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会通

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儒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这在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学理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涉中国当下与未来发展的文化战略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无疑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回顾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关系，西方学者分别基于不同视角提出了一些代表性的观点或立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最早研究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中国之关系的美国汉学家，他们首先是依据一种简单的直觉，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儒家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全盘抛弃和否定的立场，正如在政治领域所发起的革命一样。美国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A.Metzger)将这种立场概括为共产主义中国对于儒家传统文化的“革命学说”。

“革命学说”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 K. Fairbank)及其弟子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费正清在他的一部文集中认为，“儒家思想作为过时之物已被中国革命击败”[1]序2，“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得以发展的基础。变革势在必行。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应用农民的生活，农民及其生活方式都可以改造。这可以说是整个文明中的一场革命，一场思想革命，一场对传统的革命……中共利用了这种要求变革的压力”[1]314。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形势和革命潮流，从而获得了巨大发展和胜利。另外，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也指出，“中国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且确实在进行整个文化的转变”[2]。他在《剑桥中国史》中也谈道：由于西方的影响，传统的中国“进入了崩溃的时代……只是在二十世纪中期,由于马列主义通过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运用，一个新的历史性正统才得以建立”[3]。根据费正清的观点，儒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明是前现代的文明，它随着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而处于困境，在这种处境之下，中国的革命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来说是一场革命和彻底抛弃，用西方学者的话语来说，是“马克思—毛主义者的思想代替了垂死的孔学准则”[3]。

列文森也持这种观点，他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认为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历史条件下，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让中国人一方面抵抗外来入侵，另一方面又能彻底与传统观念决裂(即“反帝反封建”)。因此，放弃儒学是当时唯一的选择，而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他说：“这两种正统思想有着不同的本质。儒教的和谐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儒教的永恒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念，儒教的道德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范畴不是传统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4]144列文森曾经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且有影响力的比喻，即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对于“共产主义是否含有儒学的成分，以及如何评价孔子在现时代的地位”这两个问题，列文森明确反对“延续说”，而延续说认为“儒学仍将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思想或说儒学仍在新中国起着辅助性的作用”[4]325，因为列文森认为儒学研究的当代价值仅仅在于“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对象，而非历史研究的前提”[4]327。不过列文森也承认，共产主义中国虽然批判了儒学，但是也对儒学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阐释，即“共产主义者在寻求逝去的时光中发挥了作用，并有自己明智的策略和方法：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孔子的真相，置孔子于历史，从儒学的道到再现孔子的历史之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旅程”[4]343。列文森的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影响较大，一些美国学者也认为由于西方文明与儒家完全不同，西方文明的输入必然导致中国的变革。

“革命学说”的主要立足点是中国近代的历史语境，儒家文明影响下的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之下无力自救，只有马克思主义所领导的革命才取得成功，同时也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一并扫除，但是这种观点逐渐受到其他西方学者的批评，例如，墨子刻和雷蒙·迈耶斯认为，那种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和传统完全决裂的提法并不合理。他们批评了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毛泽东的中国》中的这种立场，后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极端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的姿态与过去决裂。他们也批评了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的观点，后者认为，从1915—1927年，反传统观念者所攻击的传统准则经历了全面崩溃过程,以致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容中,再也没有东西可以被采纳了[3]。墨子刻和雷蒙·迈耶斯反对“革命学说”，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情感上仍然是传统儒家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因此在情感上仍然同传统文化有联系。

费正清自己也逐渐改变了“革命学说”，例如，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指出，中国改革者的一些做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传统孔孟之道。他说：“政治科学家分析了从梁启超、严复到毛泽东、邓小平等所有的改革家对于民主的共同看法。这种看法承袭了乐观的孔孟之道(人是可以教育的)，认为良好的政府靠的是统治者与全体个人即人民的利益的自然和谐，彼此都争取国家福利(富强)。”

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具体语境相结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墨子刻在《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中说，“他们(西方学者)或许已经成功地表明，儒学传统的基本理想同任何其他文化传统一样高贵，对现代世界一样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在认识论上一样能够替自己辩护”[5]8。他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说最终表达和实现了传统的相互依赖精神，而不只是一些明显的理论和策略转变，如毛泽东强调农民是一种革命力量等等……毛泽东教给世人的或许是：一个政府要想动员广大的农村人口，就必须继承本国道德理想的遗产，这种遗产有时能够使政府适应复杂组织的需要”[5]217-218。

另外，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再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指出了孔子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相似之处，他说，“儒家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虽有很大差异，也有很多类似之处……谁要是不懂得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6]。他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写道，“中国社会建立在这样的古老结构的基础之上，其社会秩序和政治价值观根深蒂固”，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来“阐明在混杂的现代化条件下的革命进程”[7]。伦敦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 R.Schram)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写道：“毛确信，中国文化是一项伟大的，也许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历史成就。这种成就加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他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用渊源于民族传统的思想和价值去丰富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传统主义去取代它。”[8]2施拉姆指出了毛泽东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成分和中国传统思想成分的融合，他说，“在人民共和国的头几年里，他依然把源于西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心要编织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结构的经线和纬线”[8]47。

美国汉学家郝大维(David L.Hall)和安乐哲认为，“儒家不是一种可以孤立理解的学说，也不是某种信仰构造，实际上它是人类一个特定社群的、持续发展的叙述，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和生活的‘方式’，或者说是一个不间断的思想和生活之道”[9]8。他们认为，儒学的这种松散性，使得不同时代的思想可以吸收儒学于其中，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他们说道，“在毛泽东思想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重新规定了这样一种学说：根据大部分的解释，它具有普救论的抱负，成为一种‘新’的新儒学”[9]8，“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自由主义的民主价值主要是启发的构造，通过这种构造，更加根本的中国传统价值被重新发现和更新，不时重新被激发出活力”[9]8。根据这种观点，儒家文明不是一套体系，而是特定人群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之道，它可以被吸纳到不同的时代潮流之中，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执政期间，它们也被吸纳到其中。郝大维和安乐哲认为：“在中国，拥护者们把马克思主义塑造成一种可以多方取用的意识形态，用以合理说明精英主义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形式。这样的事例在中国近代史上屡见不鲜，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却更是传统的儒家型的。”[10]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成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方式有很多可以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根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其复杂性：一方面同小农经济、地方势力相结合，一方面又对家族制度进行批判：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思想的某些因素，一方面又是反传统、反封建的。美国汉学家狄百瑞(W. T. de Bary)认为：“尽管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种反儒话语，而且‘毛泽东思想’与儒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毛泽东和其同志仍然乐于利用传统政治文化中留存下来的诸如道德理想主义的因素来为己服务。”[11]狄百瑞还列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例如，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呼吁干部要效仿儒家的修身方式，并且引用了《大学》的话语。印度马克思主义者索巴纳尔·古普塔(Sobhanlal D. Gupta)在《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与革命：亚洲经验》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站稳脚跟主要是通过由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化进程来实现的。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微妙互动”[12]32，“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象，即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12]33。

杜维明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处境，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反传统和西化，但是我们又不甘心做作为敌人的西方列强的学生，我们又不能守着传统以自救，使得原本影响并不大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开花结果。不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主张反传统，但是在实践中并未能和传统相分离。杜维明认为，“毛泽东试图传达的信息是反传统主义的，他设想的是共产主义。然而，他首先仍然是传统主义者。他的美学情感、生活作风、政治技巧、自我形象以及概念工具都在他对中国诗词、小说、历史、思想的谙熟中得以反映”[13]。杜维明指出，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是儒家，如果把毛泽东著述中所引用的语言全部收集起来，发现毛泽东引用儒家经典占据了大部分，因此说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是儒家。杜维明的观点是，虽然毛泽东是反儒家的，但是他也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并且发展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他一些西方学者也探讨了毛泽东思想与传统儒家哲学的关系。例如，美国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从王阳明哲学的视角来论述毛泽东思想。瑞典汉学家罗多弼(Torbjorn Loden)对于戴震、朱熹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且还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出版《马克思主义、新儒家和文学》《反思传统：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学说》等。法国汉学家朱利安(Stanislas Julien)在《画中影：恶与反》中评析了毛泽东的矛盾论，他认为毛泽东对于矛盾概念的理解同中国传统思想的辩证法思维有内在联系，关注于具体和动态的情境。朱利安还认为，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伟大的政治领袖，懂得运用辩证法来进行政治策略的权衡。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仅仅是一种表层现象，而实际上，儒学思想潜在地影响或者促进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在众多的西方视角中，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立场。

第一，契合论，认为近代中国人民之所以在各种纷繁的外来理论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契合了儒家传统思想。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中国社会史》中指出：“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任何超出人类认识之外的现实均采取否定态度，所以它似乎就更符合中国思想的一种定势……在所有的西方哲学中，马克思主义无疑距中国思想之基本方向最近。”[14]572“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形成了某种对理想国的向往，而这类向往又应追溯到千年至福的古老传统。”[14]578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也发表了相似的观点，他说，“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它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比如儒家是合理主义、权威主义的——是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15]213。并且，“在中国过去儒教所培养起来的思想是个人服从全局，承认权威，其对象就是父母、长辈、帝王、领导等，情况各有不同。从这里引申出品德高尚的人君子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天这种认识。这种人生观和秩序观被归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道德上的政治理念……这种精神，今天在共产化的中国，可能仍然在其民族性格的深处活动着，我想正因如此，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还有社会本身，很自然地作为人们奉献忠诚的对象而被接收下来”[15]216。

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T. M. Needham)也持这种立场，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很大原因是因为新儒家的哲学(例如朱熹)同辩证唯物主义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新儒家的哲学是一种有机主义而非机械主义的唯物主义，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会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如此的亲近，从而非常愿意接受。杜维明也认为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是契合的，但是不能简单地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而要具体探讨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之处。杜维明认为有以下一些契合：“其一，它们都是想要改变世界，而不是仅仅来了解世界的；其二，它们都是全面的、整合的意识形态，各个方面都可以包容在内。”[16]

第二，相融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诸多方面是相融的。美籍华裔学者王国斌在《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认为：“如果与西方传统进行比较，儒家的理想与共产党的理想之间的相似性就清楚地出现了……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土地重新分配的最伟大胜利。儒家的目标是调节人民生活和教化人民的心智，而1949年以后的共产党也有相似的目标。尽管这些目标的实质与形式均已改变，但是国家对人民的基本责任，即塑造人民的个性、创立社会的和经济的保障等，仍旧是中国悠久传统的一个部分。”[17]

费正清和美国历史学家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们指出：“尽管儒家的自我修身养性并不涉及群体，它强调用道德手段改善人的本性的可能性……延安的思想改造使用了传统的中文术语，并借助了儒家的约束力。按照刘少奇的观点，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必须通过自我修养、通过‘独自反省’来训戒自己，从而能够灵活机智地服从党的领导。”[18]

第三，暗含论，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暗含着儒家思想的一些因素。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分析了儒家思想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潜在关联。他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可以被理解为子对父(传统“君父”观念)的直接侵犯，这虽然表面上似乎有违儒家，但其动员手段却和传统手段比较类似[19]。贝拉在《基督教和儒教中的父与子》一文中说道，“为此，在儒教传统的残存因素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微妙辩证法有助于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动力机制”[20]。按照贝拉的分析，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虽然表面上对传统儒家思想采取革命和抛弃的立场，但是共产主义道路和儒家思想之间却具有一种隐秘的关系，在中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之后，儒教的现世理性主义和政治系统的意识形态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也有一定的关联。成中英也认为，即使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否定，但它们仍然潜藏于中国人的深层意识中[21]。

尽管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的差异，例如，美国历史学家德里克(Arif Dirlik)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倒转了传统的儒家历史观。虽然……这两种历史观进行比拟是可能的，但是更为重要的考量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及历史概念与儒家是截然相反的。”[22]不过总的趋势是，更多西方学者还是认同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隐含关联。

当代很多西方学者开始展望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并论述儒马会通对于未来中国发展的积极意义。狄百瑞提出了“儒学之涅槃”的口号，他认为，五四运动和文革一度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后来逐渐纠正了这一倾向，而重视文化传统。他说，“‘文革’时期的恐怖和它带来的创伤实际上从来也没有掩藏得很深。‘文革’之后，这一切越发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因此，中国的种种问题也变得越发明显了。但是，中国人摆脱困境的决心和生存的意志也同样显而易见。凭借着坚强的意志，中国人曾经战胜了过去的许多错误和不幸。以凤凰涅槃作为象征的文化传统不论存在什么样的缺点，中国人依然凭借它一次又一次地从失败和灾难中崛起。因此，我们不能低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23]。根据狄百瑞的观点，即使曾经在某一段时间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儒家传统的深度和稳固性是不可忽视的，中国必须正视这一现状，让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化中得到凤凰涅槃，来帮助中国走出一次又一次的困境和迎接新的挑战，经过现代转化的儒家传统不是累赘，而是中国发展所必须借助的力量。狄百瑞还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展望：“然而，衡量他们成功的标准，并不在于他们多频繁地援引‘亚洲价值’、儒家孝道，或社群主义理想，那些东西不过是维持强大国家机器的不坠。衡量的标准在于，他们如何有助于在恰当的时机、以适宜的程序建设一套政治和社会基本架构，这套制度要符合西方和儒家文明的标准，要提供一套保护个人与群体的权利的独立司法制度，要保存好那些依然可以滋养儒家式个人尊严的中国传统因素。”[11]124

汤因比则指出，如果中国能够把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相融合，找到一条新的道路，那么中国化的共产主义道路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他认为，“中国化了的共产主义和中国化了的佛教一样，会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有很深影响，并会使其有很大的改观。”[15]281-282汤因比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中国似乎在探索一条中间道路……如果共产党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24]

汤因比还分析了要把儒家传统思想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社会受到西欧社会的冲击，处于危机之中。由此必须进行“强行军”，也就是大跨步的发展来赶上欧美，这种飞速发展需要高度纪律来保证。“共产主义恰好提供了这种纪律，因此对于一个想要尝试吸收和同化其他文明并必须获得成功的社会来说，共产主义便是有用的宗教。况且，社会本身如不迅速进行彻底改革，这个社会将要面临全面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更是如此”[15]213。汤因比对中国进行了展望，他说，“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25]。

美国学者盖伊·阿利托(Guy Alitto)在《为当代世界重建儒学》一文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儒家”的概念，他认为，“但在某些方面，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儒家’与新儒家有着共同的事业。他们认为，更多的‘儒家’因素应该融入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构建儒家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儒家复兴中有一些因素可以有益于党的国家……”[26]。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布洛赫(Ernst Bloch)在其《希望的原理》(1959)中，创新性地吸收了孔子的思想，并作为其中一种理论资源来建构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可以看作德国学者把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合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中国学者也在西方世界发表论著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的融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汤一介先生的英文著作《哲学文化问题选集》(Anthology of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Issues)，其中一章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引起较大的反响。另外，陈维纲在其《儒家马克思主义：对宗教与全球正义的反思》(Confucian Marxism: A Reflection on Religion and Global Justice，2014)则提出了“儒家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批判了马克斯·韦伯的基本立场：非西方的社会由于缺乏公民传统，因此只能通过权威机构来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意味着只有西方才能将政治稳定和普遍正义相结合，而陈维纲试图用“儒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来解答如何构建中国式现代民主的问题。相信，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对于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问题，将会得到更好、更全面的阐释。

中国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和成就，而在当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学理问题之一是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使之进一步实现中国化。如果说在过去传统儒家思想只是潜在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作用，那么如今则是如何有意识地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复兴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中国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之探讨至今仍在继续，甚至已经超出了学理性的研究，而与当下中国的文化战略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国内外学者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在进行现代转型之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能够和马克思主义相会通，从而开创一种独特而崭新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形态，并且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性发展。西方学者们关于儒马之辨的各种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启发，不过这些观点毕竟只是“它山之石”，归根结底，中国人民更需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现实语境和思想语境，进行富有创造力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活动，从而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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