参加过“二十四史”点校。

(8)颜克述(1916-1984),湖南桂阳人。曾在国立师范学院任教,20世纪50年代初曾参加志愿军,后任上海师范学院教授,1981年调回湘潭大学任教。长于文史,参与过《辞海》修订,参加《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国语》的校点工作,留有讲义多种。

(9)魏建猷(1909-1988),安徽巢县人。1931年毕业于无锡国专,1933年留学日本东京大学经济科,相继在无锡国专、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航务学院、大连海运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任教,主要从事近代史研究,著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货币史》等。

(10)罗君惕(1905-1984),别号艮厂,蒙古族巴岳特部镶黄旗人。曾就读于吴淞中国公学部商科,曾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东南联大筹备会、暨南大学、浙江英士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上海师范学院任职,长于小学,著有《说文解字探原》《汉文字学要籍概述》《秦刻十碣考释》。

之所以不厌其烦,将十位《国语》校点整理者的资料胪列如上,意在表明这部整理校点本的参与者都是各方面的专家,其阵容之强大,至少在现代《国语》整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至于具体分卷,出版说明没有交待,目前也并未从公开的诸位先生的资料中看到相关信息。从出版说明可知,该本以《四部备要》本为底本,以《四部丛刊》本为参校本,部分参考了前人的校勘成果,全书加有案语286处,多引述前人校勘成果,或者根据校勘成果进行校勘依从。在案语表述中,直接以“公序本”代称《四部丛刊》本。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出版,版权页署名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社址标注为“上海绍兴路5号”[2]版权页;至1982年9月第2次印刷的时候,署名改为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社址标注为“上海瑞金二路272号”[2];这两次标注字数都为415000字。至198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本,署名改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3],无字数标注,1998年出版的精装一册本和1988年本基本相同。2015年出版简体横排本,虽未署点校者,实际上仍是上海师大校点本。

全书依次为出版说明、国语目录、国语卷第一至国语卷第二十一、国语解叙、国语人名索引。《国语解叙》放置在全书最后,也是该本首创。此后,《国语》诸多点校本或译注本也都采取了这种形式。

(二)国语目录

国语目录页末注云:“原书无标题,目录中的标题是这次校点时新加的。”[2-5]目录《国语》篇章之有标目,实际上从《列女传》引用公父文伯之母始,但直到柳宗元《非国语》,才算比较集中地为《国语》60多篇进行标目,但是柳宗元标目字数较少,故很难完整涵盖篇章大义。至真德秀《文章正宗》又为所引《国语》30数篇标目,字数较多,把事件涉及到的关键人物、行为、对象囊括其中,题目对内容的概括才较为完整。至于明人,为《国语》标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囊括语义,一种是采择首句。前者往往出现在节选中,似无为各篇一一标目之21卷完本《国语》,后者则有完本,如李克家本、陈仁锡《奇赏文汇编》之类,但是后者仅具备区别篇章作用,起不到涵盖篇章内容的效果。学者往往以编选为主,故完本《国语》并非各篇都有标目的情形至清代以及晚近,并未能够改变。甚至到傅庚生编《国语选》,也并未能够改变。但是傅庚生为所选110篇《国语》全部标目,实际上已经开现代《国语》标目之先河。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上海师大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确实是《国语》史上最先且最完备为《国语》各篇标目的本子。

这个本子的标目,成为后来《国语》新点校本和各种今译今注本标目的来源和基本依据。

(三)内容

其标目只体现在目录上,并不体现在内容中。正文标卷次,一语多卷者,在卷次之后另起一行标X语X,再另起一行录正文。正文篇章之间用标号分开,标号标在每一篇首行最开始。这个处理方式和沈镕《国语详注》的处理方式近似,唯沈镕《国语详注》标号用汉字数字且以黑框标出,比阿拉伯数字更为醒目。

正文篇章较长者分若干段落,正文中用汉字方括号标注注释顺序,每段之后依次胪列注文。一个标号一段。这种分段、标注、列注的方式和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暨《清史稿》的形式相同,当是校点者同时参与《二十四史》之《宋史》点校,以彼模式移用到《国语》的校点整理中。

这种正文分段且逐段胪列注文的方式,较之随文注释体是一种进步,保证了读者阅读文本的相对完整性,同时又保证了及时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的便利。相对而言,像沈镕《国语详注》全篇最末胪列注文,为读者检核注文客观制造了翻检之劳。而正文分段且逐段胪列正文,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避免,确实是一种比较好的整理方式。

其施注位置,和《四部备要》本《国语》完全相同。所加案语,或单独以注释形式出现,或置于相应注文最后,置于注文之后者空两格之后加“案”以别之。单独以注释形式出现之案语,往往校正文,揭明公序本之异;出现在注文最后者,往往校公序本韦注文字之异。所引诸家,以汪远孙《国语明道本考异》为主,也时引王引之《经义述闻》、汪远孙《国语发正》等人之说,其未引述而直接校异同者,实汪远孙《国语明道本考异》也已校出,校点本不引,以为自出。仅举一例。《周语中》“是三子也,吾又过于四之无不及”《国语》多本韦注:“三子,荀、赵、栾也,得郄至四人。言己之材优于彼四人也,三人之中无有所不及也。”[2-5]84汪远孙《考异》谓当依据公序本。汪远孙这一条,是根据许宗鲁本校的。因为许宗鲁本“彼四人”之“四”即作“三”,但是许宗鲁本不是简单地把“彼四人”之“四”改作“三”,而且还把“三人之中”之“三”改作“四”。许宗鲁本后,乾隆48年三余堂本、绿荫堂本、道春点本、千叶玄之本、冢田本、董增龄本也做了这一更动。显然,这个例子并不具备版本系统性,而校点本案云:“言己之才优于彼四人也,四,公序本作‘三’。”[3-4]84这明显是用汪远孙《考异》之言而未加检核。

校点本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引述或直接揭出所用《四部备要》本《国语》和公序本《国语》异同,并不改动正文和注文。这种不改正文,只出校记的形式,还是延续清代学者“以不校校之”的路数,为读者保留了《四部备要》本的原貌,且为读者提供了《四部丛刊》本的异文,为读者比对提供了便利。当然,也有一些进行了改动,并在案语中进行了说明,校点本“据改”有6处。分别为:

(1)《周语下》“牺者实用人也”韦注:“用人,犹治也。自作牺,则能治也。”校点本在“犹治”“能治”之后都加有“人”字,校案云:“‘犹治人也。自作牺’,‘人’字原脱,公序本‘自’上有‘人’字,《考异》卷一:‘案自上“人”当在“犹治”之下,写者误倒。’今据改补。”[3-4]143-144

(2)《齐语》“陵为之终”韦注:“以为葬也。”校点本改“也”为“地”,校案云:“‘地’原作‘也’。《考异》卷二引《太平御览》‘也’应作‘地’,今据改。”[3-4]226

(3)《楚语下》“纵臣而得以其首领以没”,校点本改“以”作全,校案云:“‘全其首领’原作‘以其首领’。《考异》卷四:‘《文选》注(《褚渊碑文》注引《国语》),‘以’作‘全’。’今据改。”[3-4]583“以胡公入于贝水”,校点本改“贝”为“具”,校案云:“‘具水’原作‘贝水’。《考异》卷四:‘案‘贝’当作‘具’,《水经·巨洋水》注引《国语》作‘具水’。’今据改,注文同。”[3-4]588

(4)《吴语》“于其心也戚然”,校点本改“戚”作“侙”,加校案云:“侙,原作‘戚’。《考异》卷四:‘按,戚当为侙字之误也。《说文》:侙,惕也。引《国语》于其心侙然。’今据改,注文同。”[3-4]597

(5)《吴语》“乃令董褐请事”韦注:“董褐,晋大夫司马演也。”校点本改“演”为“寅”,校案云:“司马寅原作‘司马演’。《考异》卷四据《左传·哀公十三年》疏、《文选·王仲宣·赠文叔良诗》注引《国语》注‘演’并作‘寅’。今据改。”[3-4]610

(6)《吴语》“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韦注:“说云:‘檐,屋外边坛也。’唐尚书云:‘屋名也。’昭谓:檐,谓之樀。樀,门户掩阳也。”校点本改“名”作“梠”,校案云:“‘屋梠也’原作‘屋名也’。《发正》卷一九:‘唐云“屋名”,“名”疑“梠”之误。《说文》:“楣,秦名,屋边联也。齐谓之檐,楚谓之梠。梠,桷也。”又云:“?,梠也。檐,?也。”唐据《说文》,故以“檐”为“屋梠”。’今据改。”[3-4][4,p624]

“据删”有二处,分别为:《晋语四》“公惧遽出见之”,校点本删“惧”字,校案云:“‘公’下原有‘惧’字。《考异》卷三:‘“惧”字涉下“公惧”而衍。’今据删。”[3-4][4,p370]《楚语下》“至于今令秩之”,校点本删“令尹”二字,校案云:“‘今’下原有‘令尹’二字,《考异》卷四:‘“令尹”二字疑涉上文而衍,《周礼·正》先郑注贾疏引《国语》作“至于今秩之”,可证。’今据删。”[3-4][4,p573]

从上面八例来看,校点本对正文或注文的改动是做了说明的,使读者有迹可循。但也有不作说明而径改之处。如《四部备要》本《越语上》“寡人将助天威之”,校点本直接将“威”改作“灭”而没有任何说明。相信此类例子在该本中一定存在一定数量。故张以仁在1982年发表的《浅谈〈国语〉的传本》中云:“坊间又有标点本《国语》,兼采明道、公序二本,并间采汪氏《考异》的意见,前列分段名目,末附人名索引,颇便于初学。可惜擅自增改,而泯其痕迹,使人不能据以追循二本之旧貌。”[6]评价也还是符合事实的。

(四)特点及影响

上海师大校点本《国语》是第一部采用新式标点完整点校韦昭《国语解》的出版物,共有10位学者参与分工校点以及此后的分工覆核,这保证了这部校点本的质量,是这部校点本影响深远的前提。

1. 是后来《国语》校点本、译注本的主要参考依据

上海师大校点本《国语》之后,国内出现了数种《国语》及《国语》著述的点校本。如岳麓书社1988年李维琦点校本,1997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焦杰点校本,2002年中华书局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本,2005年齐鲁书社鲍思陶点校本,2008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梁谷整理本,2010年东南大学出版社熊蓉、邓启桐点校本,2015年四川大学出版社仇丽萍《国语通释》本,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胡文波点校本。今检《周语中》“其叔父实应且憎”上海师大校点本韦注:“应,犹受憎恶也。”除了李维琦、焦杰点校本没有韦注外,其他几个本子都和上海师大校点本韦注断句相同。但这个断句是有问题的,正文明明有“应”“憎”二字,故此处“应”只当训作“受”,而不可释作“受憎恶”。检明清之际王铎批点本、日本明治时期高木熊三郎《标注国语定本》、民国时期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丛书集成初编》本、《国学基本丛书》本即断句作“应,犹受。憎,恶也”,沈镕《国语详注》改注文为“应,犹受也。憎,恶也”。从这一条也可以看出上海师大校点本对后来点校本的影响。此外,上海师大校点本《国语》的分章以及篇题为后来的点校本以及译注本所继承。笔者曾见杨光汉《国语译注》手稿,即将上海师大校点本逐段剪贴在稿纸上,之后进行注译的。另如李维琦点校本不仅篇题与上海师大校点本基本相同,也像上海师大校点本一样书后附有人名索引。

2. 被海外多家出版机构翻印

1978年上海师大校点本出版之后的当年,台北市九思出版社就进行了翻印,取名为《国语(崭新校注本)》。1980年,台湾里仁书局以九思出版社用名又翻印了一次,与九思不同的是,里仁书局在全书之后附有毛子水《整理古代经典的理想做法》一文。

3. 为很多文史学者参据《国语》时的主要依据

很多文史研究者探讨相应问题,参考《国语》的时候,都以上海师大校点本作为主要文献依据。

上海师大校点本虽然影响深远,但也有一些遗憾。其一,对于明道本、公序本的特征性差别没有给予揭明,比如《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瞽献曲(典)”,都没有出校案予以揭明,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此外就是张以仁提及的版本依从标准问题,以及校点过程中出现的标点以及相应错误。该本出版之后,也有一些学者针对该本的校点问题提出诸多意见。如赵新德、骆瑞鹤、彭益林、杨世勤、王冬梅等,都有相关论文对上海师大校点本的标校问题提出过商榷意见。

二、李维琦标点本

岳麓书社1988年出版李维琦标点《国语·战国策》合订本,作为该社出版的《古典名著普及文库》的一种。该本简体横排,更能满足现代读者需要。书前有张舜徽撰写的前言,对《国语》《战国策》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进行了一定程度揭示,但没有对依据的底本进行交待。书前列有目录,篇题与上海师大校点本基本相同,只出正文,不出韦注。正文有篇题,内容复杂、字数较多的篇章分段,分段也和上海师大校点本基本一致。从二者篇题比较可知,李维琦本较上海师大本更简明。对比二书《周语》部分篇题,如表1所示。

表1 上海师大、李维琦点校本《周语》篇题对照

通过《周语》部分篇题比对可以发现,上海师大本很详细,基本把谏词主体、对象和主题都包含在其中了,而李维琦本则尽量保留谏词主体和主题。当然,李维琦本有的改动也未能比较好地体现内容,如“羊舌肸聘于周”似未能揭示内容,当改作“羊舌肸论单靖公”似更恰当。篇题首先要反映内容,其次要长短合适,尽量比较迅捷地传递给读者相应信息。因此,李维琦本的篇题改动是有必要的。

整体而言,该本由于是简体横排,更便于普及。也有部分学者在引据《国语》时参照李维琦标点本。该本于1988年出版精装本之后,又于2006年11月出了第2版简装《国语·战国策》本,简装本删去了人名索引。2015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李维琦点校《国语》单行本,为该社推出的《古典名著白文本》之一。由于是《国语》单行本,故书前有《出版说明》两段,大致交待《国语》产生时代、性质、内容、价值以及出版宗旨等。该印本不再列人名索引,每卷卷目单独一页,其他与1988年本相同。

三、其他点校本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出版过几种《国语》点校本,依其出版时间先后胪列如下。

(一)焦杰点校本

20世纪90年代,辽宁教育出版社仿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之举,辑印《新世纪万有文库》,分为传统文化书系、近世文化书系、外国文化书系三个类别。其中《国语》收在传统文化书系,由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所焦杰校点。该书依次为《新世纪万有文库》缘起、目录、出版说明、国语解叙、正文、校勘记。

该校点本的出版说明文字较少,也较精到,是有心之作。出版说明主要为三段,第一段简介《国语》卷次以及《国语》性质;第二段简述《国语》的作者及各语的成书时期及和《左传》的关系;第三段简述《国语》的两个版本以及点校依据和异同例子。但也存在表述不精准之处,比如对公序本的表述,出版说明谓:“北宋学人宋庠(字公序)注本。[7]出版说明这是错误的,宋庠根本没有注释过《国语》,仅仅校勘过《国语》,故公序本实为宋庠校订本而非注本。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国语补音异文研究》[8]中已有明确表述,读者可参。另外,从该校点本参据的底本和校本来看,和上海师大校点本完全相同,即以《四部备要》本为底本,以《四部丛刊》本为校本,所参前人校勘成果亦为《校刊明道本韦氏解国语札记》《国语明道本考异》,点校方式为:“底本有误径行改正,并在校勘记中作说明;底本不误而对校本脱误则不出校;是非难定时则写入校勘记。”特别列举了公序本和明道本在一些字形上的不同:“底本‘智’‘盖’‘著’‘暮’‘蒸’‘懋’‘贶’‘殁’‘艺’‘聪’‘早’‘他’等,宋庠本均作‘知’‘葢’‘箸’‘莫’‘烝’‘茂’‘况’‘没’‘蓺’‘聦’‘蚤’‘它’全书多次出现,为避重复,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写入校记,说明以下均同;又,底本‘狄’‘导’‘否’‘叛’‘祚’‘鮌’‘籍’‘弒’等,宋庠本多作‘翟’‘道’‘不’‘畔’‘胙’‘鲧’‘藉’‘杀’唯个别处与底本同,则在第一次出现时在校记中用‘以下多作X’以事省略,并将与底本相同之处写出。”[7]出版说明把明道本、公序本完全不同的字和高频次不同的字都予以了揭示。

该本目录仅标卷目,分章但没有篇题,仅仅以汉字数字进行篇章标识,正文中凡较长篇幅皆分段,涉及事件结果者,绝大多数都单独另起一段。在正文需要校勘之处标数码,每卷自为起讫,全书最后校勘记案卷胪列,其中《周语上》59条,《周语中》44条,《周语下》《鲁语上》46条,《鲁语下》26条,《齐语》39条,《晋语一》48条,《晋语二》41条,《晋语三》33条,《晋语四》60条,《晋语五》19条,《晋语六》36条,《晋语七》16条,《晋语八》55条,《晋语九》31条,《郑语》25条,《楚语上》40条,《楚语下》45条,《吴语》62条,《越语上》14条,《越语下》22条,共807条。所揭主要为两个版本用字不同、一本无字、一本误字等。校勘记明确标出参据《国语明道本考异》者9条,明确标注参据《札记》者仅1条且与引述《考异》重合。校勘记中注明据宋庠本改定语序、改订文字、据宋庠本补字、据宋庠本确定文句上下属、据宋庠本确定篇章分合等多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该本是继上海师大校点本之后,整理比较认真的一本《国语》出版物。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定问题。首先,标点不全。比如《国语解叙》中,韦昭介绍自己注释《国语》参据典籍多种,“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传,以世本考其流,以尔雅齐其训”,其中“五经”“内传”“尔雅”上都加书名号,而独遗漏“世本”[7]国语解叙,不知何意。也有判断有误者,如《越语上》“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焦氏谓:“母,宋作‘兄’。疑宋误。”[7]168实际上《越语上》开篇,句践即谓“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弟”,故此处亦当作“父兄”,作“父母”误。

由于该书作为《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传统文化书系之一,但出版传统书又非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强项,故该书似乎没有任何影响,少人参据,《国语》研究者也鲜少提及。

(二)鲍思陶点校本

2000年5月,齐鲁书社辑印《二十五别史》作为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包括《帝王世纪》《世本》《逸周书》《古本竹书纪年》《国语》《绎史》《楚汉春秋》《越绝书》《吴越春秋》《战国策》《东观汉记》《续后汉书》《华阳国志》《九家旧晋书辑本》《十六国春秋辑补》《贞观政要》《续唐书》《九国志》《东都事略》《南宋书》《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朝秘史》《明书》《东华录》,为校点整理本。其中《国语》由鲍思陶校点整理,2005年5月又出版平装单行本。

检该本目录,依次为国语解叙、《国语》正文及注、校点后记。校点后记一共四段。第一段简述《国语》作者,第二段简述《国语》性质、内容及价值,第三段简述《国语》注者,第四段简述《国语》两大版本系统之所始、明清公序本、黄刊明道本、以及校点所据底本和校本。根据记述,其所据底本为《士礼居丛书》本,参校“其他刊本”,未作具体说明,不出校记,仅在相应地方作标记,谓:“凡误夺衍乱之迹,则统一以()号示其误,以[]号出其正,以存原貌,俾读者有所采择,亦段玉裁所谓‘存古之盛心,读书之善法也’。”[9]

该书目录、正文皆标篇题,但篇题仅截取篇章首句而成,具备区别功能,不具备概括篇章语义功能。正文长者分段,注释逐段胪列,序号联排,不单独起行。

(三)梁谷整理本

2008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括世纪文库、袖珍经典、世纪前沿、大学经典、开放人文五个方面,其中大学经典共选入《文心雕》《宋诗精华录》《明清八大家文钞》《国语》《战国策》《贞观政要》《史通》《文史通义》《诗经》《庄子》《校雠通义通解》11部著作。韦昭注《国语》由明洁辑评、金良年导读、梁谷整理,依次为导读、整理说明、正文、国语解叙。其篇卷分章以及篇题都与上海师大校点本相同。

金良年的导读是在为1994年邬国义等人《国语译注》所作前言基础上的扩充,涉及到《国语》性质、作者、卷次、注者、文辞等方面,在《国语》性质的探讨方面颇有肯?之论。该书整理说明主要涉及到《国语》内容、《国语》作者、《国语》“语”的特点、《国语》分国记事的特点及缺陷、《国语》注本以及整理参据等,该书谓以黄刊明道本为底本,重新分段,并加新式标点,并谓沿袭了上海师大校点本的篇题。有些篇题进行了改动,如《晋语四》上海师大校点本“文公修内政纳惠王”为一篇,梁谷整理本析为两篇,篇题也随之变为“文公修内政”“文公纳惠王”。该本正文分段,往往将结果独立为一段,正文标注释序号,注释排在段落之下,注释顺次胪列,不单独别行,各条注释之间用三个字空格间隔。所谓辑评,多选录清人《国语》考校著作或篇章中的片段,所选录者有柳宗元、汪中(2条)、汪远孙(9条)、戴震、王念孙(6条)、俞樾(32条)、吴曾祺(10条)、王引之(14条)、陈瑑(3条)、董增龄(2条)、钱大昕、崔述、潘维城、沈镕,总共引述84条,其中引用俞樾《群经平议》最多,接近一半。所引评点中,只有柳宗元、潘维城的确实属于评点,所引其他各家实际上属于《国语》考据。这些材料为读者进一步理解《国语》、理解韦注提供了参证,还是有意义的。

(四)熊蓉、邓启桐点校本

该书是东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国学经典书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注音全本》中的一种,2010年5月出版,篇题、正文每个汉字全部标音。总体而言,该书相对比较粗糙,封面上的“韦昭”之“昭”就错印成了“诏”。另外,把“国语解叙”改作“自序”,于义不伦。本书既然叫“国语”,则其作者自然是左丘明或战国时期的人,故“自序”不当。韦昭只是这部书的注者。若书名叫“国语解”,则“自序”无问题。且“五经”“世本”“尔雅”都加书名号,唯“内传”不加书名号。其书实际上是以上海师大校点本为依据,注文中附全部上海师大校点本校案。正文大字,正文中的借字旁注本字,注文小字,按照序号连排,注文之下空白处有插图。

(五)胡文波校点本

2015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胡文波点校《国语》。据该书前言可知,该书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避讳字、刻工误刻字皆据明道本径行改正。其他改字皆出校记。该书沿用了上海师大校点本的篇题,正文、注文编排方式与上海师大校点本相同,校勘记置于脚注。唯全书用简化字,唯必要的人名、地名保留繁体字。注释用圈号数字标识,校勘用方括号内数字标识。今检其校记,由于疏忽,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今以《国语解叙》为例,该本在该篇出了4个校勘记,其中有两个是值得商榷的:

(1)《国语解叙》校记[1]:“摅,明道本作‘据’。”[10]p1今检黄刊明道本、《四部备要》本以及《国语》各本字皆作“摅”,各书所引字亦皆作“摅”,无作“据”者,未知胡氏何据。

(2)《国语解叙》校记[3]:“特,明道本作‘物’。”[10]1今检《国语》各本以及各书所引,字皆作“特”不作“物”,亦不知所据。

又该篇校记[4]校出公序本“所以”、明道本“以所”之异,却没有校出上句中公序本“唐虞”、明道本“虞唐”之异,可见出校还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另外,有些文字问题是金李本和《四部丛刊》本的问题,不具备版本系统区别特征。由于校点者未参多本,有些误字据明道本改正。如该书第432页校记[1]:“好,原作‘如’,据明道本改。”[10]432实际上金李本之外的其他各本都作“好”不作“如”,从金李本注文也可以看出,此处“如”字当为“好”字之误,另第419页“笄”字之误作“等”[10]419亦同此。又比如《越语下》“寡人将助天灭之”之“灭”,黄刊明道本及其覆刻本误作“威”,校点者亦未揭出。

总体而言,由于上海师大校点本校点在前,点校规范,严谨有度,并且多有版本比对以及相关案语,为后来的《国语》校点整理提供了诸多方便。其他点校本中,李维琦点校本无韦注,点校亦较精审。其他点校,影响较小。

[注释]

①该本出版说明“胙”误作“昨”,今径改。

[参考文献]

[1] 虞云国,编著.程应鏐先生编年事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45.

[2]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 张以仁.张以仁语文学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202.

[7] 焦杰.国语[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8] 郭万青.国语补音异文研究[M].台北:兰台出版社,2015: 381-382.

[9] 左丘明,撰.国语[M].鲍思陶,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 324.

[10] 左丘明,撰.国语[M].韦昭,注.胡文波,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原稿发表于《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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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近几十年来出版《国语》新点校本平议发布于2021-05-18 12: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