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固尊儒，而称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称道家出于史官，为君人南面之术。或曰道家君道，儒家臣道也，高卑有别矣。班固曰南面之术耳，非曰道也。班氏，一家之言，岂为定论，谓道家出于史官，盖误从《史记》以老子为周之守藏室之史。又近世学者以“宗师仲尼”谓孔子非儒，高于儒，非囿于儒家也，后世史臣不达其意，入之儒家，是又故为新奇之论。宗师仲尼，以孔子为宗师也。墨子非儒而攻孔子，不攻尧舜文武，以孔子为儒宗也。荀子称周公、孔子为大儒，韩非曰：“儒之所至，孔子也。”战国儒家与其他诸家所共认，岂后世史臣入之儒家哉？谓孔子非儒，小儒乎？扬雄曰：“通天地人为儒。”孔子，儒之极致者，儒之极致者，圣人也，特不可简单曰儒，而曰大儒，儒圣。
又案《论语》载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则孔子之前，已有儒矣，孔子集群儒之大成也。《周礼》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称儒以道得民，则西周固已尊儒矣。汉宣帝称儒家为周政。尊儒非自汉武始也，西周，儒家固为主统矣。
庄子虽剽剥儒墨，而其天下篇亦认儒家为主统，曰道术之所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六经，儒者传习之，庄子亦知六经为学术之本源也，儒者多能明之，百家时或道之，然百家“得一察焉以自好”，“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百家往而不反”，百家偏，道术裂。叙诸子之学术，而不及孔子，孔子非诸子之流也，叙百家之人物，不及儒家，儒家非在百家之列也，儒家，道术之所在，而百家为方术，道术全，方术偏。
庄子天下篇较推许关老：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虽未至于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关在前老前，则关子更高于老子乎？未至于极，至于极者，春秋战国非孔子而谁？
而天下篇尤称庄子，曰：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是庄子自为一宗，而别于关老也，后世并称老庄者，何哉？庄子之称老，非如孟子之尊孔也。终以惠施，则惠施为庄子畏友乎？其书亦不传世。遭秦焚坑之祸也。
王船山《庄子解》称天下篇曰：系此于篇终者，与《孟子》七篇末举狂狷乡愿之异，而历述先圣以来，至于己之渊源，及史迁序列九家之说，略同，古人撰述之体然也。其不自标异，而杂处于一家之言者，虽其自命有笼罩群言之意，而以为既落言诠，则不足以尽无穷之理，故亦曰“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己之论亦同于物之论，无是则无彼，而凡为籁者皆齐也。若其首引先圣《六经》之教，以为大备之统宗，则尤不昧本原，使人莫得而擿焉。乃自墨至老，褒贬各殊，而以己说缀于其后，则亦表其独见独闻之真，为群言之归墟。
庄子尚不昧六经为本源，后世趋异学者，乃以老庄高于六经矣。
又按此篇较正，为文雍容庄雅，异于庄子其他篇之奇诡恣肆，使人疑此篇之作者。王船山《庄子解》曰：庄子于儒者之道，亦既屡诮之矣。而所诮者，执先圣之一言一行，以为口中珠，而盗发之者也。夫群言之兴，多有与圣人之道相抵牾者。而溯其所自出，使在后世，犹为狉狉榛榛之天下，则又何道之可言，何言之可破？惟有尧舜而后糠粃尧舜之言兴，有仲尼而后醯鸡仲尼之言出。入其室，操其戈；其所自诧为卓绝者，皆承先圣之绪余以旁流耳。且夫天均之一也，周遍咸而不出乎其宗，圜运而皆能至。能体而备之者，圣人尽之矣。故或迩言之，易言之，而所和于天倪者，则语不能显，默不能藏，自周浃隐跃于其中，乃以尽天下之事事物物，人心之变变化化。志也，事也，行也，和也，阴阳也，名分也，时为帝而无乎不在；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宗皆不离，不必言天均而自休乎天均矣。即如墨者特异说以相诘难，而未尝不依圣道之仁与公，以为其偏端之守，其又能舍内圣外王之大宗，以佚出而别创哉？盖君子所希者圣，圣之熟者神，神固合于天均。则即显即微，即体即用，下至名、法、操、稽、农、桑、畜、牧之教，无不有天存焉。特以得迹而忘真，则为小儒之陋；骛名而市利，则为风波之民，而诸治方术者，竞起而排之。故曰鲁国之大，儒者一人而已，亦非诬也。乃循其显者，或略其微；察于微者，又遗其显；捐体而徇用，则于用皆忘；立体以废用，则其体不全；析体用而二之，则不知用者即用其体；概体用而一之，则不知体固有待而用始行。故庄子自以为言微也，言体也，寓体于用而无体以为体，象微于显而通显之皆微。盖亦内圣外王之一端，而不昧其所从来，推崇先圣所修明之道以为大宗，斯以异于天籁之狂吹，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也。
余尝曰，庄子对孔子甚矛盾，既有挖苦嘲讽贬抑，又有正面之肯定，庄子《齐物论》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是庄子亦以孔子为圣人也。《人间世》最后曰：“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 ‘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是亦以孔子为圣人。孔子于庄子看来，未达至人耳。《德充符》曰：“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已桎梏邪？’”
至人高矣，高于圣人，《天下》曰：“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然其后又假鲁哀公许孔子为至人矣：
哀公曰：“何谓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何谓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
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其国。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于内篇见孔子与老子不相上下也。
《天道》：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蟲，雄鸣於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腰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庄子这里许孔子为得道。
《渔父》：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如娱也？”
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
这里也是正面描写孔子，以孔子为圣人之勇。
《田子方》：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
庄子曰：“鲁少儒。”
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
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中国曰：‘无此道而服此服者，其罪死！’”
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
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
此丈夫盖指孔子也，孔子，鲁哀公时人，身材高大。
寓言曰：“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此庄子所以借孔子以立其说乎？
寓言：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盖庄子之嘲讽孔子之言，借老子教训孔子之言，与孔子争胜之心，而最后还是不得佩服孔子之德，孔子之知，能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最后更是称颂孔子“鸣而当律，言而当法”，船山《庄子解》曰：“直以折服人口，使不挟私争鸣，而内服于心，不敢持独是以强定天下。”孔子不只是服人之口，还使人心服，和孟子所讲的七十子服孔子，心悦诚服，差不多了。庄子自视甚高，脾睨一切，古圣王经天纬地之业皆不足挂齿，屡嘲讽古之圣贤君子，也多次与孔子争，然而最终还是感叹孔子之不可及，此庄子之诚也，诚言不可及。夫以庄子，异端之雄，目空一切，唯推许关老，而曰未至其极，自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其傲甚矣！犹叹孔子之不可及，可见圣人之高，圣人之大（乃世之学老庄者，徒见其抑孔之言，挟老庄以贬孔），固可包笼所有异端，特须辨之而各居其位。吾儒学圣人之道，亦何不能笼世界百家众教，归吾儒旗下？以一元统多元耳。
通观《庄子》全书，托孔子立言，言及孔子之多，可谓全书之冠，虽老子亦不及，其抑扬孔子如此之多，可见其重孔矣，孔子之富盛名，异端亦欲借重乎？借重孔子，何不借重墨子，墨子弟子亦多，与孔子齐名当时矣，盖庄子心目中，孔子远高于墨子也。而庄子之嘲儒，抑扬非比墨子一味非儒攻击孔子也，庄子之于儒，若即若离乎？其批墨之严，谓反天下之心，去道远矣，为乱之上，治之下，固不及儒也。
庄子《天下》：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
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葬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
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葬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庄子是道家人，这里却以儒家批墨，批墨子不同先王，毁古之礼乐，举例说自古圣王皆有乐，而墨子却要非乐，言古之葬礼备，而批墨子之葬礼甚简，非爱人爱己之道，去王远矣！远离先王了！或疑此篇作者，然既附于庄子全书最后，其文称颂关老庄。盖在庄子心中，儒家近道也，墨则远矣，而似以儒言批墨乎？
孟子，庄子，荀子皆智足以知圣人者也，孟荀知圣而尊之，庄子知圣而故意嘲讽之，其心甚高，以为未足也，而终服之。孟荀救世忧世，庄子厌世愤世。孟荀，大君子也，庄子，大愤青也。庄子高而不正，孟子高而正，荀子厚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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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陶扬鸿：论儒家之源与庄子对孔子矛盾之态度（5671字）发布于2021-07-06 00:4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