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 行 难 一

言 行 难 一                

理论与实践，难于重合，说和做永难一致。

诗论家，谈的头头是道，但并不是好诗人，书论家，文章滔滔，纵横天下，不见得是好书家。

自己想的都难于做到，何况别人想的让你去做呢？

想和做中间的距离永难合一，故郑板桥有胸中之竹和笔下之别，想是一样，落笔成形又一样，而重要在生成过程中及时调整应变，天机灵感合一，而时出意外，始有妙趣。

艺术家的实践，令理论家会意解说，自骋臆想，何必必是。

说方说圆，任人评说，艺术自身以自在不言为大辩。

美否，让感官去感受，让心灵去领悟。

对解说的理论，亦可做艺术欣赏，知其意会多方，妙解通玄。

切莫以此为向导，那可使你陷入迷魂阵中。

听教师解文，学生便无法作文。

如什么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主语谓语状语宾语这些机械累赘横亘胸中，还能自由行文，表达思想么？老想着文法，恐怕连话也不会说了。

还是儿童有天生的聪颖，他就凭着自己的悟性，理解大人的语言，和实际运用结合起来。谁教他学习方法的？谁给他解析语言的结构的？谁告诉他名词与形容词的？儿童语言的生动天真，在表情达意方面，实胜过一切有生活经验的成人。

成人思想中多故障，言语便难于通达。

皇帝光着屁股没穿衣服，是众眼皆明的事实，在成人口中打转，也说不出来。

他们左瞻右顾，疑虑重重，甚至颠黑倒白，曲意奉承。

欺人欺己，随形唱影，白日说梦。

唯孩子可直言喊出，童口无忌，思无碍也。

文人行文，如做到思无忌，虽浅见悖识，亦天真烂漫也。

看后主的词：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多么清通自然，全然没有一点作态。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返朴归真，何以返朴，心灵回归赤子状态，此才能一派天真，使人会心微笑。而势力残酷的世界，是扼杀天真的。早已不给天真有一点生存的地盘，所谓成熟，就是把天真丧失殆尽。

童孩的教育，受着错误的诱导，不是功名利禄，就是金钱权势从小培养奴隶。

教给他们喊万岁，崇拜英雄，被教唆充当实现某些政治集团斗争的工具……

或者被金钱物欲诱使。人生的斗争，便是物欲的满足……。

这些思想充塞着人生之路，人类的良知已被扭曲，一个被扭曲的灵魂，能正言为文么？

一个言辙得咎，上纲治罪的生活环境，除产生马屁精之外，能有好文章么？

正人正品然后始有正文，此之谓也所以人品和文品应当是一致的。

说和做之难统一，扯到人品和文品上来，因文品是说，人品是做，实说也是做。

但说与做难于统一。

说有时境的远虑，文革时，说一句对“文革”怀疑的话，就立被监禁或杀头，过后大批“文革”，便似英雄壮举，可以慷慨淋漓，听其言还要观其形，这人在文革的具体表现怎样呢，是左派、右派、造反派、逍遥派，还是噤口派呢？

这时的文难如其人，不能听其说，还要看其做。

正如把“民主”喊的震天响的，是否真正是民主派，还是只是以其为招牌呢，恐怕还是在其当政之时才能知道。

所以我们不能看口头声明，我们过于相信舆论，也便容易上当。

实际受骗的多是老实人，还保留着对人善意易信的天真。

人品文品相距很远，甚至反差，为什么我们还要求它统一呢？难道我们能要求说做不一么？能要求人们说一套做一套么？

怀疑，故然是探索者的高贵品质，如一切都不相信，在世界还能生存么？

不能因说做之间的距离或反差，就怀疑“文如其人”的正确。

钱钟书举了一点反例，许多人便依恃权威的习惯，随声唱影，认为“文如其人”是浅显的，他们如儿童一样，简单的用好坏人，黑白分类法来判断一个人的正确与错误，于是说秦桧蔡京的书法好，但是坏人。这坏人标准，也不过以是否忠君“爱国”-----爱皇帝的家国为判断。

政治的立场观点只是对事物的看法不同，真的可分别好人与坏人么？

难道对赵孟顺，因其是“投降派”去说他就是坏人么？

元朝的统治者不也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中国人么？这就把“文如其人”给引向岔路了。

实文如其人，是如其如、如其学、如其知、如其书、如其画、如其文，这是很明确的。

鲁迅之文，不同于周作人，也不同郭沫若之文、茅盾之文，巴金之文，钱钟书之文，这是一看便知的。

任伯年的画、齐白石的画、吴昌硕的画，各自具面貌，便是画如其人。

我们说，这个孩子的眼神像他爸爸，指的是如其如，就眼神而言，或者某一刹那的闪烁精神而言，如一定指出耳朵鼻子脚趾和他爸爸不同，说孙子不像爸爸，我们只能认为这是胡闹，或说无理取闹。

我们说“文如其人”，一定要举例，林彪口头拥护毛主席，不是太简单的理解了这话也是太小儿科了。他的口心不一，也不是代表着其人之文么？是他个人在那个时境中的反映与表现么？

我认为大艺术家文学家，某些技艺搞到极致，“痴于艺”的成度时，他全生命投入，无机心，很难做坏事的。我不知那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坏人，但他可能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有不同的考虑，这是我们很难以政治上立场，来论定好人坏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