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暗合--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近代以来，伴随着清帝国的瓦解和列强的侵入，中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但同时，时势造英雄，彼时之中国，社会风气一改康雍乾三朝之沉闷压抑，各路思想云集荟萃，实有晚周诸子百家争鸣之状。虽然西学东渐，对传统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似有风卷残云之势，但“孔家庙”最终仍然未被打倒。经历五四和后来的“破四旧”、“批林批孔”，儒家文化以它坚韧的生命力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我们不禁要问，在五四时期的诸多思想（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中，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力压群雄，并最终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纲领？它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讨论儒家文化）是否存在暗合与相融？

十月革命的炮声，使急于寻求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说：“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作为“第三种新文明”崛起的“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最初是把它当作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其知识结构、思维框架、理论水平仍不免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制约，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在其中发挥着潜在的作用，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国的传统方式介绍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因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的某些思想出现了相容、相通和相融。

张岱年先生说:“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似、相同之处有七个方面: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历史观中的唯物论因素、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大同的社会理想。这七个方面又可归为三类: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三个方面。哲学世界观方面相同之处是最多的，不论时代和国度,凡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都有相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和儒学都崇尚理性,以理性取代宗教信仰,都否认有一个造物主存在,都强调世界的统一性,主张统一于物质(“气”、“理”),都主张宇宙是运动发展的,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处于不停的变化中,都主张事物运动的原因是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一阴一阳之谓道”),都认为思维是物质的一种功能和作用,等等。在政治思想方面,二者也有相似之处。毛泽东曾举出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论证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可见群众路线与儒家的民本思想有相似之处。儒家的“举贤才”与马克思主义的任人唯贤,也是有相似,甚至是相同之处。在社会理想方面,儒家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列宁指出,“剥削制度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这些理想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理想自《礼记·礼运篇》借孔子之名提出后,影响深远。大同思想最主要的就是主张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这也是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含义。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大同理想有相同之处。马克思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甚至连批儒最激烈的陈独秀也认为儒家要求平分财富、限制土地所有权,是社会主义的先声。

但是，我们同时要反思，儒家文化中“君子人格”、“大同世界”又有着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同样对应的马克思主义（以近现代中国的实际为例）中的“改造人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也有同样的特点，今天，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已引起普遍重视。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以和乌托邦划开距离。

儒家思想价值核心为追求成仁成圣的道德理想主义。在农业社会中，这种追求个人道德完美的价值投射到社会观中，这个社会就应该是人皆圣贤的个人之集合。这样，就产生了儒家文化独特的乌托邦理念——大同社会之理想。

儒家经典《礼运篇》中只用了一百多字来描绘这个理想社会，使得近代可以对“大同”做出不同的解释。熊十力认为，在“大同”世界中，儒家提倡破除“私心”。牟宗三则将其定义为“肯定民主、肯定道德价值、肯定德化人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其等同于取消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或原始共产主义。可见，对大同社会所对应的具体的制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有一点是所有诠释者都公认的，这就是“大同”是一个天下为公、人人有高尚道德的社会。这里，我们正好发现，“大同”乌托邦是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追求“道德完美”这种基本价值的社会投射。追求完美之价值就会把“应然世界”和现实世界进行对比，从而找到了批判现实社会的特殊视角。这种批判的滥用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表现地淋漓尽致。

但同时，儒家文化内部也有阻止乌托邦泛滥的因素，那就是道德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乌托邦式社会理想追求，就必须落实到个人的道德修炼之上。在儒家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中，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只有先做到“内圣”才能“外王”。即使在“外王”中蕴含着乌托邦目标，它也只是“内圣”自然达到的结果。这种把“内圣”看作“外王”和社会改造前提，持个人主义的道德修身会遏制乌托邦的泛滥。另一方面，儒家传统中，一直以来存在着很强的道德精英思想，即认为很难达到道德的完美境界。虽然理论上承认人皆可为尧舜，但由于各人的智力、天分和意志力的差异，使得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较高的道德境界。正如余英时所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这一传统的君子理想在今天看来似乎带有浓厚的精选分子的意味。因此，对于儒家知识分子来说，重要的是通过内圣外王去追求一个“仁政”的小康社会。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转化为毛泽东思想，它在结构上也出现了道德理想主义。以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例可一窥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过程，即如何把改造主观世界和“内圣”结合，追求外部的完美社会之理想如何落实到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道德高尚的共产主义新人之上。一旦马列主义儒家化，个人道德修养成为共产党员必须去追求的内在价值，而共产党又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少数人的精英组织，道德理想主义极易转化为道德精英主义。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愈是强调党员个人道德修养，越是注重共产党组织的精英性质，就越能遏制乌托邦主义魔化。相反，一旦反对道德修养，或取消党外有别，那就会出现群众性乌托邦的社会改造运动。

破四旧的红卫兵和雷锋分别属于两种典型。当每个人心对道德完美社会之追求仅促使自己去当雷锋时，还属于道德精英主义，并不要求普通老百姓有精英那么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样共产主义原则至多只是在精英分子中实现而不会无限推广，广大百姓可以考虑私利，利己主义仍然可成为一种经济的推动力。这样也就限制了乌托邦社会改造的范围。而红卫兵运动则强迫每个人破私立公，这是精英主义被破坏，乌托邦目标被魔化的体现。

今天，乌托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华民族终于从泛道德主义神话中醒来，开始理解社会主要是靠规范、差别和制度组织起来的。一旦取消差别、规范和私人利益，虽然克服了某些弊病，但也毁坏了社会本身。也许，任何一种组织规范、差别、私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只能用建立可修改规则的规则，设置新的制度和新差别来克服。乌托邦的目标本身虽然虚妄，但乌托邦中所包含的高尚的理想主义却是动人的。乌托邦幻灭所带来的也并非是一片虚无，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建的一部分。一百年来的乌托邦追求，用其壮丽的牺牲向中国人展示一个必须铭记的教训，这就是:传统本身并不可怕，但对传统的无意识才是真正可怕的。儒家的大同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征服了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人们从未怀疑实现这一理想可能带来的危害。但正是它作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事实上，乌托邦如果仅作为一个憧憬存在于文化中，它不仅无害，而且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某一种文化价值认为自己可以不经过科学批判精神的洗炼，而直接地转化为改造世界的行动，那么再美好的东西也会带来苦难。总而言之，社会的进步还是需要靠一点一滴的和平改革，而非大刀阔斧的“敢叫日月换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