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率领着湘军队伍，奉行“结硬寨，打呆仗”的方法。

湘军每到一地，必先深沟高垒，严密布防，然后再思作战。

深沟要挖一尺深，防止马队攻击；高垒要筑一尺厚八尺高，用来防止火炮攻击。

每日往前推进一段路程，再挖深沟、筑高垒，如同巨蟒缠人，用一道一道壕沟把城市困死。

正是凭借着这种坚忍踏实，死磕到底精神，湘军硬是把太平军这块“硬骨头”给啃了下来。

曾国藩在修身方面，也颇有打仗的硬骨气。他说：

“人处财，一分定要十厘，便是刻。与人一事一语，定要相报，便是刻。治罪应十杖，定一杖不饶，便是刻”。

这里的刻，就是规则的意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绝不说软话。

到了而立之年，曾国藩给自己制定了“修身十二法”：

持神敬肃、静坐养性、起床要早、读书要专一、攻读史书、慎言、保持身体健康、日知未知、月温旧知、习练书法、夜不出户。

这十二条法，他每天醒来，必定遵照执行，坚持到晚年离世前。

毫无疑问，曾国藩对自己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回顾曾国藩的一生功绩，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所有成就，都依赖于这十二条。

人这一生， 真正的硬骨头是人的意志。

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做人应以水为师，把姿态放低，身段放的越低，人的德行越高。

年少时的曾国藩刚进翰林院，他发现找不到几个老乡时，傲气冲天而起：

“看啊，湖南千万人，才出了几个翰林？我不狂妄一点，都对不起湖南人”。

于是，他总把自己抬得很高，把别人看得很低，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

人一旦傲，脾气肯定很臭。曾国藩和各种各样的人吵架，把湖南土话中最脏的话带到了北京，如泄洪一样，见人就喷。

每次和别人吵架，曾国藩都要把事情的经过记到日记里，然后咬牙切齿的反省一番：

“以后绝不能这样了，要谦虚，要收敛脾气”  。

第二天，他找到昨天的吵架对象，又是鞠躬又是道歉。

随着一次次的犯错和悔过，曾国藩从中领悟到了做人的道理。

他总结出“三实”：“不说大话、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此“三实”他奉为瑰宝，比如在攻打太平天国的战役中，他从不把功劳留给自己， 总是把战功推给部下，甚至是推到皇帝的头上。

这使他赢得了部下的爱戴，乃至皇帝的信赖。

曾国藩说：“博学切问，所以广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不懂就要去学去问，所以才会广知，品行言辞不完美，所以才要放低姿态去修身。

放低姿态，是一种修行。

曾国藩说：“为善最乐，是不求人知”。

行善之人内心是快乐的，并且不想让别人知道。

因为真正的善不是做给外人看的，倘若行善只是为了标榜自己，那么这种动机不纯的善，是最遭人厌恶的。

曾国藩在晚年告诫自己的儿子：“善莫大于恕”。

行善不止在于做好事，还在于待人要和善，多宽恕别人的过错，这是最大的善心。

34岁那年，曾国藩得到道光皇帝重用，官职连跃两级，升侍讲学士。

富贵不忘乡。他寄家银钱一千两，拿出其中四百两，以馈赠亲族之用。

他在家信中，说明了理由：

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

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佽助（读cì，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

他在信中还时时叮嘱弟弟们，在给各亲戚分发赠银时，千万不要提他的名字，可见曾国藩是个极善之人。

李巍曾说：“人生最好的风水就是拥有一颗善良而感恩的心”。

反观当下，很多人不懂得感恩，看人分等级，毫无恻隐之心，把人情当成交易。但凡做点好事，便要上网登报，赚取知名度。

如此的“善”是扭曲的，多多少少掺杂着“恶”的成分。

真正的善，不为名也不为利，而是出于良知。

行善是快乐的，行善的人一生好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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