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些人称金国的汉化，其实对于南宋士人来说，金国虽“强效华风”而“终不近似”。金国士人的不良待遇，尤其是对官吏无论尊卑一律施以鞭挞之刑，反映了女真政权难与言“文治”的野蛮性。1169年（宋乾道五年，金大定九年），楼钥至临淮县（今江苏盱眙县附近），得知临淮县尉被鞭八十；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又遇一姓马的校尉向他诉苦，说“此间与奴隶一等，官虽甚高，未免棰楚，成甚活路”（《北行日录》）。
强效华风，终不改其夷狄野蛮之性！官员无论尊卑都要挨鞭打之刑，让南宋士人感到金国的官员如奴隶一般，官虽高，也只是高等的奴隶，与宋之礼待士人相差太大了。
吴京昴：金国入主中原之后，尤其是熙宗、海陵王、世宗时代，礼仪制度迅速汉化，但也夹杂一些民族特色，这在使者看来，则是中华礼乐已经被夷狄从内部篡改，失去其纯正本色，他们哀叹，在中原大地上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的中华文化了。为了弄清金人和议的条件，洪皓之子洪适于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出使金朝，当他途经保州（今河北保定），一早醒来，听到城头鸣角之声，顿觉怪异，不禁叹道：“已把哀笳变清角，可伤任昧杂韶英。”（《盘洲文集》卷5《次韵保州闻角》）乾道六年（1170）来到金朝的范成大发现“虏乐悉变中华”，当他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招待宴会上终于观赏到“京师旧乐工”演奏的北宋乐舞《高平曲》，不禁感慨万分：“老来未忍耆婆舞，犹倚黄钟衮六么。”（《石湖居士文集》卷13《真定舞》） 最让使者感到伤痛、恐惧的，还并不是夷狄强效华风而终不近似，而是中原人民已习染胡俗，逐渐同化于夷狄。华、夷之间如此双向的浸染混合，最终将使整个中原尽成“异域”，我族皆变“北人”。真正可怕的，其实是形成了一种“变质”的中原文化。楼钥见到在开封接待使者的承应人“或跪或喏，跪者北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尤使人伤叹”（《北行日录》）。范成大所见所感“以夷变夏”的状况比之楼钥更加严重，故都东京“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
有人说：在（南宋）在使者眼中，金人壮丽的宫殿、奢华的器具、讲究排场的仪式，处处透露着夷狄凌驾甚至要包吞中国的可怕野心。女真在全面学习中原礼乐文化的同时总是在其中夹杂着女真族自身的特色，这一切既让使者觉得“类”又感到“异”，对于这种既类己又异己的“他者”，使者表现出相当的厌恶和恐惧。…… 正如很多学者认识到的，辽、金文化的形成很难以“汉化”概括之，而是中原文化与北族文化相互“涵化”的结果，辽、金文化是一种既有别于原北族文化又有别于原中原文化的“第三种文化”。而南宋使者们对这一文化涵化现象的厌恶、恐惧和排斥告诉我们，宋人“华夷之辨”所欲严辨之“夷”，并非是与“中华”处处适相反对的“古之夷狄”，而是杂糅华夷、兼容胡汉、颇类“中华”的“今之夷狄”，比较起来，宋使对没有受到多少汉化的“夷狄”如初兴的女真反而有所欣赏赞美。“今之夷狄”以他们那种貌似“中国文化”的杂交文化改窜、混淆了真正的“中国文化”，还具备了僭夺、取代原有“中国文化”的态势，从而会使真正的“中国文化”彻底消失。这种忧患恐惧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辽金的不过是杂糅华夷，不伦不类，和我们想象的汉化不一样。夷狄汉化，那只是有限的汉化，部分的汉化，夷狄汉化的同时也污染歪曲了汉文化，又使汉人胡化。他们作为征服者民族都是这样的。汉化，只有我们作为强势民族，对异族的汉化，才是正常的汉化，而汉文化不受污染歪曲。鲜卑辽金已经歪曲，满清歪曲更甚，此非汉文化之荣，汉文化之耻也。所以郑所南，王船山诸遗民对于夷狄的汉化只感到厌恶，感到虚伪，说他们是沐猴而冠，非马非驴。
王船山曰：“夷狄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以德仁兴者，以德仁继其业；以威力兴者，以威力延其命。沐猴冠而为时大妖，先王之道不可窃，亦严矣哉！以威力起者，始终尚乎威力，犹一致也。绌其威力，则威力既替矣，窃其德仁，固未足以为德仁也。父驴母马，其生为驘，驘则生绝矣，相杂而类不延，天之道、物之理也。”说夷狄而效中国贤王之法，没有不亡的，沐猴而冠，为世之大妖而已，他们的汉化好比马驴杂交一样，不伦不类，岂能长久？马驴杂交生下的是什么，骡！骡是不能繁衍后代的，此乃天道物理，夷狄汉化，其祚不延矣。夷狄以威力崛起，而窃中国之礼乐仁义，衰其威力，而所窃之礼乐仁义又不足以为礼乐仁义。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是夷狄所能窃的吗？他们窃的多是汉文化的表面糟粕而已！更不是夷狄所能发扬，他们只会污染歪曲汉文化！
论北魏孝文帝曰：“拓拔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夫宏之伪，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欲迁雒阳，而以伐齐为辞，当时亦孰不知其伪者，特未形之言，勿敢与争而已。出其府藏金帛衣器以赐群臣，下逮于民，行无故之赏，以饵民而要誉，得之者固不以为德也，皆欺人而适以自欺也，犹未极形其伪也。至于天不雨而三日不食，将谁欺，欺天乎？人未有三日而可不食者，况其在豢养之子乎！高处深宫，其食也，孰知之？其不食也，孰信之？大官不进，品物不具，宦官宫妾之侧孰禁之？果不食也欤哉！而告人曰：‘不食数日，犹无所感。’将谁欺，欺天乎？ 宏之习于伪也如此，固将曰圣王之所以圣，吾知之矣，五帝可六，三王可四也。自冯后死，宏始亲政，以后五年之闲，作明堂，正祀典，定祧庙，祀圜丘迎春东郊，定次五德，朝日养老，修舜、禹、周、孔之祀，耕藉田，行三载考绩之典，禁胡服胡语，亲祠阙里，求遗书，立国子大学四门小学，定族姓，宴国老庶老，听群臣终三年之丧，小儒争称之以为荣。凡此者，典谟之所不道，孔、孟之所不言，立学终丧之外，皆汉儒依托附会、逐末舍本、杂识纬巫觋之言，涂饰耳目，是为拓拔宏所行之王道而已。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岂不辱名教而羞当世之士哉？故曰儒者之耻也。 德立而后道随之，道立而后政随之。诚者德之本，欺者诚之反也。汉儒附经典以刻画为文章，皆不诚之政也。而曰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在是而已。乃毕行之以欺天下后世者唯宏尔。后之论者犹艳称之，以为斯道之荣，若汉、唐、宋之贤主俱所无逮者。不恤一日之劳，不吝金钱之费，而已为后世所欣慕，则儒者将以其道博宠光而侈门庭乎？故曰儒者之耻也。 虽然，抑岂足为君子儒之耻哉？君子儒之以道佐人主也，本之以德，立之以诚，视宏之所为，沐猴之冠，优俳之戏而已矣。备纪宏之伪政于史策，所以示无本而效汉儒附托之文具，则亦索虏欺人之术也，可以鉴矣。”
北魏孝文帝是现代历史教科书称颂的明君伟人，汉化改革，实现民族融合，有些人以为汉文化的光荣。看看，鲜卑虽然征服中原，但他们也被汉文化征服了。而在船山看来，孝文帝是很虚伪的，儒者之耻而已，何来荣？他的那些汉化举动，只是舍本逐末，涂饰耳目而已，这是汉文化的糟粕，辱名教而羞当世之士，所以说是儒者之耻。骂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索虏欺人之术”！
批判北魏政权曰：“夫拓拔氏之无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郑俨、徐纥之奸，耗士气于淫昏也，其繇来渐矣。自迁雒以来，涂饰虚伪，始于儒，滥于释，皆所谓沐猴而冠者也。糜天下于无实之文，自诧升平之象，强宗大族，以侈相尚，而上莫之惩，于是而精悍之气销矣，朴固之风斩矣。内无可用之禁兵，外无可依之州镇，部落心离，浮华气长；一旦群雄揭竿而起，出入于无人之境，唯其所欲为，拓拔氏何复有尺土一民哉？此亦一寇雠也，彼亦一寇雠也，舍此而又奚之也！ 诗书礼乐之化，所以造士而养其忠孝，为国之桢干者也。拓拔氏自以为能用此矣，乃不数十年之闲，而君浮寄于无人之国，明堂辟雍，养老兴学，所为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沐猴之冠，冠敝而猴故猴矣，且并失其为猴矣，不亦可为大笑者乎！高欢、宇文泰适还其为猴，而跳梁莫制，冠者欲复入于猴群，而必为其所侮，不足哀而抑可为之哀也！ 故鬻诗书礼乐于非类之廷者，其国之妖也。其迹似，其理逆，其文诡，其说淫，相帅以嬉，不亡也奚待？虞集、危素祇益蒙古之亡，而为儒者之耻，姚枢、许衡实先之矣。虽然，又恶足为儒者之耻哉？君子之道，六经、语、孟之所详，初不在文具之浮荣、谈说之琐辩也。”
船山指出北魏的衰亡，不只是胡后等人的淫昏，也是孝文帝自迁都以来涂饰虚伪，利用儒释，沐猴而冠。尽是些虚文无实的东西以粉饰其太平，而丧失他们本民族的朴固之风，精悍之气。北魏那些汉化政策都是沐猴而冠，猴子戴了人的帽子，学习人的生活，没有成为人，也丧失了猴子之所长，也不是以前的猴子了。而高洋、宇文泰还是原来的猴子，所以跳梁莫制，冠者再回到猴群，必为猴群所侮。北魏被他们分为两块，拓拨家族就衰落，被人欺凌了。
船山骂那些把汉文化，汉学售卖给异族朝廷的是国妖！迹似而礼逆，就是对汉文化作了歪曲以迎合夷狄之主，不亡何待？虞集、危素这些汉奸文人学者只不过加速蒙元的灭亡，姚枢、许衡这些伪儒已为其先。夷狄的汉化对于汉文化也会有所污染歪曲，对于他们自己民族也没好处。鲜卑，女真汉化都迅速灭亡了。
对于宇文泰的汉化政策，王船山也批判， 曰：“莽之愚，刘歆导之；泰之伪，苏绰导之。自以为周官，而周官矣，则将使天下后世讥周官之无当于道，而谓先王不足法者，非无辞也，名固道法之所不存者也。泰自以为周公，逆者丧心肆志之恒也；绰以泰为周公，谄者丧心失志之恒也。李弼、赵贵、独孤信、于谨、侯莫、陈崇，何人斯而与天地四时同其化理，悲夫！先王之道，陵夷亦至此哉！ 高洋之篡也，梁、陈之偷也，宇文氏乃得冠猴舞马于关中，而饰其羶秽以欺世。非然，则王莽之首，剸于渐台，泰其免乎？以道法先王而略其法，未足以治；以法法先王而无其道，适足以乱；以名法先王而并失其法，必足以亡。泰之不亡，时不能亡之也。”
有人以为王船山反对夷狄学习汉文化，反对汉文化传播夷狄，非也。船山反对夷狄，是作为征服者夷狄污染文化，利用歪曲汉文化。儒家也讲用夏变夷，是我华夏民族作为优势，强势的征服者，对夷狄进行教化，同化，不是夷狄作为征服者为统治汉族而学习汉文化，同时他们也污染歪曲汉文化，使他们民族文化风俗夹杂于汉文化之间。 所谓的“汉化”“民族融合”不是我们汉族的光荣，其实是耻辱。这些征服者夷狄汉化的过程是经过对汉民族的屠杀奴役，民族融合其实是很多血腥的战争杀戮！
宋遗民郑所南曰：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国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于是。 夷狄行中国事，非夷狄之福，实夷狄之妖孽。 譬如牛马，一旦忽解人语，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之童见之，但曰“牛马之妖”，不敢称之曰“人”，实大怪也。 中庸曰：“素夷狄行乎夷狄。 ”此一语盖断古今夷狄之经也。
说夷狄效仿中国，是古今天下最大的不祥，夷狄汉化，不是夷狄之福，实为夷狄之妖孽，就好比牛马，一旦忽然会说人话，学着人类穿衣服，就是三尺小孩看了，只会感到怪异，说是牛妖，马妖，不会说是人。夷狄之效中国，亦只是夷狄，岂能称中国？鲜卑，沙坨、契丹、女真、满洲都是夷狄，能称他们建立的政权为中国吗？辽金元清的文化风俗是怪异的。《中庸》都说了：“素夷狄行乎夷狄。”夷狄还是安守本分，做好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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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关于历史上夷狄政权汉化的批判发布于2021-07-06 10:44: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