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经典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被誉为西方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学术界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1915）一书是马克斯·韦伯在完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转而研究“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后所著的第一本书，该书与同系列的《印度教与佛教》（1916-1917）和《古犹太教》（1917-1919）的写作目的相同，即通过对世界各大文明的探索，来凸显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色。在本书中，韦伯经过细致的分析并与西方进行比较之后认为，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的鼓舞力量。

本书的前四章，作者以“社会学基础”为名按照西方的逻辑分析了中国在制度层面上可能影响到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容。

货币在西方经济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贵金属的缺乏以及没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率的货币制度阻碍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的城市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摇篮，相比于西方，中国的城市与行政尤其是治河的行政管理密切相关，对外缺乏独立性、对内缺乏统一性；中国的行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也有其重要性，但是由于缺乏法律保障，无法成为进一步规范的工商组织；中国古代的政权与经济和水利密切相关，统治者享受一种政教合一的权威地位而不用像西方一样受教权掣肘。

从政治结构看，古代中国经历了由最初的家父长制向封建国家、再向俸禄国家的演变，作者探讨的重点是俸禄国家。秦汉时期，原本的采邑秩序被俸禄官僚体系所取代，意味着封建秩序被全面废除，而新的体系则被韦伯称之为“家产官僚制”。在家产官僚制之下，皇帝可以用家产制特有的手段管理庞大的官僚群体，比如通过科举选官、使官员不得在家乡任职、必须定期调任别处等等，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地方再次出现封建势力。但家产官僚制也有十分重要的负面影响：官员们对地方胥吏和幕僚日益倚重，俸禄的有限和赋役的配额给了他们获取其他利益的理由和机会，这样形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成为内向改革的最大阻碍。也就是说，货币经济与俸禄的结合导致了“僵硬化”。

关于中国的农业，政府的军事政策和财政政策常常决定了农业经济的走向，在农业经济转变中，政府所关心的是如何获得足够的赋税以满足需要，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在有限范围内的变化，很难使农业经济有所突破。此外，当租税与徭役以家为单位，政府就会鼓励甚至强迫人民分家，因而就会形成一个个小的经营单位，这种情形妨碍了大规模经营农业的发展，却有助于凝聚土地上的氏族。中国的氏族传统对资本主义的产生来说是巨大的阻碍。氏族的成员被限制在氏族中，很难成为自由劳动力，如果被雇佣，也因为氏族的保护而难以形成西方式的契约关系。甚至当氏族形成一定势力之后，会成为国家行政权威的阻力，妨碍政令尤其是改革措施的推行，资本主义必要的法律保护也难以产生。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马克斯·韦伯著   康乐 简惠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

本书的书名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如果说前述制度层面的解释不够完整的话，那么后面精神（宗教）层面的分析则是必要的补充。

韦伯认为，儒学是中国的本位学说，相应地，士人是中国的统治阶层。封建时期，士人以内政问题为主要取向，其行为符合合理主义。但随着士人对官职的强烈追求，以及国家制度的日益俸禄化，士人的理性追求逐渐消失，儒教和士人成为僵化的传统主义的两大要素。通过科举制度，士大夫阶层成为一个有资格获得官职和俸禄的身份团体，武人在中国则被轻视。中国的教育和语言习惯限制了逻辑思维的发展，中国人的思想长期停滞于相当具象且描写性的状态。这样，士人的现实追求是官职，精神上的憧憬是达到符合经典准则的圆满与完美。对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他们最大的期望是和平与稳定，而难以有西方式的进步追求。士人对国家行政与支配阶层的精神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他们所持的正统伦理的实质是什么样呢？

信奉儒教的中国人对彼世并不关注，他们一般只会为了十分现实的利益比如长寿、子嗣、财富等方面而祭祀。他们甚至认为，人死后就会化为乌有。儒教缺乏自然法与形式的法理思想，也不可能产生自然科学思维，这就难以促成西方式的理性主义。儒教完全是入世的俗人道德伦理，它要求人们去适应这个世界的秩序与习俗，而不是进行改变，因而儒教提倡以孝为中心的一系列美德。在经济上，儒教主要采取倾向消费者的政策，经商被人轻视，并且，“君子不器”，成为通才而获得的赞赏要比因为某一方面而得来的财富更具吸引力。总之，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在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格。儒教常常做的是维护传统，这种保守自然是资本主义的障碍。

作为“主体”的儒教难以推动资本主义产生，那么作为“异端”的道教呢？道家学派最初是作为“隐逸者”的身份出现，同时也具有一种神秘主义特质。在气性、生活样式和态度尤其是对于实际的国家问题的态度上，两者存在着尖锐的差异。伴随着俸禄国家的形成，两者的竞争发展为对官职俸禄的竞争，在这里儒教占了上风。道教正式产生之后，逐渐变成低下的巫术长生法、治疾术、解厄术，与民间的传统信仰相结合，虽然收获包括帝王在内的许多信众，但显然，这比儒教更加“传统主义”。相比于西方，道教不能为个人以宗教为引导的生活，创造出像清教的生活方法论所呈现的那样足够强烈的动机，罪恶因素的完全缺乏无法让虔敬的中国人为了救赎而起来应战。

作为结论，作者在最后一章对儒教和清教进行了总结性的对比。作者认为，清教影响下的西方反对巫术、相信原罪与彼世、认为人与世界有激烈的冲突、语言讲求逻辑思考、追求现世的幸福、形成较完善的商业契约与组织、制定法律等等一系列内容都可以归结为“理性化”，正是“理性化”让西方走入了新时代，而儒教主导下的中国缺乏“理性化”的这些内容，中国的“理性主义”不是去理性地支配世界而是去理性地适应世界，反而成为资本主义的绊脚石。

由于语言上的障碍，韦伯写作此书所依据的资料都是西方学者转译的中文文献，因而在书中会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比如韦伯认为中文“一直保持着图像的特色”，“中国的语文无法发展出诗与系统性的思维”，但这并不影响本书在内容和方法论上带给我们的冲击，西方的视角反而能给我们许多启发。

20世纪80年代，本书的中译本出版，迅速获得许多关注，韦伯的思想甚至被拿来研究当代的“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等命题。近年来，随着热潮的冷却，对于韦伯为研究“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而把世界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进行对比的方法和结论，逐渐出现许多质疑之声。实际上，如果除去作者研究的背景和目的，本书中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许多分析也都是学术界难以回避的经典。诸如作者谈到中国古代史中有两个特殊的事实，即一些时期贵金属大量增加和人口的巨幅增长——看似是资本主义推动力的因素，却依然没能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所刺激，反而促成了传统因素的强化；关于中国市场运行机制中行会与国家的角色；中国民众信仰的神、鬼、祖先架构等等，无一不是学界进一步研究而且是今天继续研究的起点。如果不对韦伯本书的中心论点太过纠结，也不过于满足于历史学研究者发现其个别并不影响其洞见的经验事实错误的兴奋感，而是集中从韦伯本书的“中层理论”中去发现其对中国历史的洞见与分析智慧，本书绝对是一部对理解中国历史（不仅仅是思想与宗教，包括经济、政治与社会）有重要价值的不可回避的经典。学术界有人提出“走出韦伯时代”的口号，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从残酷的事实来看，现在想走出这个时代，还有相当大的困难。

明清社会经济史评论

学术总是在相互砥砺中前行，加入我们，与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