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后孔子时代儒教之谬！

西汉经学家刘歆评价诸子百家时，这样评价儒家: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袓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己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后被史学家班固收进汉书《艺文志》里。

任何学说都不是凭空而来，在孔子之前六艺已经存在，孔子是集大成者，所以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一生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周游列国，但是无人所用，可谓时也命也！然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不怨天不尤人，为而无所求。正如子贡所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著周易、作春秋，是一位气象阔大的人物。不料他的门人弟子那么多人里面，竟不曾有什么人真正能发挥光大他的哲学！极其有所成就的，不过在一个“孝”字，一个“礼”字上，做了一些补绽的工夫。这可真算是孔子的大不幸了。孔子死后两三代里竟不曾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直到孟轲、荀卿，儒家方才有两派有价值的新哲学出现。到了宋明清时代，儒家完全失去了灵性，彻底成为了教条主义，以道德至上的虚伪之儒。

孔门正传的一派，大概可用子夏、子游、曾子一班人做代表。我不能细说各人的学说，且提出两个大观念：一个是“孝”，一个是“礼”。这两个问题孔子生时都不曾说得周密，到了曾子一般人手里，方才说得面面都到。从此以后，这两个字便渐渐成了中国社会的两大势力。

孔子何尝不说孝道，但不是儒家的中心，不如曾子说得透切圆满。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次能养。什么叫作尊亲呢？增高自己的人格，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

又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殃及其亲，敢不敬乎？

什么叫作能养呢？孔子说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这都是精神的养亲之道。不料后来的人只从这个养字上用力，因此造出许多繁文缛礼来，例如《礼记》上说的：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纵，笄总，拂髦，冠缨，端绅，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大觿、木燧。偪屦著綦。……以适父母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疴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捧盘，长者捧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

这竟是现今戏台上的台步、脸谱、武场套数，成了刻板文字，便失了孝的真意。曾子说的三种孝，后人只记得那最下等的一项，只在一个“养”字上做工夫。

孔子虽注重个人的伦理关系，但他同时又提出一个“仁”字，要人尽人道，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只是仁，只是尽做人的道理。这是“仁”的人生哲学。那“孝”的人生哲学便不同了，简直不承认个人的存在。我并不是我，不过是我的父母的儿子。故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又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的身并不是我，只是父母的遗体，故居处不庄、事君不忠、战陈无勇，都只是对不住父母，都只是不孝。

这是孔门人生哲学的一大变化。孔子“仁的人生哲学”，要人尽仁道，要人做一个人。孔子以后“孝的人生哲学”，要人尽孝道，要人做一个“儿子”。这种人生哲学，未免太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里面了。

以上说孝的哲学。现在且说“孝的宗教”。宗教家要人行善，又怕人不肯行善，故造出一种人生行为的监督，或是上帝，或是鬼神，多可用来做人生道德的裁制力。孔子和他的门人弟子也多不深信鬼神，所以孔门不用鬼神来做人生的裁制力。但是这种道德的监督似乎总不可少，于是想到父子天性上去。他们以为五伦之中父子的亲谊最厚，人人若能时时刻刻想着父母，时时刻刻惟恐对不住父母，便决不致做出玷辱父母的行为了。所以儒家的父母便和别种宗教的上帝鬼神一般，也有裁制鼓励人生行为的效能。如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亲，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不敢忘孝也。……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

人若能一举足，一出言，都不敢忘父母，他的父母便是他的上帝鬼神，他的孝道便成了他的宗教。曾子便真有这个样子。他临死时对他的弟子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这是完全一个宗教家的口气。这种“全受全归”的宗教的大弊病，在于养成一种畏缩的气象，使人消磨一切勇往冒险的胆气。

《汉书·王尊传》说：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到邛九折阪，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后以病去。这就是“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的宗教的流毒了。 

儒家又恐怕人死了父母，便把父母忘了，所以想出种种丧葬祭祀的仪节出来，使人永久纪念着父母。曾子说：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因为儒家把亲丧的时节看得如此重要，故要利用这个时节的心理，使人永久纪念着父母。儒家的丧礼，孝子死了父母，“居于倚庐，寝苫枕块，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扶而后能起，杖而后能行。”还有种种怪现状，种种极琐细的仪文。

儒家的礼把这种思想推于极端，把许多性情上的事都要依刻板的礼节去做。《檀弓》上有一条典故：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主人既小敛，袒，括发，子游趋而出，袭裘、带、绖而入。曾子曰：“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是也。”

这两个“习于礼”的圣门弟子，争论这一点小节，好像是什么极大关系的事，圣门书上居然记下来，以为美谈！只可惜孔子的哲学都毁在这帮人手里，难怪自颜回死后，孔子感叹:天丧予，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去世一百多年后，出了两位真正的儒学大师，孟子和荀子。孟子强调:民贵君轻社稷次之，又说:君之视臣如草芥，臣视君之如寇仇。明太祖朱元璋看到这句话之后，气的直接把孟子的神位撤出孔庙。宋明清的君王大多采用曾子的儒学，科举考试必须从四书五经里面找理论，使儒家成了刻板的宗教，成了以道德至上的虚伪之儒，只会道德绑架、扣帽子、起哄，两者极具煽动性！

一切以道德至上，管仲、苏秦绝不能千古留名，可见春秋时代的儒家不是以道德之上的小人之儒。孔子评价管仲: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辅佐桓公，使齐国在诸侯中称霸，匡正了天下，人民到如今还受到他给的好处。”

译文: 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沦为披头散发衣襟在左边开的落后民族了。难道管仲像一般的平庸男女那样，为了守小节，在小山沟里上吊自杀，而不被人所知道吗？

笼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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