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曾国藩的书信，多是满腔杀机：
曾国藩《与各州县书》：“自粤匪滋事以来，各省莠民，常怀不肖之心，狡焉思犯上而作乱，一次不惩，则胆大藐法；二次不惩，则聚众横行矣。圣主宵旰不安，严饬歼除匪党。张中丞仰体圣意，日日以除莠安良为心。前月曾有一札严拿土匪，令州县力能捕者，自捕之；力不能者，专丁送信至中丞署内，设法剿办，但期无案不破，无犯不惩。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此亦明府有为之会也。”
曾国藩为清军辩护，痛恨“愚民”拥“匪”：“潮勇在楚，奸淫抢掠，诚所不免，然现已遣回广东。其在湖南滋扰之时不甚久，经过之地不甚多，岂比粤寇之穷凶极恶？粤寇所淫之妇，何止万数；所焚之屋，何止十万；所屠之民，何止百万。近因恶潮勇之故，遂有一种莠言，称颂粤寇，反谓其不奸淫，反谓其不焚掠，反谓其不屠戮。愚民无知，一唱百和，议论颠倒，黑白不分，此其可痛恨者二也。”（《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 咸丰三年正月》）
曾国藩痛恨反清的汉人，说这些反清的汉人是贼寇，是乱民，拥“贼”的是愚民。 曾国藩主张：“国家承平日久，刑法尚宽，值兹有事之秋，土匪乘间窃发，在在有之，亦望公正绅耆，严立团规，力持风化。共有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若有剧盗成群，啸聚山谷，小股则密告州县，迅速掩捕；大股则专人来省，或告抚院辕门，或告本处公馆。朝来告，则兵朝发；夕来告，则兵夕发，立时剿办，不逾晷刻。 ”
又与徐玉山太守书曰：
“咸丰三年二月 吾乡疮痍之后，惟芟除土匪为第一要务。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民见夫命案盗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固已藐视王章而弁髦官长矣。又见夫粤匪之横行，土匪之屡发，乃益嚣然不靖，痞棍四出，劫抢风起，各霸一方，凌藉小民而鱼肉之。鄙意以为宜大加惩创，择其残害于乡里者，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毙杖下。戮其尤凶横者，而其党始稍戢；诛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于孱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已。” （《曾文正书札卷二》）
严厉镇压杀戮反清的人民，不怕被人非议，虽得报应，亦不敢辞，他真是铁心维护他大清啊！
《与魁荫亭太守》（ 咸丰三年二月 ）：“国藩以前月下旬，于寓中设审案局，十日内已戮五人。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盖与阁下为政夙心，颇相契合也。 ”
曾国藩为自己的残忍杀戮辩护，说是为除暴安民。曾国藩也承认自己的军队有奸淫掳掠，而说太平军更坏，以减轻清军之罪。痛恨愚民反说“粤匪”不奸淫，不焚掠。自己杀了很多人，有人议论，他说这是为除暴安民，有人说清奸淫掳掠，他说太平军更是穷凶极恶。曾国藩说他的好杀是为时势所迫，真能为自己的屠杀残忍辩护！
曾国藩为何敢于屠民？他有套屠杀的理论，表现在他的书信里。 曾国藩书信还说：“贼若侵犯楚疆，敢有乱民效彼之为，吾纵不能剿贼，必先剿洗此辈。以理度之，贼众唯利是图，子女玉帛，盐粮百货，皆萃船上，未必肯舍舟而陆，度重岭而远伺吾楚，但御防之策，不可一日稍弛，一切制械缮城、养兵蓄勇之资，固已不胜其费矣。若久不解严，则后实难继。幸江广各匪窜入楚境者，先后歼灭已尽，差得偷安。” （《复陈岱云》） 曾说若有“乱民”效“贼”所为，就算自己不能剿灭“贼”，要也剿洗这些“乱民”，从无安抚人民之意，对敢于造反的民众就是杀，残酷清洗。
曾国藩对杀戮表现一种快意：
复江岷樵 （咸丰三年三月十三日）：国藩在此，亦日以练兵为要。塔都司差可与谋事；此外，殆罕宏济之侣。罗、郭、二刘数书生，忠勇有略，兹壮吾魄耳。令弟既北，印渠与相堂必宜留南。印渠大可倚，淳实而有深谋，时辈哪得见此！寓中鞫案日多，得奸宄即磔之，虽无大补，亦少快人心也。
与江岷樵（咸丰三年 三月 ）：崇、通两股匪徒，已于十六、十七二日两战获胜，剿灭殆尽。世间快事，那得有此！
致李次青（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九江克复，林逆与各剧贼无一漏网，积年公愤，如鲠斯吐。抚州相继收复，麾下愤悒，亦为一雪。
看曾国藩给他满洲主子的奏疏： （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业已收复，长沙即可解严。署督臣张亮基、署抚臣潘铎皆与臣商，所有留省之云南、河南各兵，即行分别撤回；新旧招募之勇，亦即分别裁汰；共留兵勇三千余人，已足以资防守；即间有土匪窃发，亦足以资剿办。至于团练一事，臣前折略陈大概，曾言捐钱敛费之难。近来博采舆论，体察民情，知乡团有多费钱文者，亦有不必多费钱文者。并村结寨，筑墙建碉，多制器械，广延教师，招募壮士，常操技艺。此多费钱文，民不乐从者也。不并村落，不立碉堡，居虽星散，闻声相救，不制旗帜，不募勇士，农夫牧竖，皆为健卒，耰锄竹木，皆为兵器。此不必多费钱文，民所乐从者也。多费钱文者，不免于扰累地方，然以之御粤匪，则仍不足；不必多费钱文者，虽未能大壮声势，然以之防土匪，则已有余。今粤匪全数东下，各县乡团专以查拿土匪为主。臣是以剀切晓谕，令其异居同心，互相联络，不多费钱，不甚劳力，以冀百姓之鼓舞而听从。 然尚有余孽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谷，如东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薄，尤为匪徒卵育之区。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 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署督臣张亮基、署抚臣潘铎，皆思严厉整顿，力挽颓风，时时相与筹商，誓当尽除湖南大小各会匪，涤瑕去秽，扫荡廓清，不敢稍留余孽，以贻君父之忧。”
曾国藩对满清真够忠心，要严酷镇压反清的汉人，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对造反民众要赶尽杀绝。不留一点“余孽”！以不使他主子为忧。 “誓当尽除湖南大小各会匪，涤瑕去秽，扫荡廓清，不敢稍留余孽，以贻君父之忧。” 就是对湖南造反的民众也要尽除杀光，岂只针对“粤匪”。
《与李次青》：“各属民未厌乱，从逆如归，所出告示，严厉操切，正合此时办法。但示中所能言者，手段须能行之，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大局或有转机。”
曾国藩之滥杀无辜人民就是他讲的“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当时太平军颇得民心，“从逆如归”，曾国藩就用这种卑劣的手段使民不敢“从逆”。这种不仁之言而能出诸口，其有人心乎？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曾国藩就是助桀为虐。
孟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杀人盈城，屠城者，罪不容于死。曾国藩干的屠城的事还少吗？孟子如果看见曾国藩这么做，肯定要大骂曾国藩助纣为虐，不仁哉，民贼，罪不容于死，当服上刑！谭嗣同也说：“夫在弱女子，亦诚无如之何，而不能不任其所为耳；奈何几亿兆智勇材力之人，彼乃娼妓畜之，不第不敢微不平于心，益且诩诩然曰：‘忠臣！忠臣！’古之所谓忠乃尔愚乎？古之所谓忠，以实之谓忠也。下之事上当以实，上之待下乃不当以实乎？则忠者，共辞也，交尽之道也，岂可专责之臣下乎？孔子曰：‘君君臣臣。’又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教主言未有不平等者。古之所谓忠，中心之谓忠也。抚我则后，虐我则雠，应物平施，心无偏袒，可谓中矣，亦可谓忠矣。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其心中乎，不中乎？”忠于无道之君是愚忠，帮君主屠杀人民，这种“忠”可耻！又说：“远者吾弗具论，湘军之平定东南，此宛宛犹在耳目者矣。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挺而走险，其情页足悯焉。在西国刑律，非无死刑，独于谋反，虽远者吾弗具论，湘军之平定东南，此宛宛犹在耳目者矣。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挺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在西国刑律，非无死刑，独于谋反，虽其已成，亦仅轻系数月而已。非故纵之也，彼其律意若曰，谋反公罪也，非一人数人所能为也。事不出于一人数人，故名公罪。公罪则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可任国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谋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为之君者，尤当自反。借口重刑之，则请自君始。此其为罪，直公之上下耳。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径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人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矣。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
曹操，后世骂他奸雄，他镇压黄巾，还多能收降黄巾呢，曾国藩则是一味杀戮，赶尽杀绝，投降了也要杀。曹操打仗，对待敌军，对比曾国藩真是要文明宽厚多了。某些“儒生”却为曾国藩屠杀辩护，称曾为圣贤，岂非悖于孔孟之旨？实乃孔孟叛徒！
满清之恶极矣，革命志士数之甚详细，欲清算之。可惜革命军后来停止北伐，还是让满清体面地退位，未偿其辜。革命软弱不彻底。当时南社诗人柳亚子就反对议和，反对优待清室：“今日中国革命军兴，不特溥仪父子当悬首太白，而满洲亲贵毒害天下……亦在必诛之列，然后革命事业可以完全，共和基础亦得巩固。”而未有从者。
盖亦革命实力之不足，与北洋军对战，多为所挫，遂统战袁世凯，使袁迫清逊位，以总统许之。若必使袁无所容足，无大利得之，袁可能效曾国藩以对革命军，则胜负难料，且汉人相杀，流血多者多为汉人，而满清又可以此苟延其余。以言害，则不足以惩异族窃据中夏之罪，而余孽复起，以言利，则减少伤亡，非如太平之惨。使有洪武之威力，则可两善。
曾胡助满清镇压太平起义，死者甚多，太平军将领被俘者无不极端残忍地凌尺，对人民血腥屠杀，革命军有怵惕之心，恐反清不胜也，而复如太平天国之下场。而对旗人比较温和，不如太平见满人则杀，见袁世凯北洋军之劲，恐非对手，而愿与之议和，许满清体面退位。
唉！当咸同之际，满清本来可以覆灭的，满人势力已弱，八旗军腐朽，又孤儿寡母当国，然而偏偏出了个曾国藩、胡林翼两个大汉奸不辨种族，铁心维护满清，镇压太平，本来南方汉人已经独立，又被曾胡打回，复作满清奴隶。太平天国起义，流了那么多的血，听说中国减少了将近一亿人口，可是还没有灭掉满清！此则慈禧之狡猾，善于利用汉臣，而太平之失策，不得汉臣，而驱之从清，曾胡之铁杆为清，残酷镇压汉人的起义。如太平能灭掉满清，流血虽多，必血洗满清皇室，根除满清孽种，也总算报了汉人的大仇，中国后来，也不用走那么多弯路。则曾胡之罪，流于后世矣。
真我中国之大惨痛，大悲剧，大遗憾。这种流毒至今犹存。太平起义被曾胡残酷镇压，辛亥革命软弱不彻底的结果。
咸同之际，幼主即位，妇人临朝，满清危若累卵，天欲灭之，而人反助逆，曾胡扶之，西洋救之，慈禧一妇人乃能利用汉臣以杀汉，非天延满清之命也，人之不肖，至于此极耳！
曾胡虽延满清之祚，实为逆天，逆天不久，不五十年，复出孙黄等革命志士联袁世凯以覆之。时亦幼主即位，妇人临朝也。袁段知机，不效曾胡之愚忠，天心人意多厌弃满清，故革命之力不及太平，而卒能倾之。
曾国藩号称卫道镇压太平军，不是太平军，敌对满清的汉民，他也镇压杀戮。曾国藩《复陈岱云》：贼若侵犯楚疆，敢有乱民效彼之为，吾纵不能剿贼，必先剿洗此辈。
骂敌对满清的为乱民，纵不能剿灭太平军，也要先剿洗这些“乱民”。
曾国藩《与李次青》：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大局或有转机。
他这是与其错杀一万满清顺民，也不要留一个反清的太平军，不顾滥杀。顺民与“乱民”不分，一并杀戮，顺民与“乱民”不分，一并杀戮。
曾国藩对满洲主子说：誓当尽除湖南大小各会匪，涤瑕去秽，扫荡廓清，不敢稍留余孽，以贻君父之忧。
曾国藩对满清真够忠心，要严酷镇压反清的汉人，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对造反民众要赶尽杀绝。不留一点“余孽”！
连他家乡湖南造反民众也要尽数杀光，岂只针对太平军！真是杀人狂魔。
曾国藩奏折：“生擒老贼二百二十一名。每生擒一贼，辄剖肠，剥皮挂树，磔石，见者无不凛凛”。221人全部剥皮挂以树上，蒙到石头上，其惨状可想而知。以如此酷刑震慑反清之人。剖肠剥皮，这像一个儒者？
曾国藩奏折：“各营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仅予枭首不足恨，概令剜目凌迟”。
枭首不够，还要剜目凌迟！可见曾对反清的义军民众有多仇恨残忍。
曾国藩奏折：“杀之以祭壕头堡阵亡将士，诸勇犹痛憾切齿，争啖其肉。”还吃人肉。下令军士生吞人肉：“带回七百余人，全数斩决”；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杀死祭阵亡将士，祭毕，令兵勇割人肉生吞。”残忍变态实堪发指，此与禽兽何异？甚于禽兽。
反满必反曾，曾乃满奴也！背叛汉族者，正如《大学》所言：“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
你再仔细去阅读曾国藩全集，愈知其心理之变态与残忍。
对于洪秀全的尸体，曾国藩奏折自述：“验毕戮尸，举烈火而焚之。”死了，还要焚烧他的尸体，曾国藩有多变态！
攻破天京，曾国藩自述：“自十七日后，曾国荃即将缺口封砌，关闭各城，搜杀三日。”
忠王投降了，曾国藩还“辄于七月初六日将李秀成凌迟处死，传首发逆所到各省，以快人心。”对洪秀全的哥哥也一样，曾国藩自述曰：“其伪福王洪仁达一犯，系洪秀全之胞兄，与其长兄洪仁发皆暴虐恣横，多行不义，为李秀成等所深憾，亦于初四日凌迟处死。”
对于李秀成，曾国藩也承认其颇得民心：“询及李秀成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逸乡间，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捉去，杀而投诸水中，若代李逆报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擒伪松王陈德风到营，一见李逆，即长跪请安。臣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厥后鞫讯累日，观者极众。营中文武各员始则纷纷请解京师，继则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纷纷请贷其一死，留为雉媒，以招余党。臣则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遂于初六日正法，初七日录供具奏。”曾国藩恶其得民心，就即时处死李秀成。
章太炎《馗书》为之叹曰：曾国藩者，誉之则谓“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辞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既振旅，未尝建言持国家安危，诚笃于清室之宗稷者邪？方诸唐世王铎、郑畋之伦。世传曾国藩生时，其大父梦蛟龙绕柱，故终身癣疥如蛇蚹，其征也。凡有成勋长誉者，流俗必傅之神怪。唐人谓郑畋之生，妊于死母。（见唐尉迟偓《中朝故事》）其谤诬盖相似，死三十年，其孙广钧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转：“英法联军侵犯北京，清廷签订卖国条约，俄国公使见状也来换约，曾国藩在当时正被太平军屡屡击败，一筹莫展。于是写了《借俄国兵帮助征缴长毛并代为运输南方漕粮折》，提出‘发逆’在江南猖獗，要请求俄国派兵帮助，还想要求英法美国来。
靖港战役以后，曾国藩多次战败终于胜利一次，在奏折中绘声绘色的写出战后屠杀“太平军”（实际是没来得及逃跑的妇孺百姓）的惨状，向他的满洲主子报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兴国大战后，抓到一百三十名俘虏，‘一概挖去双眼后凌迟”，九江城外抓到十二人，立刻“凌迟斩首示众’，后来又抓到十三人，“就地挖去双眼凌迟”，武昌城外太平军由于都是新兵，崩溃的很快，于是抓到七百余年轻小伙子，‘全数斩’。
重阳大战生擒七十余人，杀死以后祭拜曾国藩的祖先，祭祀完毕以后命令部下割下尸体的肉生吞，这一群禽兽不如的汉奸部队，就以这样的行为镇压着汉族人民的起义。”
南京攻破，湘军进行血腥至极的大屠杀：““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做工者，尽皆杀死”，“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也无，全数抢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其屠杀之惨烈：“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
谭嗣同之《仁学》曰：“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自屠割其民，而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 瞷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洪、杨之徒，见若干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盗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也。”
湘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至于使南京三四十年不能恢复元气。南京百姓都骂曾国藩为曾剃头，曾屠户，对曾甚为痛恨。
三四十年后，谭嗣同去南京时，看到南京“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指太平军,按清方称谓)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均被虏），老者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方。”凡此均为曾国藩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
与之对比，太平翼王石达开攻破江西吉安城时,除歼灭抵抗的敌军外,“不戮一人，有掳民间一草一木者，立斩以徇。” 对此，有文人邹树荣写有纪事诗，称“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
“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屠城三十多年后，南京只剩不到50万人。
曾国藩家书里频频可见这样充满杀戮的文字：
屠城：
“屠戮净尽，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快。”
“九江克复，闻抚州亦已收复，建昌想日内可复，吉贼无路可走，收功当在秋间，虽迟至冬间克复，亦可无碍，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
“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
杀降：
“今日未接弟信，不知刘玱林一垒究竟如何，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
“二十九日有三垒出降，全数杀之。”
“初一卯刻，安庆克复，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意。”
“劫数之大，良可叹悸，然使尧舜周孔生今之世，亦不能谓此贼不应痛剿。”
称颂曾国藩就是美化屠杀，美化暴力，美化汉奸。
历来镇压造反民众，都未有这么残忍：屠城、凌迟、剜目、焚尸、甚至割肉生吞。
跟曾国藩比，曹操简直是圣贤，收降那么多黄巾军。
曾国藩攻破南京，将太平军二十万杀光，还滥杀平民，南京有百万人口，三四十年后，人口还不到五十万。
有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是卫道，不是保清，他只打着卫道的旗号而已，以激起士大夫之愤，拉拢士大夫打太平军，看他的文集，关于太平天国，除了那篇讨粤匪檄，多是给满清表忠心，述克敌之功，杀戮之快。
曾国藩铁心维护他大清，从他极度歌颂吹捧他大清，他十足是个满奴，如吹捧康熙：
“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雍乾以后，英贤辈出，皆若沐圣相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虽大智莫能名也。圣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余，写寺庙扁榜，多至千余。盖虽寒唆，不能方其专。北征度漠，南巡治河，虽卒役不能逾其劳。祈雨祷疾，步行天坛，并醢酱齑盐而不御。年逾六十，犹扶病而力行之。凡前圣所称至德纯行，殆无一而不备。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壬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且无一不创立新法，别启津途。后来高才绝艺，终莫能出其范围。然则雍、乾、嘉、道、累叶之才，虽谓皆圣祖教育而成，谁曰不然？”（《国朝先正事略序》）
在曾国藩笔下，康熙是比孔子还多才多艺的圣人，还“至德纯行，无一不备”。
又曰：“西汉之兴，名臣茀蔚。萧、曹则隆栋之支，樊、郦亦拔茅之汇。或持钓而王，或贩缯而贵。莫不依日月之光，协云雷之气。勋名则誓以砺山，知遇则媲乎璜渭。虽足当汝为汝翼之称，要尚非一德一心之谓。惟良也，进忠有术，握算无遗。言者蹑足，听者解颐。明于照烛，快于转规。量如海而同大。功补天而争奇。系万钧于一语，涵千顷于片辞。他山可借，虚谷能卑。固臣志不可转也，抑君德实能容之！然孰若我皇上，天纵神明，日跻圣敬。盛业则磐石金瓯，澄怀则止水明镜。方且山垤常藏，冰渊时儆。悬轺而访谋猷，折槛以旌谏诤。彼汉祖之恢宏，曾何足以方虞廷之明盛。”（《曾文正公杂著卷一》 ）
曾国藩吹他大清主子真够肉麻的！天纵神明一词都出来了！简直能和尧舜相比吗？咸丰真是天纵神明吗？昏淫之主而已。
曾国藩说他“大清达人杰士超越古初，而记述阙如，用为叹憾。”“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煜耀简编。然考其流风所被，率不过数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圣祖仁皇帝，乃阅数百载而风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于文王。而成康以洎东周，多士济济，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雍乾以后，英贤辈出，皆若沐圣相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虽大智莫能名也。”汉唐之君都不及他大清，只有周之文王可与康熙相比。
从文章对满清帝君的歌颂吹捧，和行为上维护满清，对反清汉人的血腥镇压，可见曾国藩是个十足足的满奴！一些号称皇汉而去崇拜曾国藩者，真是精神分裂。
曾国藩《与李次青》：“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大局或有转机。”不顾妄伤良民，不分顺民乱民，不怕报应，斩杀人民如草菅，让人民惧怕贼寇，远过于怕我们。这还不是民贼吗？这是卫道吗？
一些曾粉说：“我反对满洲鞑子，但崇敬曾公。”
我说：反对满鞑，又崇曾，这是精神分裂！帮满洲鞑子杀汉人最厉害的就是曾剃头。你反对满洲鞑子，你崇拜的曾国藩不同意啊。曾老贼就是镇压反对满洲鞑子的汉人。
曾国荃在攻打安庆之前，收到了曾国藩的一封书信，劝他即：“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
曾国荃攻破安庆，屠杀全城觉得过于残忍，心有不忍，就回信曾国藩说了这件事。曾国藩回信训斥弟弟：“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曾国藩还写了一封信给曾国潢，语气让人不寒而栗，即：“安庆克复，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心。”
从来义军，教人少杀，曾国藩则教人多杀，教弟弟对敌军不要怀一点仁慈之心。还教他弟弟不要以多杀为悔，以杀光为快可见曾国藩对待屠杀，没有一点恻隐怵惕之心，其人性完全泯灭。且诬尧舜周孔：“劫数之大，良可叹悸，然使尧舜周孔生今之世，亦不能谓此贼不应痛剿。”说尧舜周孔当此，也会大行杀戮，尧舜周孔会像他曾剃头这样残忍杀戮？不以自悔，且诬圣贤以自解！战国的人屠白起临死时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曾国藩则没有一点负罪感，不以为悔，且劝弟弟勿悔多杀，在他看来，杀贼当务尽，杀再多也是应该的。
1909年，日本老牌政治家伊藤博文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你们英格兰人在与中国交往时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满清镇压了太平叛乱。因为在太平天国后期，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英国人的介入使它至少苟延残喘了五十年。这样做在事实上造成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历史进程”,“自那以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满清根本不值得救。而等到满清垮台，由于垮台是必然且不久后就会发生，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
两年后辛亥首义，满清覆亡，民国政府成立不久，就陷入数十年内战，建国后，又有十年文化大革命，印证了伊藤博文的毒舌预言。那些说曾国藩平洪杨，安定中国的，其实是曾国藩延续满清之命，阻碍中国正常的发展，更让中国内乱了很久。
没有曾胡等人扶持满清，当时就能灭亡满清，光复汉族山河，中国后来会少走很多弯路。当时灭亡满清，建立的会是一个比民国统一的政权。
纵太平天国不能成立稳固的新朝，亦会如韩宋之为明之先驱。
曾国藩给腐朽的满清续了四十八年的命，这四十八年，中国何尝有一日太平？
太平虽灭，捻军还在反清，起义的汉人又和满清斗了四十八年，才终于覆灭满清。后来还有八国联军入侵。如果当时就灭亡满清，虽不统一，然最多不过十几年，就能成立一个像明朝那样统一的政权。又岂待四十八年之久。民国建立不久，又有数十年之内战与外战。
而汉人早就光复，则无所谓后来立宪与革命之争，共和与帝制之争。推倒满清，而把所有传统政治也推倒了！
戌戊变法的失败，是汉满之争，满人疑忌变法，怕变法削弱满人权利。日本维新成功，乃为和族为统治民族，民族一心，无民族之争也。中国若早点光复，建立汉人王朝，维新变法，何遽不如日本？由此而想之，曾胡之扶持满清，实开历史倒车，而使后来中国曲折颇多，民国虽为光复汉族，却成五代之弊，国初亦袭秦隋之弊。真是耽误了好久中国发展的时间！
或曰：君之多批曾氏者何也？已矣！
余曰：因为现在不少人粉饰吹捧曾国藩，我们要揭露曾国藩的罪恶，以晓明大是大非！
王船山曰：“流俗之相沿也，习非为是，虽覆载不容之恶而视之若常，非秉明赫之威以正之，则恶不知惩。善亦犹是也，流俗之所非，而大美存焉；事迹之所阂，而天良在为；非秉日月之明以显之，则善不加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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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再批满奴汉奸曾国藩随笔（二）发布于2021-07-06 10:3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