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研读会丨师生共读，我院顺利举行第七期研读会

4月28日下午1点30分，我院第七期文史研读会于恕园23幢312会议室如期举行。古典文献学专业刘正平老师和王晶波老师、专门史专业胡悦晗老师和林航老师出席了本次研读会，2019级和2020级的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史、专门史专业研究生参与并积极讨论。

本期研读会的研读书目以卜正民所著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为主。由2020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姚佳怡同学担任引读人，以2019和2020级研究生为参与主体，研一和研二支部协办。童磊、张益哲、杜瞻瞻、宋安琪、惠佳豪等多位同学们带着问题意识，积极发言，提出个人的独到见解，师生共同研讨，热烈交流。

全书所讨论的命题都建立在大量的方志、寺志等史料的基础上，因而结论具有较高的说服力。同学们认为，卜正民以诸多史料中的小故事作为研究切口，对国家、社会、士绅、寺院等概念进行了深度辨析，并探究了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士绅阶层应当界定在什么样的概念和范畴之内？对于这一问题，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师生认为这一界限本身相对而言是比较模糊的，但具备文化教养应当是士绅的基本要素之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士绅首先是用来定义和国家关系的一个范畴，而不是与社会或经济相关的一个范畴。它被视作是由持有国家功名、代表国家利益调解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所构成的。

士绅对当地寺院的捐助活动，相较于商人捐赠，具有重义轻利的观念色彩，然而也不否认士绅期望从中获得良好声誉等象征资本的积累，从而实现对当地更好的管理。胡悦晗老师认为，从中可见，权力的本质没有改变，只是转换为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卜正民是以一种批判意识对中国士绅阶层进行审视的。林航老师提醒同学们构成社会运行的模式会长期延续，并不会被打破，应当以一种开阔的时空观念和历史视野来进入阅读。

在师生们深度的思考和踊跃的讨论下，本次研读会圆满结束。通过此次研读会，同学们不仅对佛教与明代理学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同时也进一步拓宽了学科研究视野。在活跃的学术研讨氛围中，师生们进行了颇具价值的交流与分享，对同学们有诸多启发与思考。

第一章中作者想要考察张岱这类人的精神面貌，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类别的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与佛教寺院的世界发生多重互动？

作者回答了张岱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是一个熟练的业余弹琴人，一个内行品尝茶道艺术的人，一个著名的艺术赞助人。更是认为张岱可能把自己当作一个佛教徒，但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真正笃信者的行列。但是作者并没有很好的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采取什么样地态度与佛教寺院发生互动。作者阐述了作为士绅代表的张岱对于佛教，甚至于说宗教都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只不过是张岱祖上和佛教有过渊源，所以张岱对佛教采取积极迎合但不是盲从的态度。还有就是张岱作为一个散文家和诗人，往往在家庭条件富裕时纵情山水之间，似乎难免会对寺观或者道观进行描写。作者并没有很好的回答张岱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态度，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并没有很好的解释作者在序言中所一直强调的那样，士绅在寺院中寻找权力所以和寺院关系较为密切的原因。

在第二章中，作者首先从佛教与理学的入手，追溯到宋代宋儒门对待佛教的观念，程颐和朱熹两人都站在儒教立场上明确反对佛教。元代和明初的统治者都是折中主义，王阳明开始引入佛教思想用来阐释儒家学说，追寻内心开悟。稍后，作者认为作为王阳明学说的继承者，王畿确立了心的第一性，打破了宋儒在儒教与佛教之间确立的壁垒。其中李贽作为激进的改革者，以佛教思想开始挑战儒家思想。万历年间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三教合一”概念，属于比较温和的一种方式，作者认为他们都坚持以对儒教坚固效忠为依据。明中叶以后政治气氛变的诡谲，宦官与大学士的专权，导致许多士绅对公共服务失去兴趣。作者认为在这个大背景下，只有极端化才是士绅的出路，要么尽心“经世”以致自我毁灭，要么以佛教隐士僧的方式完全“出世”。在第三节，作者说明儒佛融合气氛在十七世纪头几十年很快松散下来。部分理学家开始反对儒佛合流，礼部与南京刑部上书禁止科举考试参用佛道经典、东林党与复社的反对等。第四节中，作者认为最终融通占据了上风。

作者通过四节的论述回答了在第二章开始所提出的“追溯佛儒融合进展的四个阶段来考察佛教与儒教的互动。”但是作者还是没有回答这些士绅为什么会突然转向或者反对佛教，以王嗣奭为例，作者认为朝廷政局与佛教关系的变化和佛教对士绅的侵蚀是导致他突然反对佛教。但是佛教对士绅进行了哪些侵蚀，作者也没有说明。此外，本章中内容，知识分子、士绅、绅士、理学家等多种身份名词的出现，作者并没有进行定义，这也可能是翻译问题。

最后作者对晚明与晚宋士绅活动进行对比观察。总结出了五种共同特征：1、寺院的捐赠往往是士绅专有的，常常是是士绅上层精英专有的，而且这种情形被认为是应该如此。2、公开宣扬的捐赠更常常是集体性的，而较少是个体性的事业。负担不起经济捐赠的穷士绅也许以其他方式参与寺院，他们采取问学的捐赠或其他社会存在形式。3、县一级的行政单位限定了捐赠的区域。4、寺院的捐赠显现为用来统一士绅精英的一种活动，它并且赋予了这个统一体一种公共的形式。5、士绅以一种私人力量进行他们的公共捐赠。

但是以南宋黄榦《勉斋集》中《与西外知宗诉同庆坟地并事目》判词为例，此文主要讲的是黄榦之父黄瑀将其在寺庙所建的书院租给了其父亲的表妹夫赵账所住，赵账侵占不还的事情。判词的背景是，在福州东门外离黄家老宅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叫做同庆院的寺庙。其中的很多建筑都是黄氏先祖寄赠所见，自三世祖开始，黄氏坟墓也都建在寺庙里，并且还在此举行春秋祭祀。黄幹的高祖黄微和曾祖黄时都未曾出仕，祖父黄仲虽七次参加礼部考试但都未能中举，最后因其子瑀的恩荫封为朝奉郎，黄瑀则绍兴八年进士，做过监察御史、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史等官。从这个判词当中应该可以看到，黄榦的高祖、曾祖和祖父都未能出仕，但都参与了捐赠寺院的活动，此时身份或许是“士绅”。到了黄瑀，其身份肯定不是士绅了，但仍然参与了寺院的捐赠活动，而且黄榦在其他地方任官时仍然参与了在寺院的祭祀活动。从此可以看出，黄氏家族祖先可能以“士绅”身份捐赠寺庙，但是到了黄瑀和黄榦其身份肯定不能归于“士绅”一类，这是作者在总结晚宋与晚明之间共同特征需要考虑的情况。

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作者卜正民写作的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从小故事入手，《明代的社会与国家》导言是以南昌墓地案为线索，本是地方财产纠纷，逐渐转化为上报到中央的官僚犯罪案，当明代弘治皇帝介入到南昌墓地案后，以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为例，正好可以印证作者所要探讨的明代社会中国家的出现以及其影响。《为全力祈祷》也是以张岱的故事为切入点，而文章最后一般又会回到导言写的内容，这种以小见大或者以点带面的写法在个人论文的写作中，也可以借鉴。

第二个特点就是书写内容上的反复提及，比如在第一章会提到第三四章会详细涉及这个问题，或者在第六章会提到，在三章会提到具体例子将在第七章和第九章指出，读起来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这两本书里，基于卜正民先生一以贯之的国家与社会视角的分析，都能看出佛学与理学，或者说是佛学与儒学，国家与社会，对立又统一，士人身份的多重性，《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追忆西湖景色的文人雅士的形象，在这本书里更多是穿着佛教袈裟的形象，在学习明史过程中，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先抛下传统的对待封建王朝的的观点，以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重新审视明代的各个层面。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对一个现象很感兴趣“士绅变成僧侣”。封建社会，俗话说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僧侣并不包括在内，是方外人士。而士绅，则是第一阶层。他们是如何演变为僧侣的呢？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很重要的诱因，就是王朝更替，更严谨一些定义的话，就是“权力中心的变化”。毕竟明成祖靖难之后，许多建文帝的臣子落发为僧，这很明显是朱明王朝内部夺权。与明清易代不同。

有些元末官员，在元朝覆灭后，抱着“忠臣不事二主”的信念，拒绝为明朝做官。选择进入寺院生活。明忘之后，许多忠于明朝的官员也是如此，在这里还有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原由：清军入关之后，实行所谓“留发不留头”。明朝遗臣自有汉家衣冠，却面临两难之选，要么受辱，要么断头。出家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选择，正如书中所说“这是姿态上表示对满洲人的蔑视，而又不用被杀头的巧妙方式。”不过严格说起来，其实还是饱含悲哀的。

第二个原因，可以说是“避祸”。明末，东林党与阉党政治斗争剧烈，阉党势大之时，部分东林党官员为了避免牢狱之灾，躲入寺庙。一方面免受政治斗争失败的反噬，另一方面出于对政局心灰意冷，遁入空门。

第三个原因，就是士绅对佛教文化，有一定程度上对认同。他们认为寺院是一个文化庇护之所，是宁静安详的世界。他们觉得去寺庙，可以得到心灵的宁静。加之文人墨客大多有游历山水的兴致，寺庙所在，又往往山川秀丽，风光不凡。寺庙也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文物，建筑更是历史悠久，毕竟是方外之地，更少面临战火的摧残，对古物和古建筑感兴趣的人也不在少数。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经济上的原因，明朝灭亡，许多士绅失去财产，他们本身的劳动能力又不是特别强。所以选择了进入寺庙生活，虽然不像以前一样生活优渥，高朋满座。但是至少衣食无忧，也不用特别辛苦。他们一般会做些普通僧人做的工作，大多是文书工作，比如经书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