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近代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

　　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时期，盛宣怀是晚清企业界的领袖，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中国近代工业之父”、“近代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是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具体承办了大量事务。李鸿章对盛宣怀有过评价：“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在中国近代史上，盛宣怀曾经开创诸个“第一”：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卢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所官办大学——北洋大学；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等等，创造了中国近代史的奇迹。

盛宣怀开创了近代中国中资企业并购外资企业的先例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今江苏省常州市）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父亲盛康曾以布政使衔先后出任湖北粮道、盐法道，与李鸿章关系很好。

 

 ▲盛宣怀

　　1863年，盛宣怀回原籍考试中了秀才。此后，他并未在科举上留心太多，三次参加科考未中举人之后，他“遂绝意科举”。1870年，李鸿章以湖广总督的身份前往陕西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与他共事多年的江苏人氏杨宗濂向与盛家有交往，盛康将盛宣怀让这位老乡推荐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很欣赏盛宣怀，让他担任营内文案（即机要秘书）兼充营务处会办的职务。入幕李鸿章，盛宣怀走上了“先致巨富，再做大官”的征程。盛宣怀凭着办事一贯的事必躬亲、实事求是、力求实效和精明练达的作风，很快就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一年多之后，其官衔就升至知府、道员。
　　19世纪60年代，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由于在中国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而困难重重：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等等。这使洋务派意识到必须是“由富而强”，“寓强于富”。从70年代开始，洋务派“自强”兼及“求富”，在继续筹办军事工业的同时，着手筹办交通运输、采矿、冶炼、纺织等民用工业。
　　1874年7月，李鸿章改轮船招商公司为轮船招商局，委派上海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1876年，美国旗昌公司在与轮船招商局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打算退出中国内河航运业务。在盛宣怀的游说下，轮船招商局从两江总督府借到一笔款子，购下美国旗昌公司。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功的中资企业并购外资企业案例。1885年，盛宣怀成为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第一任督办。从此，盛宣怀迈开实业救国、实业富国的大步。
　　在主持轮船招商局时，面对旗昌、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的挑战与恶性竞争，盛宣怀沉着应战，对外利用外国公司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对内严格整顿，增强竞争能力；同时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由于应对得当，使几家外国公司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与之签订了基本平等的齐价合同。李鸿章评价盛宣怀：“才具优长，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干济时艰。”张之洞认为他兼有商业、官法、洋务三者之长，就连孙中山在筹划中央政府时，盛宣怀也作为唯一的清政府官员被列为新政府掌管内政的委员。

盛宣怀：中国近代电讯业的鼻祖

　　1880年，时任天津河间兵备道的盛宣怀向李鸿章建议，国家自强大计，一是铁路，二是电报，当前电报最为重要，可在天津试办电报局。盛宣怀拟写了一份《电报局招股章程》，提出了“通军报为第一，便商民为其次”的观点。1880年，中国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盛宣怀担任负责人。为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盛宣怀在天津办起了电报学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电报总局完成了津沪电报线路的架设。这是中国民用电信事业的开端。随后，他又主持了南至海南，北到黑龙江，西到新疆等地的几十条电报线路的建设。

 

 ▲盛宣怀手书

　　1876年，英国人贝尔发明了电话。1877年10月16日，清朝第一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受邀访问某电气厂，参观刚发明不久的电话，郭嵩焘当时的日记称之为“声报机器”。郭嵩焘及其随从张德彝亲自尝试通话。1882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外滩创设第一家电话局，仅比美国电报公司晚一年，上海由此也成为最早拥有电话的城市之一。同年，英国人毕晓普在上海租界试行电话。此后，洋商纷纷开始筹划在当时中国的各通商口岸开办电话业务。1899年11月19日，时任督办铁路大臣、大理寺少卿的盛宣怀向光绪皇帝提交了奏请开办电话业务的奏折。这个奏折共488字，涵盖了开办电话业务的意义、电信业务发展的趋势以及电信业务经营管理的方式等。《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将这一历史事件记录为：“督办铁路大臣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奏：电报公司拟添设德律风，杜外人觊觎之谋，保电局已就之利。允之。”这是中国官办电话真正的源头。
　　1903年5月，根据盛宣怀奏准“电话归电局兼办，以电报余利为推广电话之需”的条例，北京电报局总办黄开文开始筹设北京城内朝廷大臣住宅与颐和园间电话（当时慈禧太后常驻颐和园），以解通信之急需。1903年9月，时任督办电政大臣的袁世凯根据黄开文的建议，呈准试办北京电话局，由黄开文兼任电话局总办。1904年1月2日，北京试办的第一个官办电话局于东单二条胡同开通，安装磁石式人工电话交换机100门。显然，北京的官办电话思路与盛宣怀的奏折是一脉相承的，这应该算是对盛宣怀的奏请最直接的批示和答复。此时的盛宣怀因父亲于1902年去世，循惯例在家“守制”三年。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奠基人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纷纷在中国设立银行，进行经济掠夺。而中国的社会经济也逐渐发生变化，需要有自己的银行来调剂资金。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朝野震动。1896年，盛宣怀已经52岁，整个大清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全在他掌控之下。这一年，清廷赋予盛宣怀太常寺少卿官职和专折奏事权，可以直接上书皇帝议论国是。在得到这权力后的第三十天，他就上了一道奏折，是为《条陈自强大计折》。盛宣怀认为，欲自强，需做到三点：练兵、理财、育才，核心是理财，目的是“挽外溢”。盛宣怀认为朝廷应裁撤厘金而增加进口税率，开征印花税，建立银行，进行币制改革。接着又呈奏《请设银行片》，认为外国人利用银行为商业集中他们的国家财富，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银行，以便以低于外国银行的利率为政府发行国内公债，还可以避免因不适宜的金银兑换率而造成的额外负担。光绪皇帝对此很是赞同，当即命盛宣怀挑选董事，征求商股，筹建银行。
　　1897年5月27日，官商合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正式开业。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倡议创办，总董事长张弼士，董事有叶成中、严信厚、杨文骏、刘学询、严莹、杨严幕、朱葆三、施则敬等人。盛宣怀称张弼士为“各华商领袖”，“派充银行、铁路总董，于招股有益。”中国通商银行开办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先后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和北京开设了七个分行。两年之后，已能每六个月结账一次，除开销外，发给股商利银40万两，缴呈户部利银10万两。对其良好的发展势头，盛宣怀十分高兴，称“询诸汇丰开办之初，尚无如此景象”。中国通商银行凸显了盛宣怀的商办股份制思想，它的创办和运作模式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不够完美之处，但在当时对推动近代中国经济尤其金融业发展无疑具有时代意义。
　　在盛宣怀的督办下，1905年，成立了中国第二个银行──户部银行，官商各占一半股份。这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在津、沪、汉设有分行。1908年，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各省设分支。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大清银行与中国通商银行合并改组为中国银行。1928年国民政府指定为经营国际兑汇的专业银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承担其外汇银行的职责。1979年4月，中国银行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1907年，盛宣怀担任邮传部右侍郎，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通商银行。就在盛宣怀担任邮传部右侍郎时期，邮传部为了办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四个单位的款项收付，以便集中资金，灵活调度，同时利用银行的资金发展交通事业，于1908年3月4日在北京成立了交通银行。不久，交通银行的津、沪、汉、粤四分行亦开张营业。1927年以后，交行与中国银行一起经过两次改组，并被南京国民政府定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于1928年11月迁至上海，北京分行继续营业。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拓荒者

　　盛宣怀从19世纪70年代起涉足洋务，逐渐掌控轮船、电报、铁路、银行、纺织等大批洋务企业，几乎掌握着国家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晚清“习商业、晓官法、熟洋务”的罕见高手。但他在把洋务事业越做越大时，却为缺乏新式人才而苦恼，经常感叹：企业不难集资，难于得人。甲午战争后，盛宣怀更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认为国家欲图自强，筹设学堂、培育人才是关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才之盛皆出于学堂”。

 

 ▲津沪电报总局

　　1892年，盛宣怀任天津海关道时，与当时在天津自办中西书院的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常研讨办学之事，并着手筹办一所新式学堂。1895年春，盛宣怀将经过详细研究讨论制定的实施计划向李鸿章禀请具奏。不久，盛宣怀拟定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递交给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王文韶将盛宣怀的方案改为《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上奏朝廷。1895年10月2日，光绪皇帝批准了盛宣怀的建议，下令成立了北洋大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这一天也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建校纪念日。盛宣怀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校长。
　　1896年，盛宣怀上奏朝廷，呈请在上海设立“专学政治家之学”的南洋公学，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盛宣怀期望把学校办成培养内政、外交、理财三事之教授的正规大学。南洋公学的创办，已经超越了实业的视野，考虑了满足晚清朝廷更广层面、更高层次的人才需求。白毓琨、劭力子、黄炎培、蔡元培、章宗祥等都曾在南洋公学学习过。
　　南洋公学作为我国近代第二所大学，在高等教育史上留下许多开创之举：首立师范院，初步奠定了我国近代师范的雏形。盛宣怀与大学教育的渊源，并不只体现在他亲自创办的这些学堂上。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去世之后，其十余万卷的藏书被民国政府一分为三，分别给了圣约翰大学、上海交大和山西铭贤学校。

盛宣怀与中国铁路

　　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担任清廷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共修铁路2100多公里，超过民国成立后20年内所修的铁路总和。
　　盛宣怀负责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卢汉铁路。京汉铁路原称卢汉铁路，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准备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当时国库空虚，为了修筑卢汉铁路，湖广总督张之洞1889年向清政府提出每年拨款200万两银子备修路之用，得到了允诺。随后，为生产卢汉铁路所需要的钢轨，张之洞开始筹办汉阳铁厂等一系列重型工厂。但每年200万两银子，对庞大的工程无疑是杯水车薪，并且仅仅拨款一年，就因东北局势紧张，清政府下令“移卢汉路款先办关东铁路”。
　　1895年底，清政府决议兴建卢汉线，原来打算铁路实行“官督商办”，由各省富商集股修建。但清政府信誉扫地，商人无人问津，不得已只好举借外债。1896年10月，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设立铁路总公司，以盛宣怀为督办大臣，统筹卢汉铁路的修建。同时，清政府设立了南北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首任铁路督办大臣。
　　盛宣怀承办卢汉铁路的款源主要是借洋债。从维护铁路主权考虑，张之洞权衡比较，以比利时“究系小国”，较易对付，于1898年6月与比利时签订了《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借款1.125亿法郎，以“卢汉铁路及其产业，与一切属于该铁路之物作保”。借款问题初步落实以后，卢汉铁路由河北、湖北两省分段同时动工。1906年3月，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l214.49公里全线建成通车，4月1日举行通车典礼，并改称京汉铁路。

近代官商第一人

　　盛宣怀具有官商二重性的身份，与红顶商人胡雪岩相比，后者商的身份为主，前者官的色彩更重。为了“做高官”而“办大事”，他以官的力量为其“大事”保驾护航。为了独揽轮船招商局，他用权术排挤掉了唐廷枢和马建忠。
　　在政治方面，盛宣怀做得较大的一件事，是于1900年在义和团爆发后策划了“东南互保”。具体来说，就是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这四大总督向各国公使保证，他们将“奉诏”自保疆土，长江及苏杭内地的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承诺保护，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此疆尔界，两不相扰”。“东南互保”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圣旨被当成“乱命”（李鸿章语），意味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皇权陨落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了。这直接导致了各地军阀与清朝廷的命令脱离，可以说是军阀时代的开始。可是因盛宣怀所管理的铁路、海关、电报、矿业等企业是朝廷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清政府奈何他不得，反而褒奖他保护了长江流域的和平，加封他为太子太保。
　　辛亥革命爆发后，盛宣怀又全力支持清王朝和袁世凯镇压革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盛宣怀推行的铁路国有政策激起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并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在实施清末新政的过程中，清廷曾经允许民间集资修建铁路，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的百姓纷纷购买铁路股。可是到了1911年5月，新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悍然宣布“铁路国有”，要收购铁路股权。老百姓认为，清廷原本同意铁路民营，也允许民众购买铁路股，可现在却不顾民众的反对，强硬地宣布“铁路国有”，这是有意设套圈钱，欺骗百姓。于是，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等地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爆发后，清政府急调湖北清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从而引发了武昌起义，大清帝国至此轰然倒塌。清王朝认为他是激起民变的罪魁祸首，一时间盛宣怀成了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双重打击对象。在一片“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的声讨中，1911年10月26日，盛宣怀被清廷下令革职，“永不续用”，其财产也被民国政府没收，盛宣怀仓皇逃往日本。《清史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误国首恶”四个字，道出了历史的无奈与残酷。
　　1912年秋，盛宣怀又回到上海，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1916年4月27日，中国近代金融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盛宣怀溘然长逝。他的葬礼极其壮观，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进行了交通管制。回首百年之前，中国还只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诸多西方列强侵占我国土地，掠夺人民财物，面对这样的局势，盛宣怀挺身而出，凭借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开风气之先的勇气，开创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先河，其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