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亦为鬼雄！南皮张氏“两烈女”！

中山公园东南角的凉亭中央，有一块高大的石碑，石碑上斑驳的印记，鉴证着它所经历的沧桑岁月。“徐世昌撰文，华世奎书丹，张寿篆额”,仅仅这块石碑的落款，就足以吸引人们的目光，而碑文中记载的内容，更是发生在民国初年，震惊全国的天津七大奇案之一——“双烈女”案。当时有人据实编演成现代戏，上演天津各大剧场，颇受欢迎。后来，天津评剧院又把《双烈女》一剧搬上舞台，它同《杨三姐告状》一样，受到广大观众的青睐。

这场悲剧发生在民国初年。两女子的父亲张绍庭，是河北南皮县的一个穷孩子。18岁时逃荒至天津，在一家瓷器店学生意。瓷器店主金老板看小伙子干活勤快，人也老实，于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张绍庭，还让女婿来继承店业。可好景不长，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张绍庭带着妻子回老家避难。等世道太平了，小两口回来一看，瓷器店里已一片狼藉。岳父病入膏肓，见了女儿、女婿最后一眼后，含泪辞世。

店没了，日子还得过。为谋生计，张绍庭租了一辆黄包车，金氏则纺线织布为人浆洗衣裳。后来小两口生了两女三子，长女丽姑，次女春姑。一晃十六年过去了，一家人日子过得清贫，但也其乐融融。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日，那辆全家赖以为生的黄包车被盗了。车场老板死活让张绍庭赔，愁得夫妇俩不知如何是好。张家的愁事让邻居戴富有这个人贩子喜上眉梢，他早就盯上张家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他对张绍庭说，你家那两个姑娘不小了，要是能找个好人家，聘礼钱自然少不了，正好用来还账，岂不两全其美。张绍庭心动了，就这样，他将次女春姑聘给戴富有长子为妻，并立下婚约。

不久，张绍庭病死，戴富有假献殷勤，邀金氏母女到戴家居住。金氏起初以为亲家是好意，携子女同往。但到戴家后，戴富有之妻马氏多次劝其再嫁，平日则偷着教两女学唱妓院小曲。有一天，两个姑娘正在院子唱着玩儿，正巧被金氏听到，“你们这唱的是什么！”气得金氏狠狠地教训了两个孩子一顿，不明所以的姑娘哭着将事情原委告诉母亲。金氏想到戴家前前后后的所作所为，知道被骗了，急忙带着孩子们回家。这时，戴家却强留长女丽姑，且将丽姑闭于密室，百般凌辱，大打出手，丽姑的哭声邻居家都能听到。金氏几次来要人，都被拒之门外，一次上门还被戴家的手下殴打。周围的邻居们皆为金氏鸣不平，到警察局报了案，警方勒令放人，丽姑才得回家。

戴富有的如意算盘没打成，遂以金氏悔婚为由，上诉天津地方审判厅。并伪造了婚书，称张绍庭已将两女许其两子，并让王宝山做伪证。讼状到直隶高等审判厅，戴富有向主审的推事（法官）施行贿赂，虽然戴家的证据破绽百出，但是审判厅依然判张家两女归戴。判决下来，戴富有带着一帮地痞流氓到金家要人。金氏不知所措，母女抱头痛哭，有冤无处诉。

眼看交人的日子一天天近了，审判厅的判决不能不从，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罢了。丽姑、春姑虽然年纪不大，但也是烈性女子：“咱死也不能去做妓女，让别人戳咱张家的脊梁骨。”当晚，乘金氏睡熟，姐妹相约把早已准备好的火柴头用煤油泡开喝下……

张家姐妹的冤情，几天传遍了津门。面对人们的不满情绪，警署唯恐事态扩大，又得知被害者与清末重臣张之洞同族，对上不好交代，于是直隶高等审判厅急发票捕人，可是戴富有早已逃之夭夭。直隶警察厅长杨以德为了敷衍民情，亲自出面，联络地方绅、商界，为两烈女购买讲究的衣衾棺木，料理后事。

双烈女大殡是农历五月初一，沿途居民纷纷走上街来。当时棺木由八人抬着，全副仪仗。最前面由军乐队执事开道，军警全副武装列队其后，在津的主要政府官员朱家保、吴寿、商德全、姒锡章，天津名绅严修、吕海寰、赵元礼、高凌雯以及各界头面人物，南皮张氏族人1000多人参加了葬礼。

送葬的队伍从西关出发，绕城区一周，最后将两烈女葬于城西明代费宫人墓侧，并建祠立碑，此碑由当时任奕劻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亲自撰写碑文，由阁臣、津门书法家华世奎书丹，天津县议会议员、书法家张寿篆书碑额，请精明工匠镌刻。立碑时还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

烈女葬后，张瑞荫(清末军机大臣张之万之子)家总账房孟书瑞携金氏母子回南皮，利用办丧事所剩的余款，会同张氏族人在南皮城里文庙东侧建“双烈女祠”，并立碑刻石以记其事。双烈女祠内烈女碑有两块，分别为张曾敭、张瑞荫撰文；张榛、华世奎书丹。

此后，天津扩建新北电影院，天津的烈女墓影响建设，烈女遗骨由其弟媳搬运回南皮，葬于双庙村西北。墓旁的石碑则移至中山公园。日军占领天津后，中山公园曾作为日军驻地。

据老人们回忆，当年这块碑曾倒放在地，被日军作为站岗之用。后来时局不稳定，石碑一度被人们忘却，静静地在中山公园内躺了几十年，导致石碑正反面字迹的风化程度明显不同。不过也正是这种忘却使“南皮张氏两烈女碑”在“文革”中躲过一劫。直到1984年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前后，石碑才被重新立起，政府还特意建了亭子将它保护起来。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