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明史论二事：批明太祖祭祀元酋，修元史继元，与蔡子英奔北元

成功攘据全中国，则为正统之主，故胡清占北京，而不止足，犹欲灭南明，甚欲灭台湾，使无人能与之争正统也。国共之认元清为宋明之续，若使日本入主，则裕仁亦幸如忽必烈矣。日本之欲步元清后尘，导源于洪武故事也！呜呼！洪武此举，为万世之谬，后患无穷，后之学者虽欲正之，而无与正之也！

或认元清为中国，以继元清辽阔之版图，是未得其实，又失其名也。二战之后决定各国疆界，非认元清可承其领土也。不得其实，可也，非我固有领土，何必强占？而失其名，认贼作父，非所以训示后世，乃使猾夏之夷狄无所惮，为夷作伥之汉奸无所惭，决裂民族之防！我不得版图之实，彼得正统之名，至不义，而亦至不智也。无怪见抖音有人欲黜明朝，而欲以正统与漠北蒙古。彼以明朝未能大一统，与漠北蒙古形成南北朝，则正统不在明也，元为中国，则北元为中国，元为正统，则北元犹续正统也。

以元为中国，元之领土为中国之领土，可也，元非我类，则蒙古以元为蒙古，元为其类，元之领土即蒙古之领土，亦何为不可哉？何以正之哉？以亲，北元固最可继元，东满固最可继清，堂堂中国，何与蛮夷争继？明当继宋，不当继元，民国当继明，不当继清也，岂可华夷亲疏不辨哉！汉犹继周不继秦，况元清夷类哉！

不正其所继，则我之统不正也！暴秦不可继，继暴秦，何以异于秦？周固德盛祚长，可以继也。胡元胡清不可以继，继胡朝，何以异于二虏？宋明固中国之统，可以继也。魏继汉，是矣，而德功不足以继之，晋继魏，宋继晋，齐梁陈之相继，皆相比为篡逆之国，统之正不及魏，而敢望周汉乎？隋以中国代夷狄，而继宇文之周，唐以征伐得天下，而继杨氏之隋，统之不正，而与夷狄篡逆为伍。明得天下之正过于汉，取于夷狄，而所继之不正，甚于晋宋隋唐，所继胡元为万古不赦之夷狄谮窃也，与汉相去远矣！雍正乃以明太祖为元之民，诋明之取元为篡窃，虽为雍正之悖，亦明太祖不正其统，有以授之也。

蔡子英邪佞之徒也，而以忠义自诩，既失节于事虏，不能从起义之师，胡虏已逐，中华光复，不归大正之主，乃欲弃中国，追其主于塞北，上书明祖，其辞之邪佞，有人之心，未有不愤者也，曰：“蒙主将知荐。仕至七命，跃马食肉，十有五年，愧无尺寸之功，以报国士之遇。及国家板荡，又复失节，何面目见天下士？所以宁死不敢有他志，盖臣之事君犹女之适人，一与之醮，终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禄，终身无二。昔冯道历仕五朝，司马光曰：‘不正之女，中人羞以为室；不正之士，中君羞以为臣。’伟哉言乎！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陛下金城汤池，兵极其精，器极其利，府库充实，米粟红腐，国家之盛古未有也。犹以为未足，于是兴学校，明人伦，褒死节，奖忠义，盖谓治天下之本莫大于礼义廉耻也。夫以今天下之广，人民之众，既不以英一人而加少，又岂以英一人而加多？授英以官何益于国？舍英不用，何损于事？陛下创业垂统，正当提挈大经大法，以昭示圣子神孙、功臣贤士，不宜以无礼义廉耻之俘虏而厕于维新之朝贤士大夫之列也！” 孔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亦曰：忠近于义，心可尽也。义者，宜也，以华人而事夷主，岂宜也哉？忠夷狄僭窃之主，抗光复一统之君，尤为不义哉！管仲不死公子纠，而事杀纠之桓公，义可徙也，辅霸主匡天下，攘夷狄，圣人不责其不忠，而许其仁，百里奚去虞而归秦，叔孙通去秦而归汉，桓谭去新而归光武，君子谓之知通，知逆顺。何谓不义？王船山曰有一时之正义，有天下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其论曰：“事是君而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难，义之正也。然有为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为主者也，则一人之私也。子路死于卫辄，而不得为义，卫辄者，一时之乱人也。推此，则事偏方割据之主不足以为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许以为义而义乱；去之以就有道，而讥其不义，而义愈乱。何也？君臣者，义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时之人心不属焉，则义徙矣；此一人之义，不可废天下之公也。为天下所共奉之君，君令而臣共，义也；而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五帝、三王，劳其神明，殚其智勇，为天分气，为地分理，以绝夷于夏，即以绝禽于人，万世守之而不可易，义之确乎不拔而无可徙者也。”可谓正论也，“事偏方割据之主不足以为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许以为义而义乱”，况事夷狄僭窃之主，为中华累代之仇，而抗驱狄光复之主哉？乃引管子礼义廉耻之言，呜呼！事戎狄，已无耻矣，亟归中华，洗其耻，犹可及也，而欲以死尽之，非徒无耻也，顽愚不知义，党夷背华，自诩忠义，而为乱义之尤也！无耻而言耻，无义而言义，行悖而言直者，盖莫有如蔡子英者矣！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孔子之所以深许于管仲也，若夫守硜硜之节，愚忠于昏暴之主，无所建立，以死殉之，正孔子所贱也，况以华人殉戎狄哉？固小人之怀惠也，义利不辨，华夷不分，忠于君主，则为义，虽暴君可忠也；与我惠者则为君，虽夷狄可君也，然则受其哺乳则为母，而不顾其生母矣，与其食物则为父，而不顾其生父矣。忘其父母，谓他人父，谓他人母，与禽兽奚异哉？蔡子英怀夷之惠，以死相随，不顾中华，不顾祖宗，固圣人所甚贱之也！固如猪狗之不齿也！明太祖容而送之，岂不过哉！ 岂徒蔡子英之不知义哉？明太祖亦有乱义之举也，蔡子英称明祖兴学校，明人伦，是也，若夫褒死节，奖忠义，则有失矣。殉夷非节也，而明祖褒之，忠夷非义也，而明祖奖之，不知恶来之忠纣，不免武王之戮，固以为纣之帮凶也，忠元之臣，岂非为豺狼作伥哉？为夷尽忠效死，可也，辅夷主中国，亦可奖为功臣哉？惜乎时无大儒以正之也。但论君臣，不分华夷，夷狄可忠，忠夷可奖，夷狄主中国，忠夷者多，难以光复矣。明之重蹈弱宋之祸，于君臣华夷之轻重不辨也，胡清盗华夏之久，以君臣压倒华夷也。

附：

晋将荀羡北伐，获燕将贾坚，中国人也，责坚曰：“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托命。既已事人，安可改节！吾束脩自立，涉赵历燕，未尝易志，君何匆匆相谓降乎！”

荀羡之责不当其义，贾坚之应亦非其理。坚之父祖虽为晋臣，而坚未尝仕晋，则不可责之降晋，以此责人，则曹魏之郝昭，亦可责之降蜀汉耶？多有可责矣。然坚之所事者夷也，晋虽偏安江左，实中华一线之存，羡当责坚奈何为夷狄效死，不归中华？坚尚可反唇相讥乎？坚曰：“民既无主，强则托命。”以强弱为依违，势力之徒，安知有义乎？“既以事人，安可改节？”失身事夷，尚可云节？华夷大防，贵华贱夷，华与夷无君臣之臣，诎于其势，不得已而事之，犹可原也，为之效死，何其愚也？忠合于义，忠可尽也，党夷拒华，岂为义哉？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何可不分轻重也？坚事夷已久，改易礼法以狎其俗，口甘其味、身便其服者数十年矣，忘其身之为华，羞见江东之士，故宁忠于夷而拒羡之劝降，惜乎羡不能明其义以摘其心也。

后世有举大义昭于檄文者，而犹有杨铁崖、蔡子英、梁鼎芬之徒抗拒光复之师，以忠臣自诩，实华夏罪人，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之助夷屠华，尤为天下缪，而以杀贼自称。革命党之言民族大义，如此彰明，犹不足以动彼之心，怀夷之惠，习夷之俗，与夷同志，无有于华，尤迷昧之至，可悲可恨也！则张骏之言“先老消落，后生不识，慕恋之心，日远日忘。”诚悲哉其言矣！船山曰：“婴儿之失其母也，使婢妾饲之，受其狎侮，未尝不泣也；已而听之矣，已而安之矣，已而语之以母而不信矣，过墓而若有若无，且归而亟依婢妾矣。夫人至忘其母而不知悲，则仅留之家老，垂死而有余哀，亦将谁与言之而谁听之乎？于是而人心之迷终不可复，复者，其唯天地之心乎！”鲜有如辛弃疾之辈生于金虏之世，能弃金归宋，劝宋伐金者也。故收复不可不急，缓之则易相忘。

晋之君主无北伐之志，置中原于刘石而不顾，臣如蔡谟、王羲之者侈敌之势，乃以区区江左为寒心。非但无北伐之志，且沮英雄之进取，祖逖与石勒相持，而令戴渊分其权，桓温方巴蜀，而使殷浩制其势，坐观温之北伐而不助，恐其成功而幸其枋头之败，则中原遗民安望于晋乎？唯依于夷矣。坚曰晋自弃中华，亦非无理，未可徒责坚也。

——陶扬鸿《读史通论·晋穆帝第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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