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吴小如：“新儒学“和“儒教”这两个提法都不妥--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更多精彩文章详见《博览群书》2017年第4期,出版日期：2017年4月1日

《博览群书》，1985年创刊，由时任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刊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撰写发刊词，是光明日报社主办的综合性思想文化月刊。“砥砺思想，宁静心灵”是我们的追求，“知识人写给知识人”、“名家作品名家看”，已被这本杂志坚守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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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与跋

··Ⅰ··

先师严群先生 (1907—1985), 字孟群 , 号不党(取“君子群而不党”之义),福建侯官人,是严几道先生(复)的侄孙。先生幼时即甚受几道先生钟爱,认为可成大器。七岁即开始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入中学后,因阅读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著作,受其影响,遂立志终身致力于哲学的研究。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继入燕大研究院深造,于1934年获硕士学位。次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就读,同时教授中文,贴补生活。先生对古希腊文、拉丁文有深厚造诣,并兼通梵文、希伯来文、马来文、泰文等多种古文字,即是在美国刻苦学习所结的硕果。当时先生立志要从古希腊文翻译柏拉图全集,竟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在美国一面读书,一面译书,先后译出柏拉图著作达全集的三分之二以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先生竟拒绝在美国教书的聘约,以全部积蓄购买大量西方哲学书籍回到祖国,执教于母校燕大哲学系。

在先师的众多门人中,我是唯一不曾学过哲学的学生。说来有缘,1945年抗战胜利,我重新上大学,考入燕大文学院(一年级不分系),随即受业于先生。先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骤起,燕大被敌占而停办。先生乃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以勉强维持生活。当时亡友高庆琳兄曾到中国大学遍听名教授讲课,向我提到过严群先生。故我一到北京,便访知先生在城内的寓所,登门拜谒。与先生素昧平生,第一次见面,先生即留我午饭,长谈良久,宛如旧时相识。1946年我又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当插班生,因宿舍太吵无法用功,乃恳求先生,允我于先生当时在燕大南门甲八号的寓所,借住了两学期。当时同寄住于先生处的,尚有先生的弟子王维贤、穆民瞻等。我与维贤兄虽见过面,却因同住一处近一年之久而订交。在寄住期间,早晚承先生謦欬,获益反较在课堂听讲为大。先生虽以治西方古典哲学为主,然承家学,谙国故,于孔、孟、老、庄及诸子之学亦精研有心得,其思想与主张全盘西化者迥异。又喜收藏名家书法手迹,精于鉴赏。且先生对青年人提携不遗余力,视门人如子侄,故师生间共同语言甚多。我在清华就读的一学年中,竟成了先生的一个对哲学外行的“入室”弟子。1947年先生南下,就浙江大学聘,我亦转学入北大,彼此未相见者十余年。60年代初,先生来北京开会,遂侍先生在城内盘桓数日。未几“文革”开始,天各一方,从此未再与先生晤面。而十年浩劫中,使先生最痛心的,除藏书有些损失外,是先生积累多年而尚未付梓的大量译稿几乎“全军覆没”。这对先生的打击实在太大,自此身心两瘁,精神饱受摧残。故与先生通信时,先生极想让我到杭州见面,并几次托人带过口信。1984年春我南下讲学,原拟到杭州拜谒先生,不料病倒在上海,只得铩羽而归。谁想1985年新年刚过,先生竟猝然病逝。人天永隔,抱憾终生,至今思之 ,犹怅恨无已也。

··Ⅱ··

先师逝世已16年,几位师弟师妹一直搜求遗著,谋为先生出版文集。2001年春,接王维贤兄自杭州来信,告以已辑得先生遗文35篇,有不少是从未发表过的系统论文,及专著五部。并寄来部分遗稿,嘱我写序。其中以研究古希腊哲学的论著为多,尤集中在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哲人的思想的分析与探讨。有关我国先秦哲学的论著,则主要是对《老子》一书,及《中庸》《大学》两篇带总结性质的儒家哲学经典的系统研究。我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古希腊哲学)实在外行得近于无知,不敢妄加评说。但通过对先师原稿的学习,却给了我一个进修的机会。根据我读后粗浅的体会,其中分量较重的还是论述古希腊哲学的文章。自苏格拉底而柏拉图而亚里士多德,先师似对后两人兴趣更大,体会也更深。由于当时国人对西方哲学还比较陌生,先生的文章写法总是偏于以述为作,或者说述中有作,即对他研究的对象和课题都带有介绍性质和阐释的内容。而在阐释中进行发挥,表述了自己的主张和意见,于浅出中蕴含着深入。又由于先生在论文写作方面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逻辑性极强,文章的条理与层次极为清晰明白,使人读了毫无艰涩深奥之感。如先生论《老子》的“道”,全篇条贯分明,眉目疏朗,宛如一幅生理解剖图,把“玄之又玄”的内容写得了如指掌。又如论《中庸》与《大学》的思想内容,不仅纲举目张,而且用图表方式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诠释,而个人的独到见解即寓于其中。这是先生治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因此,像我这样对哲学所知有限的人,也能循文章的思维脉络而逐步深入腠理,有所领悟。更由于先生学贯中西,在论述某一家哲学思想时,往往用对比方法互相映照,进行研索。如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之比较,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之比较,都能给读者以深层次的启发,从而留下鲜明印象,并提高了对这些哲人的思想内涵的认识。总之,先生著述中诸篇论著,都贯穿着这三个方面的特色：一、述中有作,深入浅出;二、文章逻辑性极强,有条理、有系统,引导读者循其思路而步步深入;三、用对比方法看中西哲学思想之异同 ,从中体现出先师本人的真知灼见。

读后掩卷深思,感到有两点想法,愿借此机会一申鄙见。这两点想法都关涉到以孔子为奠基人的先秦儒家学派。一点想法是当前学术界有个流行术语,叫作“新儒学”,我认为不必要。盖先秦时代承孔子衣钵而有专著传世者,主要是孟、荀两家。《孟子》书中所反映的思想即不全同于孔子,而《荀子》之学与孔子的思想则差距更大。如称“新儒学”,则孟、荀二氏之学已属于“新”的范畴了。至于汉之董仲舒、扬雄,则与孔子更有所不同。尤其是董仲舒所代表的今文学派,其学甚至与先秦儒家学派有枘凿矛盾处,不是新不新的问题了。下而及于程朱理学,有的学者或以“新”称之。其实就其不同的一面而言,连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的见解都有所不同,遑论周濂溪和张横渠! 至南宋朱熹,其思想之内涵更丰富,其理论之差距更大。如以朱熹为“新”,岂先于朱熹者皆“旧”乎？到了近现代,由于西风东渐,凡治中国哲学者或多或少皆吸收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内容,可谓“新”矣。然而每一位学者皆有其个人的见解,而且各不相同,可以说无人不“新”。既自孔子以下,凡属于儒家学派者,其学皆与孔子不尽相同,无不可称为“新”。然则又何必把“新儒学”的桂冠加诸当世某一学者或某一学派之上呢？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甚至被克隆出来的也未必完全一样),也就没有完全相同的哲学思想。如以此为“新”而彼为“旧”,岂不多此一举乎？

另一个想法是,有些学者把孔子当成“教主”,把儒家学派认作“儒教”(或称“孔教”),自康有为大张厥论,至当代某些学者仍力主此说。这种看法我不同意。夫孔子之不同于释迦牟尼、耶稣,《论语》《孟子》之不同于《新约》《旧约》《可兰经》,中国读《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之不同于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此显而易见者也。就近取譬,即以孟群师之遗著而言,其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完全不同于西方之神学;其论《老子》之“道”,亦完全不同于中国之道教;其论《中庸》《大学》之思想与夫朱熹之学说,更是只见其哲学思想而一无阐发宗教教义之痕迹。何况后世之治儒家之学者(包括《五经》《四书》),清代汉学家无论矣,即以近现代学者而论,自梁启超、胡适以下,如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钱穆诸先生,无不以治儒家之学著称于当世。细绎诸家之说,归根结底,皆是论述儒学思想而非宣传所谓孔门之“教义”。以教主视孔子,和以宗教教义视儒家思想,皆小孔子与儒学者也。执此以读先师之文集 ,或可见鄙说之非妄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