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与孟子观点对决，到底是以战止战，还是以仁义止战？

孙膑与孟子是同一时期的人，孙膑应该早于孟子，他指挥的桂陵之战是在齐威王时期，马陵之战是在齐宣王时期，齐国在马陵之战后几乎再无大战，设置了稷下学宫，孟子主要活跃于这个时期。

之所以将他们放在一起，是因为都有一个“见王”的立论见解，而且主张完全相反，应该也是当时的一种争论。

孙膑见齐威王，提出了“以战止战”的观点，并批驳“以仁义止战”的观点。

在《孙膑兵法·见威王》中用大量史实证明“以战止战”的观点，并对“以仁义止战”的说法提出批驳，文末他说：

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效举兵绳之。

意思说，功德不及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另一说是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才能比不上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智慧不如周公的人，却说“我要依靠仁义的方法，用礼乐的道理，采取恭敬礼让的方式来制止战争”，这是很可笑的。尧舜那些德高望重的君王，并不是不想用这样的办法让天下没有战争，而是这个方法行不通，因此，不得不用战争的手段来使天下臣服。

从孙膑见齐威王的论述看，应该是当时就有这样的争论，或者是孙膑弟子记述时针对当时比较盛行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亦或者马陵之战后孙膑在整理其兵法时，提出的这种观点。

孟子作为当时的辩论高手，在稷下学宫中推广其观点，应该在齐国还是比较盛行的，齐宣王也比较“器重”孟子，因此，才针对“仁义”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

有考证说，田忌在马陵之战后受到陷害，逃往楚国，孙膑应该随行一起了楚国，并在楚国著成了其兵法。

孟子的立论体现在《孟子·梁惠王（上）》中：

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yan）。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意思说，孟子不远千里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你从邹到大梁，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策略，有什么方法，可以有利于我的国家？

孟子说：大王，何必一定要谈利呢？我这里只有爱人利物、施德推恩的仁义。

然后孟子转移话题说：王如果说怎样才能对我的国家有利，那么大夫就会说怎么对我的封地有利，一般的士子及老百姓就会说怎么才对我本身有利，这样，上下都相互追逐私利，国家就会发生危险了。

那拥有一万乘兵车的国家，杀到那国君的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

这些大夫在万辆兵车之国中拥有一千辆兵车，在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拥有百辆兵车，十中取其一，这数量可真不少啊！如果本末倒置，把义放在利益之后，那么他们的欲望就不会满足，行为就不会停止。

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遗弃了他的父母，也没有讲义的人，却对君主怠慢的。所以啊，王只讲仁义就好了，为什么要讲利益呢？

孟子这段解释，也是说，作为领导者，你就是下边人的表率，你追求利，大家都跟着你追求利，你仁义，大家也仁义。

实际上，孟子所言与梁惠王所问或需求完全不一样，既然双方谈不到一起，因此就没有聘请孟子这个顾问。

从历史进程来看，以战止战对国家更有利，同时孙膑也告诫国君和将领，不可以好战、穷兵黩武，亦不可以过分追求战功。

而孟子仁义之说，也并非就不对，他更适合于和平时期的统治工作，在上位的要修身，在下位的人效仿之。

亦或者，仁义之说适合于管理（统治）工作，以战止战之富国强兵思想适合于国防建设工作，二者结合起来更适合。

正如《吕氏春秋·不二》所讲，各家观点都各执一说，不够全面，如果不加选择的使用，专用一说则容易让国家遭遇危险。

企业也是如此，外脑的咨询公司多各执一说，专用一家也容易让企业陷入困境，这需要老板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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