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儒王船山：对待夷狄无须仁义，可以凌厉地惩罚攻击--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明末大儒王船山痛于满洲建虏之祸，反思历史，得出教训，认为中国对夷狄不必讲仁义，可以凌厉地惩罚，可以不择手段地攻击：

中国之于狄，胁之不为不忠，乘之不为不义，迫以凌之不为不仁，狄之与禽无几也。伏羲氏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离，明也，明于其义，是故可掩可杀，可诱可乘，以致养于人而远人害。岂与夫释氏之冥行，有所忍辱，无辱不忍，有所护生，无生不护者哉！

中国之于夷狄，殄之不为不仁，欺之不为不信，斥其土，夺其资不为不义。苟与战而必败之也。殄之以全吾民之谓仁；欺以诚，行其所必恶之谓信；斥其土则以文教移其俗，夺其资以宽吾民之力之谓义。仁信以义，王伯之所以治天下匡人道也。

狄祸之中于郑、卫、齐、杞也百年，而其于晋尤不两立也。灭其族种，俘其君，于是乎尽春秋而冀、豫、青、兖无狄患，垂至于七国而犹晏然。故若狄者，殄之而不为不仁，俘之而不为无礼，以谋胜之不为无信，乘其危而并之不为不义……

（《春秋家说》）

人与人相于，信义而已矣；信义之施，人与人之相于而已矣；未闻以信义施之虎狼与蠭虿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义以与楚盟，秉信义以与楚战，兵败身伤而为中国羞。于楚且然，况其与狄为徒，而螫嘬及人者乎！……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

以帝王之惇信义也，三苗来格矣，舜必分北之；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駾之；东夷既服矣，周公必兼并之；未尝恃硁硁以姑纵也。晋文公弃楚之小惠，败之于城濮，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安，宋、郑以全，所繇异于宋襄远矣。故曰：夷狄者，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读通鉴论》）

船山这里反复论待夷狄无须仁义，歼灭他们不为不仁。船山之意第一段是中国对于夷狄，胁持他们不为不忠，趁其危而击之不为不义，压迫欺凌他们不为不仁，因为夷狄与禽兽相差无几。大圣人伏羲网罟，以佃以渔，明于其义，则可掩可杀，可诱可乘，以养人而除人害，攘除夷狄而除华夏之害，岂同佛教说要兼爱众生，有所忍辱，什么耻辱都忍；有所护生，什么生类都去爱护呢？

第二段是中国对于夷狄，歼灭他们不为不仁，欺诈他们不为不信，夺取他们的资产不为不义。如果和他们打仗，一定要打败他们。消灭他们，保全我们华夏的人民，这就是仁！诚心欺他，行其所必恶，就是信！纳其领土入我华夏版图，用文化教育给他们移风易俗，夺取其资产以减轻我们人民的劳力就是义！

第三段意思是狄祸中于郑、卫、齐、杞等国百年，而与晋国更是势不两立，所以晋灭狄国种族，俘虏其君主，使在春秋时代冀、豫、青州等北方地区无夷狄之患，至于战国七雄时代，亦安然无忧。所以对如夷狄者，消灭他们不为不仁，俘虏他们君主不为不礼，用计谋取胜不为不信，乘他们危难时兼并他们国家不为不义。

第四段意思是人和人相处，无非信义二字，信义是人对人施与而已，没听说以信义对待虎狼蜂虿之辈。楚国是祝融氏后裔，亦属华夏，是周朝封的国，宋襄公秉持信义与楚斩战，兵败且为中国所羞，于楚都是这样，何况对夷狄？不小心就会反咬你的夷狄？戎狄豺狼，何以信义待之？夷狄者，歼灭他们不为不仁，夺取他们东西不为不义，诱算他们不为不信。为什么这么说，信义是人与人相处之道，未闻施与非人，夷狄非人也。

第五段是船山从历史经验来说，古代的圣王，以仁义称，而对待夷狄，未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温和。三苗来归服了，舜帝必要分化他们；昆夷可以作为仆从事奉周了，文王必要拒駾他们；东夷征服了，周公必要兼并他们。这些圣人未尝守硁硁之信而姑息夷狄。晋文公弃楚王小惠，败之于城濮，而春秋大之，周朝因此得安，异于宋襄公远矣。船山曰：“所恶于楚者，为其变夷也，而狄尤非我类也。非我类者不入我伦，殄之非不仁，乘之非不义。”之所以恶楚，因为楚是变夷，变于夷狄，而夷狄更非我族类，非我族类者和我们人的对待不同。消灭他们不为不仁，乘而击之不为不义。

船山又在《读通鉴论》中批评驳斥西汉大臣萧望之对夷狄用春秋礼义曰：“萧望之曰：‘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故春秋大士匄之不伐丧。’遂欲辅匈奴之微弱，救其灾患，使贵中国之仁义，亦奚可哉？恩足以服孝子，非可以服夷狄者也；谊足以动诸侯，非可以动夷狄者也。梁武拯侯景于穷归，而死于台城；宋徽结女直于初起，而囚于五国。辅其弱而彊之，彊而弗可制也；救其患而安之，安而不可复摇也。汉之于匈奴，岂晋之于齐、均为昏姻盟会之友邦哉？望之之说春秋也，失之矣。”

对待蛮狠贪残夷狄可以恩怀义动吗？仁义道德是对孝子，君子，诸侯，不是对夷狄。看看历史，梁武帝拯侯景于危难之时，好心收留他们，不可谓无恩，后却为侯景逼困，饿死于台城，宋徽宗结女真于初起之时，后却为女真俘虏，百般辱虐。这些夷狄大多忘恩反复，在他们弱的时候扶持他们，等他们强大了，就难以复制；救他们于灾患，等他们安定了，就难以再摇动他们。历史教训，不可不知，华夷大防，岂可不辨！

对于傅介子用威胁手段斩杀楼兰王，王船山赞赏道：“楼兰王阳事汉而阴为匈奴间，傅介子奉诏以责而服罪。夷狄不知有耻，何惜于一服，未几而匈奴之使在其国矣。信其服而推诚以待之，必受其诈；疑其不服而兴大师以讨之，既劳师绝域以疲中国，且挟匈奴以相抗，兵挫于坚城之下，殆犹夫宋公之自衄于泓也。傅介子诱其主而斩之，以夺其魄，而寒匈奴之胆，讵不伟哉！”楼兰表面事汉，而暗地帮助匈奴，夷狄不知有耻，何惜一服？信其服而推诚以待之，必受他们欺诈，怀疑他们不服，而大兴师讨伐他们，又劳师动众，且挟匈奴之势对抗中国，不容易对付，傅介子诱其主而斩之，杀其王而震慑楼兰，亦夺匈奴之胆，真是做得好啊！

王船山严华夷之辨，十分讲究正名，亦严厉批判明初君臣对蒙元的姑息。船山认为唐宋以后“乱日生而盗夷交起，盖暴行之殃民者浅，而邪说之殄民者深也。名之不正，邪说之所由生也。”因此他提到“蒙古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灵，亦如纣而已矣。而揆诸天地之义，率天下而禽之，亘古所未有也。洪武之治，以实论之，非贞观、建隆之不可企及者。所为卓绝古今，功轶于三代，拔人禽而昭苏之，名莫有丧焉。”以为“修其实以得其名者，君之道也；显其名以昭其实者，臣之职也。故汤忧口实而仲虺作诰，武末受命而周公赋《雅》，喻后志以靖民心，商、周之王业光，而千秋之分义定。虽桀、纣以禹、汤明德之裔胤为天下君者，且显黜之，以夺其元后之尊，而正名之曰“独夫”，无务包荒以疑天下之耳目，何赫赫也！”

桀纣圣王之裔，且夺其元后之尊，名之曰独夫，蒙元之不仁，非但如纣，而又为夷狄猾夏，窃据中国百年，当更显黜之，名之曰夷虏窃国，然而明初君臣太让人失望了：“鄙哉青田、金华之为臣乎！始昧卷怀之义，后矜姑息之仁，徇流俗之浮言，悖光昭之大志，乃锡妥灌以美谥，奖余阙之怙终，列薛禅于祀典，假买的以侯封，犬豕厕于羲、农，匹雏混于三恪，褒飞廉之就戮，等张、许之孤忠，奖狐之昼奔，为纪侯之大去。其尤悖者，修《元史》以继《唐》、《宋》之书，存辽、金以仍脱脱之僭，使获麟之后，步后尘者为蜗诞之篆。顾区区以馘友谅，存士诚，侈荡定之勋，而掩其补天浴日之显功，不已陋与！”感叹：“弗望其为仲虺、周公也，使得如陆贾、班彪之知逆顺，扬涤除之鸿规，斥犬羊之腥闻，庶几哉？天下之视听清，万世之纲维定，又何至旋踵而陷弱宋之祸哉！天地闭，贤人隐，当利见在田之时，而括囊无誉，亦可伤也。”愿“后之君子，其有鉴于斯乎！”

青田就是刘基、金华就是宋濂，船山很鄙视他们，辅佐明太祖，不能正名，黜蒙元以明攘夷之义。反而尊蒙元为正朔以继唐宋之统，列忽必烈之神主与羲农并祀，存辽金与宋并立，乱夷夏之防。对助虏，为虏效忠的汉奸屠夫被戮却等之为张巡、许远一样的忠臣，只重君臣，而不顾华夷之义。还封其宗孙为侯，待以三恪之礼。这里暗地里也批评了明太祖。使元之亡如无罪而亡，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义没有了，甚至连推翻暴政之义都没了，对于陈友谅、张士诚等群雄的荡平却大力张扬，而没其反元复汉之显功，而太祖自称“取天下于群雄之手，非于元手”，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的驱虏之功吗？驱逐胡虏不比荡平群雄更伟大吗？这真是咄咄怪事！

真是，不望其为仲虺、周公，使刘基、宋濂能如陆贾、班彪之知逆顺，宣扬荡除胡虏之伟业，声斥犬羊的恶名，也好啊，天下的视听清楚了，知道蒙元是个什么祸，是祸害中华的仇敌，是恶毒过于刘石的夷狄，万世之纲维定，案船山《黄书》曰：“华夏之於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这个纲维就是华夷这个地维，地维定，人人都知华夷之辨，耻以夷狄为君，知戴非类之为无义，何至再次陷于弱宋之祸，亡于建虏满洲这个夷狄呢？华夷倒置，天地反覆，真是令人伤心啊！这是明初对蒙元姑息，尊蒙元为正统的恶果！史观不正，其害如此！史观影响风俗人心啊！船山因此叫后人以此为鉴，不要再尊元清为正统啊，当正名，名其为夷狄猾夏，夷狄窃国！

王船山之言致意华夷者颇深，从物质上绝对地要攘夷，就是主动攻击夷狄亦无损于仁义，在精神上也要彻底否定胡朝，明天地华夷之义。

在《读通鉴论》中，王船山也严厉批判宋濂。王船山称崔浩直笔书北魏鲜卑人的历史，对索虏的罪恶无所隐讳，有功人极：“于崔浩以史被杀，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为索虏用，乃欲伸直笔于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浩死而后世之史益秽，则浩存直笔于天壤，亦未可没也。直道之行于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圣人之教也，礼乐刑政之兴废，荒隅盗贼之缘起，皆于史乎征之，即有不典，而固可征也。若浩者，仕于魏而为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由来，详著其不可为君师之实，与其乘间以入中国之祸始，俾后之王者鉴而知惧，以制之于早，后世之士民知愧而不屑戴之为君，则浩之为功于人极者亦伟矣。”

崔浩身为魏臣，而还能直书魏史，详细书写他们的由来，以明其不可为君，就是清楚他们乃腥膻夷狄之种，不可为中国之君，还有他们如何入寇并占领华夏之祸始，让光复后的君主引以为鉴，吸取教训，防之于早，以不重蹈昔日覆辙，再被夷狄入主，让后世的士民引以为耻，而不屑戴此夷狄丑类为君，所以崔浩是有功人极，有功于华夷之防。

而宋濂和崔浩差远了：“宋濂中华之士，与闻君子之教，佐兴王以复中华者也，非有崔浩族诛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隐其恶，扬其美，其兴也，若列之汉、唐、宋开国之君而有余休；其亡也，则若无罪于天下而不幸以亡也。濓史成，而天下之直道永绝于人心矣。濂其能无愧于浩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虞集、危素而为蒙古掩其腥秽，使后王无所惩以厚其防，后人无所卫以洁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后之作者，虽欲正之，无征而正之，濂之罪，延于终古矣。”

宋濂是中华的士人，他不是蒙元之臣，他是读过圣贤书的，华夷之辨不是不知，他还是辅佐明太祖光复华夏的名臣，他没有崔浩直书会灭族之恐，然而宋濂修元史，让人大跌眼镜，他隐讳了蒙元很多罪恶，对蒙元的一些小恩小惠则多有溢美。让人感到蒙古的兴起，可以与汉唐宋并列而更有余美，而元之亡，好像无罪于天下而不幸灭亡的。宋濂的元史修成，史家直道是永远绝于人心，其毒其祸太深了！濂真是有愧于浩啊！崔浩不怕灭族之祸，而直书魏史，宋濂则为了曲徇其师虞集、危素而为蒙古掩盖他们的出身，肮脏罪恶，使后来君主不知教训而厚防于夷，后人不知自卫而洁其身，失节降夷，明末有很多士人失节降清虏，甚乃导虏以内侵，让船山很感慨，按元史笔法，元虏可主中国，则清虏亦可主中国，真是客观上培养了后世的汉奸，种下夷狄再次寇据华夏的恶果。因此船山说宋濂的罪，真是大，真是深，流毒久远。历史不正，则价值不正，价值不正，则是民族的灾祸。船山批判反思物质养胡，精神养胡之弊。承认元清，还给这些虏君立庙，就是精神养胡，其毒其祸更甚于物质养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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